编辑部的话（节选）
斯大林
〔说明〕载于一九〇一年九月 《斗争报》创刊号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靠书本和小册子进行小组活动渐渐不可能了，这首先是由于宪警的迫害，其次也由于工作的实际要求。只要有人被捕，鼓动工作就会松懈下来，要和工人保持联系，要时常到工人那里去，就成为不可能了，然而工人对于许多迫切的问题却盼望得到解释。残酷的斗争在工人周围进行着，政府用一切力量对付工人，而工人却无法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时局，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往往只要临近某工厂遭到小小的挫折，就会使具有革命情绪的工人消沉下去，对前途失掉信心，于是领导者又得重新吸引他们来参加工作。
……
如果工人中间有人以为合法报纸（无论这个报纸是在什么条件下出版的，也无论它的方针怎样）能代表他的利益，代表工人的利益，那末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关心”工人的政府对待合法报纸的手段是很高明的。一大群叫做书报检查员的官吏被派来专门监视这些报纸，只要有一丝真理的光芒从缝隙里透露出来，他们就用红墨水和剪刀来对付。一道一道的训令雪片似的飞到书报检查局：“不得放过任何一点有关工人的消息，不许登载某某事件，不准讨论某某问题”，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报纸是不能真正办好的，工人要想在报纸上，哪怕是从字里行间寻找一点有关工人问题的报道和正确的评价都是徒劳无益的。假使有人认为工人可以利用某一合法报纸上面仅仅由于刽子手检查员的疏忽而放过的寥寥几行顺便涉及工人问题的文字，那末应该指出：谁要把希望寄托在这样的片言只字上面，谁要靠这些零碎消息来建立一套有系统的宣传工作的话，那就证明他是不通事理的。
[1] 社会民主党的秘密报纸《斗争报》社论。
[2] 《斗争报》是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列宁火星派用格鲁吉亚文秘 密出版的第一个报纸。《斗争报》的发起人是斯大林。关于创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秘密刊物的问题，格鲁吉亚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麦撒墨达西社”中革命的少数（斯大林、克泽霍越里、楚鲁启则）从一八九八年起就进行斗争，反对该社机会主义的多数（饶尔丹尼亚等人），而《斗争报》的出版就是这一斗争的结果。《斗争报》在巴库秘密印刷所排印，这个印刷所是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的革命派责成斯大林最亲近的战友克泽霍越里设立的。该报出版方面的实际工作也由克泽霍越里负责。《斗争报》上关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和策略问题的指导性论文都是斯大林写的。《斗争报》出了四期：创刊号于一九〇一年九月出版；第二、三两期的合刊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二月间出版；第四期于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出版。除《火星报》之外，《斗争报》是俄国最好的马克思主义报纸，它坚决主张南高加索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必须和全俄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紧密联系。《斗争报》也像列宁的《火星报》一样，捍 卫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宣传了社会民主党组织必须转而进行群众政治鼓动工作和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坚持了应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列宁思想。《斗争报》在反“经济派”的斗争中，论证了建立工人阶级统一的革命政党的必要，并揭露了自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者。列宁的《火星报》曾指出，《斗争报》创刊号的出版是一个极重大的事件。
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节选）
〔说明〕载于1901年11—12月 《斗争报》第2—3号
本文没有署名 原文是格鲁吉亚文
从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注意到最终目的，并为这个目的所眩惑而完全忽视或者否认在他们眼前展开的现实的工人运动；而某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则恰好相反，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只放在自发的工人运动及其日常需要方面。当时（五年以前）俄国工人的阶级觉悟是很低的。俄国工人还刚刚从百年大梦中觉醒过来，他们的眼睛习惯于黑暗，当然看不到第一次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他们没有什么大的需要，他们的要求也不高。俄国工人还只是要求稍微增加工资或缩短工作时间而已。至于必须改变现存制度、必须消灭私有制、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一切，俄国工人群众是一点概念也没有的。他们也不大敢想到结束全俄人民在专制政权下所过的苟延残喘的奴隶生活，不大敢想到人民的自由和人民参加管理国家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俄国主党的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另一部分人却醉心于经济斗争，醉心于局部地改善工人状况的斗争（例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甘愿把自己的伟大职责、自己的伟大理想完全忘掉。
这后一部分人也象他们西欧的同道者（所谓伯恩施坦派）一样地说：“对我们来说，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注：爱·伯恩施坦的这一修正主义公式，最早是在他1898年1月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来的。）工人阶级究竟为了什么进行斗争，他们根本不去过问，只要有斗争就行了。于是所谓舍本逐末的政策就盛行起来了。结果有一天彼得堡《工人思想报》[3]竟然宣称：“我们的政治纲领就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恢复六月二日法令[4]所废除的节日。”（！！！）（作者注：必须指出，最近彼得堡“斗争协会”及其报纸编辑部已抛弃了自己原先那个纯经济的方针，竭力把政治斗争的思想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中去。）
这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去领导自发运动，不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灌输到群众中去，不把群众引向我们的最终目的，反而成了运动本身的盲目工具；他们盲目地跟着一部分不够开展的工人走，只限于表达当时工人群众所意识到的那些需要和要求。一句话，他们是站在那里敲着敞开的大门，不敢走进屋子里面去。他们没有能力向工人群众说明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甚至没有能力向工人群众说明当前的目标是推翻专制制度，更可悲的是他们认为这一切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他们把俄国工人看成了小孩子，唯恐这种大胆的思想吓坏了俄国工人。不仅如此，依照社会民主党某些人的看法，实现社会主义并不需要任何革命斗争，所需要的只是经济斗争，只要有罢工和工会、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社会主义就算成功了。他们认为老的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学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些人说，当政权尚未转入无产阶级手中（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改变现存制度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彻底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其实它和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区别。譬如，据他们说，把社会主义纳入现存制度并不困难，每一个工会，甚至每一个消费合作社零售处或生产合作社，都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了。他们就想用这种补缀旧衣的荒唐办法来给受苦受难的人类缝制新衣！但最令人痛心而且为革命者所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这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西欧的老师（伯恩施坦及其同伙）的学说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居然恬不知耻地宣称：政治自由（即罢工、结社、言论等等自由）和沙皇制度是可以相容的，因而特别的政治斗争，即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单是经济斗争就足以达到目的，只要不顾政府禁令，更频繁地举行罢工，政府就会疲于惩治罢工者，罢工和集会的自由也就自然而然地到来。
可见这些假“社会民主党人”要想证明的是：俄国工人只应当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精力用在经济斗争上，而不应当追求各种“远大的理想”。在实践上他们的行动表明了，他们认为自己的天职仅仅是在某个城市里进行地方工作。他们对于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丝毫不感兴趣，反而认为组织政党是一种滑稽可笑的儿戏，会妨碍他们履行自己的直接“天职”——进行经济斗争。罢工、再罢工和为战斗基金募集几文钱，——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工作。
你们一定会以为，他们既然这样缩小了自己的任务，既然抛弃了社会民主主义，那么这些自发“运动”的崇拜者至少可以给这个运动做出许多成绩来。然而就在这点上我们也被欺骗了。彼得堡运动的历史使我们确信这一点。起初，在1895—1897年间，运动有过辉煌的发展和勇敢的迈进，以后就变为盲目的徘徊，最后竟至停滞不前。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经济派”为了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坚固组织的全部努力，必然会碰到政府当局的坚壁，而且总是碰得粉碎。警察的残酷迫害使得任何经济组织都无法存在。罢工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一百次罢工总有九十九次被警察的高压手段所扼杀，工人们被无情地赶出彼得堡，牢狱的墙壁和西伯利亚的严寒残忍地消磨着他们的革命精力。我们深信，运动之所以会这样停滞（当然是相对的停滞），不能只归咎于外部的条件，即警察的迫害，也要归咎于思想本身，即阶级意识发展方面的停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革命精力的减弱。
由于俄国工人在进行斗争时所打的旗帜仍然是一块写着争取一戈比的经济斗争口号的陈旧褪色的破布，他们就不能随着运动的发展深刻地了解斗争的崇高目的和内容，所以工人们也就不免以较少的精力、较小的兴趣、较低的革命热情来参加这个斗争，因为伟大的精力只是为了伟大的目的而产生的。
而且，要不是我国实际生活条件日益有力地推动俄国工人去进行直接的政治斗争，上述情况对运动造成的危害是会更大的。当时，哪怕一次小小的普通罢工，也向工人正面提出我们在政治上毫无权利这个问题，使他们与政权和武装力量发生冲突，并且清清楚楚地证明单靠经济斗争是不够的。所以和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的愿望相违背，斗争一天比一天更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觉醒了的俄国工人对于今天压得他们呻吟叫苦的经济和政治现状公开表示不满的每一尝试，他们想摆脱压迫的每一尝试，都能推动工人举行经济斗争色彩日益减少的游行。俄国的五一节为政治斗争和政治游行示威开辟了道路。于是俄国工人在自己原来的唯一斗争手段——罢工以外，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强有力的手段，即1900年规模巨大的哈尔科夫五一游行时第一次试用过的政治游行示威。
这样，俄国工人运动由于自己内部的发展，便从小组宣传和利用罢工进行经济斗争逐渐转上政治斗争和政治鼓动的道路了。
当工人阶级看见俄国其他社会阶级的人抱着争取政治自由的坚定决心登上斗争舞台时，这个转变就显著地加速了。
…… ……
在我们面前就开始了一个以政治斗争为主的时期。这种斗争对于我们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现存的政治条件下，经济斗争（罢工）是不能得到什么重大结果的。罢工在自由国家里也是一种有利也有害的武器：甚至在那里，工人虽然有各种斗争手段，即政治自由、坚强的工会组织和富足的基金会，但罢工往往还是以工人的失败而告终。至于我们这里，罢工却是一种要遭受逮捕和武力镇压的罪行，任何工会组织都要受禁止，因此我们这里的罢工只有抗议的作用了。可是就抗议而言，游行示威却是更有力的武器。在罢工期间，工人的力量是分散的，参加罢工的只有一个厂或几个厂的工人，至多只有某一种行业的工人；举行总罢工甚至在西欧也是非常困难的，而我们这里则完全不可能，但是在街头游行示威中，工人却能立刻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
由此可见，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对于问题的看法是多么狭隘，他们竟想把工人运动局限在经济斗争和各种经济组织的范围里，把政治斗争让给“知识界”、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去进行，而只让工人充当配角。历史教导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就只好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常常乐于利用工人壮健的手臂，但当胜利已经取得时，他们就把胜利的果实据为己有，使工人一无所得。如果我们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那么工人从这个斗争中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至于大学生和社会人士中的其他抗议者，其实他们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只要给他们一个能赋予人民些微权利的无伤大体的“残缺不全的宪法”，就足以使这些抗议者唱起另一种调子来颂扬“新”制度了。资产阶级时时刻刻惧怕共产主义的“赤色幽灵”，在一切革命中他们总是当事情刚刚开始时就力图把它结束。被工人吓坏了的资产阶级只要得到一点点于自己有利的让步，就向政府伸出调和的手，无耻地出卖自由事业。（作者注：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指那些已经背弃了自己的阶级而参加到社会民主党队伍中作斗争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是例外，他们是“白色的乌鸦”。）
只有工人阶级才是真正民主主义可靠的砥柱。只有工人阶级才不会由于获得某种让步而和专制制度妥协，才不会因为人家弹奏宪政琵琶、唱起甜蜜调子便麻痹起来。
因此，工人阶级是能够站在整个民主主义运动的前头，还是作为“知识界”即资产阶级的配角去做运动的尾巴，这对于俄国民主主义事业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在前一场合下，由于推翻专制制度，就会有一个广泛的民主宪法，这个宪法给工人、受压迫的农民和资本家以平等权利。在后一场合下，我们就只会得到一个“残缺不全的宪法”，这个宪法在践踏工人的要求、只给人民一种自由的幻影方面，将不亚于专制制度。
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节选）
〔说明 〕载于1904年9月1日《无产阶级斗争报》第7期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就采取了教权主义的形式。
同时，现代社会生活又在我们这里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民族问题。
当年轻的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感到自己很难和“外国”资本家进行自由竞争时，它就通过格鲁吉亚民族民主主义者开始嘟哝起什么独立的格鲁吉亚来了。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想用关税壁垒保证格鲁吉亚市场，用强力把“外国”资产阶级从格鲁吉亚市场赶出去，用人为的方法提高物价，并用这种“爱国的”手腕在发财的角逐场上求得成功。
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目的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不用说，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力量，而这种力量就在无产阶级身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给被阀割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注入生命力。必须把无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于是“民族民主主义者”就走上了舞台。他们费了许多气力来驳斥科学社会主义，对社会民主党人大肆诽谤，劝告格鲁吉亚无产者离开这些人，同时赞美格鲁吉亚无产阶级，劝它“为了工人本身的利益”设法加强格鲁吉亚资产阶级。他们一再恳求格鲁吉亚无产者说：不要毁灭“格鲁吉亚”（或许是指格鲁吉亚资产阶级？），忘掉“内部的意见分歧”，和格鲁吉亚资产阶级亲善起来等等。但这都是白费气力的！资产阶级政论家的甜言蜜语麻醉不了格鲁吉亚无产阶级！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者的无情攻击，特别是把俄罗斯、阿尔明尼亚、格鲁吉亚和其他民族的无产者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队伍的强大的阶级发动，给我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以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并把他们从战场上赶走了。”
“为了恢复被污辱的声名”，我们那些逃走了的爱国者“至少也得改变一下色彩”即使领会不了社会主义的观点，至少也得披上一件社会主义的外衣。果然，秘密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姑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机关报《格鲁吉亚报》[1]爬上了舞台！他们就想这样来诱惑格鲁吉亚工人！但是已经晚了！格鲁吉亚工人已经学会分清黑白，他们很容易就看破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只是改变了一下色彩”，并没有改变自己观点的本质，《格鲁吉亚报》徒有社会主义的空名罢了。他们明白了这一点，于是高声嘲笑格鲁吉亚的“救星”！《格鲁吉亚报》的那些唐·吉德式的希望并没有实现！
…… ……
上面我们所说的是不应该怎样解决“民族问题”。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社会民主工党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作者注：不妨指出，下面所写的都是对我们党纲上关于民族问题的条文所作的一些说明。）
首先必须记住，现时在俄国活动的社会民主党是把自己称为俄国（而不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显然它是想以此向我们表明，它不仅要把俄罗斯无产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而且要把俄国一切民族的无产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所以它将要采取一切办法来消灭耸立在无产者之间的民族壁垒。
其次，我们党已经消除了那笼罩着“民族问题”而把它弄得神秘莫测的迷雾，已把这个问题分解成各个因素，使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带有阶级要求的性质，并且在纲领中用条文的形式规定出来。这样，党就向我们清楚地表明：所谓“民族利益”和“民族要求”，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特殊的价值；这些“利益”和“要求”究竟有多少值得注意，是要看它们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发展向前推进多少或能够向前推进多少而定的。
…… ……
在以前，当我们还是集中主义者的时候，我们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无产者的共同生活条件上、放在他们的一致利益上的，而关于他们的“民族差别”，我们只是在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抵触的范围内来谈的；在以前，我们认为最首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俄国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一致的地方在哪里，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以便在这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俄工人的集中的政党。而现在，当“我们”已成为联邦主义者的时候，引起我们注意的却是一个新的最主要的问题：要弄清楚俄国各民族的无产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以便在“民族差别”的基础上建立各个民族的政党。这样，在集中主义者是次要东西的“民族差别”，在联邦主义者却成为建立各民族政党的基础了。
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再走下去，那末我们迟早就要得出一个结论：例如，阿尔明尼亚无产者的“民族的”和某些其他的“差别”是和阿尔明尼亚资产阶级的这些“差别”一样的；阿尔明尼亚无产者和阿尔明尼亚资产者具有同样的习俗和性格；他们组成一个民族，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这就离“共同行动的统一基础”不远了，不论资产者或无产者，作为同一“民族”的成员都应当站在这个基础上，互相亲密地携起手来。这时，专制沙皇的伪善政策可能被认为是这种友谊的“新的”明证，而关于阶级对抗的言论将被认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教条”。何况还有人会用他那富有诗意的手“更大胆地”发动暂时还存在于俄国各民族无产者中间的狭隘的民族琴弦，弹出他所需要的调子来。沙文主义的骗术将会博得信用（信任），朋友会被认作敌人，而敌人会被认作朋友，于是就要发生混乱，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也就要降低了。
这样，我们不是打破民族壁垒，而是依照联邦主义者的美意，用组织上的壁垒把它更加巩固起来；我们不是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向前推进，而是把它扔到后面，使它受到危险的考验。于是，专制沙皇“就要兴高彩烈”了，因为他永远也得不到像我们这样不取报酬的助手。
难道我们是要达到这样的结果吗？
最后，我们本来需要一个统一的灵活的集中的党，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会能在瞬息间发动全俄工人，并领导他们向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作坚决的冲击，可是有人却硬塞给我们一个畸形的、分散成各个政党的“联邦式的联盟”！他们给我们的不是锋利的武器，一而是生锈的武器，并保证说：你们用这个武器可以更快地消灭你们的势不两立的敌人！
你们看，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委把我们引到哪里去！
可是，因为我们不是要“巩固民族壁垒”，而是要打破这种壁垒，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生锈的武器，而是锋利的武器，以便根除现时的不公平制度，因为我们不是想叫敌人拍手称快，而是想叫敌人大吃苦头，并把他们消灭干净，所以很明显，我们应该撇开联邦主义者，而找出解决“民族问题”的更好的答案。
…… ……
《格鲁吉亚报》的“圣手”和某些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原来并不以第九条的这种意思为满足。他们要求“断然地”、“直接了当地”回答一个问题：“民族独立”对无产阶级有利还是无利？（作者注：见《格鲁吉亚报》第9期所载《老（即老朽！）革命者》一文。）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的形而上学者，他们喋喋不休地向当时的辩证论者问到雨水对于收成有益还是有害，要求“断然地”回答他们。辩证论者当然不难证明，这样提出问题完全是不科学的。对于这样的问题在不同的时间应该有不同的回答：雨水在天旱时是有益的，而在多雨时却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所以要求“断然地”回答这样的问题，显然是愚蠢的。
可是，这一类的例子并没有使《格鲁吉亚报》得到教益。
伯恩施坦的信徒们也曾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断然地（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合作社（即消费生产互助社）对于无产阶级有益还是有害？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难证明，这样提出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很简明地解释了：一切都以时间地点为转移，——在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已提高到应有程度的地方，在无产者已团结成一个强固的政党的地方，如果合作社是由党着手建立和领导的，那它对无产阶级就会有很大的益处；而在没有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合作社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是有害的，因为合作社能使工人产生小商人的倾向和行会的闭关自守心理，从而损害工人的阶级觉悟。
可是，这个例子也没有使“格鲁吉亚报派”得到教益。他们还更加固执地问道：民族独立对无产阶级有益还是有害？请你们断然地回答吧！
可是我们看到，那些能在各“异”族资产阶级中间产生和发展“民族解放”运动的条件，此刻还不存在，而且将来也不一定会出现，——它们不过是我们所假定的一些可能产生的条件罢了。此外，究竟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在那时会提高到什么程度，这个运动对于无产阶级有多大益处或害处，目前也无法知道！试问，有什么根据（《格鲁吉亚报派》先生们总是把自己的要求建筑在沙滩上，根本就想不到有人能够为自己的要求找到更坚固的基础！）来“断然地”回答这个问题呢？从什么地方能得出这样的回答？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断然地”回答，难道不是愚蠢吗？
很明显，这个问题必须让各“异”族人民自己去解决，而我们则应当为他们争取解决这个问题的权利。让各民族在必要时自己去决定：“民族独立”对他们有益还是有害？如果有益，那本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实现？只有他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 ……
（五）是“捍卫民族精神及其特性”吗？
但是，这种“民族精神及其特性”是什么呢？科学者早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证明了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有谁驳倒过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个观点吗？历史告诉我们，谁也没有驳倒过。因此，我们应该赞同上述的科学观点，应该同科学一起重复说：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既然如此，既然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那末不言而喻，对于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要加以任何捍卫，在逻辑上是愚蠢的，这种愚蠢必然会引起相应的、历史上的（不良的）后果。也许只有《格鲁吉亚报》，即“革命的格鲁吉亚社会联邦主义党的机关报”（见《格鲁吉亚报》第9期）才适于谈论这种“哲学的”蠢话。
〔注：*作者注：把自己称呼得这样奇怪的“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格鲁吉亚报》叙述说（见《格鲁吉亚报》第10期增刊第一号）：“今年春天，格鲁吉亚革命者，即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格鲁吉亚报》的拥护者、格鲁吉亚社会革命党人在国外集会并且……结成……格鲁吉亚社会联邦主义（党）。”……是的，正是这些一心一意轻视任何政治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崇拜政治的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否认任何恐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措施的《格鲁吉亚报》派，——正是这样形形色色和互相排斥的一群人，居然结成……一个“党”了！这样理想的杂凑班子，真是人们任何时候也想像不到的呀！这就是人们不会感到寂寞的地方！有些组织家认定，要把人们结合成一个党就必须有共同原则。他们弄错了！这一群形形色色的人向我们说；“党”所籍以建立的基础并不是共同原则，而是没有原则！我们不要“理论”和原则，不要这些奴隶的枷锁！这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用高谈哲理的口吻说道；我们把这些东西摆脱得愈快愈好。果然．这些人一摆脱了原则，一下子就建立了……一座纸房子——对不起——建立了“格鲁吉亚社会联邦主义党”。原来“七个半人”只要凑在一块，随时就能建立一个“党”！这班不学之徒、无兵之“将”竟空谈妄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的”等等，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是“沙文主义者”，我党高加索联盟“奴隶般地”服从党中央委员会
〔注：*应当指出，我党各个部分的一致行动，在某些神经失常的“分子”看来就是“奴隶般地服从”，医生断定说：这都是神经衰弱的结果。〕等等。（见格鲁吉亚革命者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这怎能不令人发笑。本来也不应该期待巴枯宁时代残留下来的老古董能做出什么好事情。什么树结什么果，什么厂出什么货。〕，
总结
民族问题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我们党是把民族问题分成了各个部分，吸取了这个问题中的精华，把它注入自己纲领的血管中，并藉此表明了在社会民主党内应如何解决“民族问题”，以便根本打破民族壁垒而片刻也不离开我们的原则。
试问，为什么需要单独的民族政党呢？或者：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籍以建立自己的组织观点和政治观点的社会民主主义“基础”究竟是什么呢？这种“基础”是看不出来的，而且也是不存在的。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是悬在半空中的。
他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一种方法是他们必须彻底抛开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而采取巩固民族壁垒的原则（联邦主义形式的机会主义）；另一种方法是他们必须抛弃党组织内的任何联邦主义，而大胆地举起消灭民族壁垒的旗帜，并团结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阵营中。
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存目）
各民族友爱万岁！（存目）
告公民书。红旗万岁！ （节选）
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五日
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委员会
印刷所印的传单原文刊印
署名：梯弗里斯委员会
沙皇政府早巳在竭力唆使无产者自相残杀，早已在竭力分裂总的无产阶级运动。所以它在哥美里、基什涅夫及其他地方组织了蹂躏少数民族的暴行。为了同一目的，它又在巴库挑起了兄弟自相残杀的战争。现在，沙皇政府又把视线投向梯弗里斯来了。它想在这里，在高加索的中心演出一出流血的惨剧，然后再搬到各地去重演！它唆使高加索各民族互相残杀，使高加索无产阶级淹没在自己的血泊里。多妙呵！沙皇政府洋洋得意了。它甚至散发传单,号召屠杀阿尔明尼亚人！它满以为成功在望。谁知在二月十三日那天，成千上万的阿尔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鞑靼人和俄罗斯人，好像偏要和沙皇政府作对，集合在万克教堂院子里发誓要“在反对离间我们的魔鬼的斗争中”互相支持，充分表现了万众一心的气概。有些人发表演说,号召“团结”，群众报以掌声。我们的传单散发了三千份。群众争先恐后地抢着阅读。群众的情绪高昂起来了。他们简直有意和政府为难，决定次日还在这个教堂院子里集合，以便再次“宣誓互相亲爱”。
武装起义和我们的策略（节选）
载于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五日
“无产阶级斗争报”第十期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革命运动“目前已经发展到必须举行武装起义的地步了”，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的这个估计日益证实是正确的。革命的火焰燃烧得越来越猛烈，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引起地方性的起义。洛兹的三天街垒战和巷战，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几万工人参加的、和军队发生过多次不可避免的流血冲突的罢工，敖德萨的起义，黑海舰队和里巴瓦港海军的“骚动”①，梯弗里斯的“一周”②，——这一切都是暴风雨来临的先兆。暴风雨迫近了，不可遏止地迫近了，不是今天便是明天就会在俄国爆发；它将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毁一切衰老腐朽的东西，洗掉俄罗斯人民身上那数百年来的耻辱——专制制度。沙皇政府最后的拚命挣扎：加紧采取各种镇压手段，在全国一半地区宣布戒严，大量增设绞架，同时对自由派发表诱惑的言论，假意允诺实行各种改良，——这一切都挽救不了它的历史命运。专制制度的灭亡指日可待，暴风雨必不可免。全体人民所欢迎的新制度已在萌芽，人民都期待它带来革新和复兴的气象。
① 一九〇五年六月至七月，黑海舰队的“波将金”铁甲舰、二六七号水雷艇、“胜利者乔治”铁甲舰和“普鲁特”教练舰相继举行起义。一九〇五年七月，拉托维亚里巴瓦港的海军举行起义。——译者注。
② 一九〇五年六月二十日，梯弗里斯开始总罢工。城内各处举行群众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言论出版的自由等等。六月末，总罢工有组织地结束了。——译者注。
“工厂立法”和无产阶级斗争（节选）
当然，无产阶级是丝毫也不会把已经争得的权利让给老板的，所以上述法命中所说的废话，始终不过是一些可笑的废话罢了。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条文，无产阶级可以好好地利用来巩固自己的阵地。这两项法令都说，凡每日工作时间超过八小时的地方必须给工作者两小时午餐的时间，然而大家知道，现在手工业者、店员和办事员并不是到处都可享受两小时的休息的。这两项法令同时还说，凡十七岁以下的青年除这两小时外，还有权每天离开商店或工厂三小时去上学。这对于我们的青年同志当然是一种很大的方便……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一定会好好地利用十一月十五日法令中的这种条文，一定会好好地加强自己无产阶级的斗争，并将再次向全世界证明：
必须用魔鬼的剑去砍掉魔鬼的头。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节选）
生活中新产生的、一天天成长的东西是不可克服的，要阻止它的前进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例如无产阶级，既然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生活中产生并且一天天成长起来，那末不管它今天怎样弱，怎样小，归根到底是会胜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成长、壮大、前进。反之，生活中衰老的、走向坟墓的东西是必遭失败的，哪怕它今天还显得是一个强壮的力量。这就是说，例如资产阶级，既然它在逐渐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后倒退，那末不管它今天还怎样强，怎样大，归根到底是必遭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为生活中的累赘。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辩证原理：凡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即日益成长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凡是日益腐朽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因而是必遭失败的。
举一个例子来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了一场大争论。当时民粹派硬说：能够担负起“解放俄国”这个任务的主要力量是乡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质问他们：为什么呢？民粹派说：因为乡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现在占大多数，而且他们的生活又穷又苦。
马克思主义者回答说：是的，乡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目前确实占大多数，他们确实是穷，但问题难道在这里吗？小资产阶级早已占大多数，但直到今天，他们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没有无产阶级的帮助，就没有表现过任何的主动性。为什么呢？因为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是在成长壮大，相反地，是在日益解体和分化为资产者和无产者。另一方面，很明显，穷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决定意义：“流浪汉”比小资产阶级更穷，然而谁也不会说他们能担负起“解放俄国”的责任。
由此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哪一个阶级今天占大多数，或者哪一个阶级穷些，而在于哪一个阶级在壮大，哪一个阶级在解体。
既然无产阶级是唯一的不断成长和不断壮大的阶级，是唯一的将社会生活向前推进、把一切革命分子聚集在自己周围的阶级，那末我们必须承认它是现时运动中的主力，应该加入它的行列，把它的先进的愿望当做自己的愿望。
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回答的。
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是辩证地观察生活，而民粹派是形而上学地大发议论，把社会生活看成停滞不前的东西。
辩证方法就是这样观察生活发展的。
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格鲁吉亚文版序言（节选）（1907年2月10日）
按该书原文刊印
署名：柯巴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孟什维克通过马尔丁诺夫说，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它是法国革命的重演，既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那末我国革命也就应当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领导权，——这是有害的空想……”“无产阶级应当跟着资产阶级极端反对派走。”（见马尔丁诺夫“两个专政”）
而布尔什维克说，固然，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决不是说，它是法国革命的重演，它应当像法国那样一定要由资产阶级领导。在当时的法国，无产阶级是觉悟不高的没有组织的力量，因此革命的领导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而在我国，无产阶级是觉悟较高的有组织的力量，因此它已经不满足于充当资产阶级附属品的角色，而要作为一个最革命的阶级来领导当前的运动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不是空想，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无产阶级实际上正在把不满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谁劝它“跟着资产阶级反对派走”，谁就是剥夺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谁就是把俄国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的工具（见列宁“两个策略”）。
…… ……
我们意见分歧的第二个问题是：自由资产阶级是不是至少可以作为无产阶级在目前革命中的同盟者呢？
布尔什维克说，不可以。固然自由资产阶级在法国革命中曾起过革命的作用，但这是因为那里的阶级斗争没有这样尖锐，无产阶级的觉悟不高,它满足于充当自由派附属品的角色；而在我国，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无产阶级的觉悟高得多，它不能满足于充当自由派附属品的角色。凡是无产阶级自觉地进行斗争的地方，自由资产阶级就不再是革命的了。因此，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所吓倒的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便想托庇在反动派的卵翼之下。因此，他们反对革命甚于反对反动派。因此，立宪民主党宁愿和反动派结成联盟来反对革命，却不愿和革命结成联盟。是的，我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辩护人立宪民主党人是反动派的同盟者，是革命的“文明”敌人。贫农却完全不然。布尔什维克说，只有贫苦农民才会向革命的无产阶级伸出手来，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在目前革命的整个时期和无产阶级结成牢固的联盟。无产阶级也应当支持他们去反对反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如果这两支主力结成联盟，如果工人和农民互相支持，革命的胜利就有了保证。否则，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布尔什维克无论在杜马内或在杜马外即在初选阶段都不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因此，布尔什维克无论在选举中或在杜马内只支持革命的农民代表去反对反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因此，布尔什维克只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在杜马中革命部分的周围，而不把他们团结在整个杜马的周围。因此，布尔什维克不支持任命立宪民主党人组阁的要求。（见列宁“两个策略”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
孟什维克的议论却完全不同。他们说，自由资产阶级固然摇摆于反动和革命之间，但归根到底，它仍然会靠近革命，仍然会起革命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法国自由资产阶级起过革命的作用，因为它是站在反对旧制度的立场上的，所以不得不靠近革命。依照孟什维克的意见，不能把自由资产阶级及其辩护人立宪民主党人叫做目前革命的叛徒，他们是革命的同盟者。这就是孟什维克在选举中和在杜马内都支持他们的缘故。孟什维克硬说阶级斗争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凌驾于共同斗争之上。正因为如此，他们号召人民群众团结在整个杜马的周围，而不只团结在杜马中革命部分的周围。正因为如此，他们全力支持任命立宪民主党人组阁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孟什维克甘愿把最高纲领视之脑后，削减最低纲领，并放弃民主共和制，只求不吓跑立宪民主党人。
彼得堡的竞选和孟什维克（存目）
立宪民主党人专制还是人民专制？（存目）
谁应当在革命时期掌握政权呢？哪些阶级应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掌舵呢？人民，无产阶级和农民！——布尔什维克过去和现在都这样回答。依照他们的意见，革命的胜利就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专制），以实现八小时工作制，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并确立民主制度。孟什维克否定人民的专制，而对于谁应当掌握政权的问题，在这以前一直没有直接回答过。现在，当孟什维克公然转向立宪民主党人的时候，他们才比较大胆地宣称，掌握政权的应当是立宪民主党人，而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
德国工人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 （节选）
一八七○年，年轻的党受到了第一次考验。对法战争爆发了，德国政府向国会要求战费，倍倍尔是国会议员，对战争不能不明确地表示赞成或反对。倍倍尔当然知道战争仅仅对于无产阶级的敌人有利，可是德国社会的各阶层，从资产者到工人，都充满了错误的爱国热情，把拒绝给政府拨款叫做背叛祖国。但是倍倍尔不顾这种“爱国”偏见，不怕逆流而进，他在国会讲坛上大声地宣称：我是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我不赞成战争而赞成各民族友爱；我不赞成与法国工人为敌而赞成我们德国工人和他们团结起来。甚至工人方面对倍倍尔的大胆发言也报之以责骂、嘲笑和蔑视。但是忠于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倍倍尔一分钟也不垂下旗帜去迁就自己的弟兄们的偏见，相反地，他用各种办法努力提高他们，使他们能够清楚地认识战争的危害性。后来，工人们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于是更加爱戴他们自己的刚毅坚强的倍倍尔。政府却因此赏了他两年徒刑，然而他在监狱里也没有虚度光阴，写成了“妇女和社会主义”这一名著。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党又受到新的考验。被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所震惊的德国政府颁布了“反社会主义者特别法”，破坏党和工会的组织，毫无例外地封闭所有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取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昨天还是合法的社会民主党今天就被打入地下了。政府想用这一切手段来挑逗社会民主党进行不会成功的徒然有害的发动，使它丧失斗志，然后一举而歼灭之。当时要有非凡的坚定和卓越的远见，才不致张皇失措，才能及时改变策略，才能理智地适应新的条件。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上了挑拨的当而热中于无政府主义。另一些人则完全庸俗化，堕落成自由派。可是倍倍尔始终如一地站在岗位上，鼓舞了一些人，节制了另一些人的不理智的热情，揭穿了又一些人的空论，灵活地引导党沿着真理的道路一直前进，再前进。过了十年，政府只得对工人运动日益增长的力量让步，废除了“特别法”。倍倍尔的路线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纪最初十年党又受到一次考验。社会民主党中的温和分子迷惑于工业的高涨和比较容易取得的经济胜利，开始否认不调和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他们说，不需要不调和性，不需要革命，需要的是各阶级的合作，我们需要和资产阶级及政府妥协，和它们一同修补现存的制度，因此让我们投票拥护资产阶级政府的预算吧，让我们参加现存的资产阶级政府吧。温和分子就这样破坏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和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策略。倍倍尔知道这种情势的全部危险性，便和党的其他领袖一同向温和分子宣战，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在德勒斯顿代表大会（一九○三年）上，他宣布了革命的斗争方法的必要性，彻底击败了德国温和派领袖伯恩施坦和福尔马尔。次年，在阿姆斯特丹，在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面前，他再度宣布了不调和的斗争的必要性，击败了国际温和派的领袖饶勒斯。从那时起，他就没有让“党的温和敌人”安宁过，而是使他们在耶拿（一九○五年）和纽伦堡（一九○八年）接二连三地失败。结果，党经过内部斗争以后更加统一而强有力了，异常地巩固了，大规模地发展了，所有这些主要应归功于这位奥古斯特·倍倍尔……
但是倍倍尔并不满足于仅在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他在德国国会中发表霹雳般的演说，斥责腐败的贵族，摘下自由派的假面具，暴露“帝国政府”的罪恶，他在工会中的多年活动，——这些都说明倍倍尔是无产阶级的忠实的捍卫者，只要哪里斗争在沸腾着，只要哪里需要他蓬勃的无产阶级的精力，他就出现在哪里。
这就是德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者这样尊敬倍倍尔的缘故。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节选）
二、民族运动
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前进时形成为民族的。
但是，西欧各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英吉利、法兰西等民族同时就是英吉利等国家。处于这一过程以外的爱尔兰并不能改变总的情景。
东欧的情形却有些不同。当西欧各民族发展成国家的时候，东欧却形成了多民族的国家，即由几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奥匈帝国和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在奥地利，当时政治上最为发展的是德意志人，于是他们就负起了把奥地利各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的任务。在匈牙利，最能适应国家组织性的是匈牙利各民族的中坚——马扎尔人，于是他们成了匈牙利的统一者。在俄国，是以历史上形成的强大而有组织的贵族军事官僚为首的大俄罗斯人担负了统一各民族的使命。
东欧的情形就是如此。
只有在封建制度还没有消灭、资本主义还不大发达、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各民族在经济上还没有结合成完整的民族的条件下，才能有这种特殊的国家形成方式。
可是资本主义在东欧各国也开始发展起来了。商业和交通日益发达，大城市相继出现，各民族在经济上逐渐结合起来。资本主义闯进了被排挤的各民族的平静生活中，惊醒了它们，使它们行动起来。报刊和剧院的发展，莱希斯拉特（奥地利）和杜马（俄国）的活动，都加强了“民族意识”。新兴的知识分子充满了“民族思想”，并在这方面进行活动……
但是那些觉醒起来要求独立生活的被排挤的民族已不能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了，因为它们在自己的道路上碰到了早已居于国家领导地位的统治民族中的领导阶层极其强烈的反对。它们来迟了！……
奥地利的捷克人和波兰人等等，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等等，俄国的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等等就是这样形成民族的。在西欧（爱尔兰）是例外的，在东欧却成了通例。
西欧的爱尔兰用民族运动回答了这种例外的情形，东欧已觉醒的各民族也不免要这样回答。
推动东欧各个年轻民族去进行斗争的情况就是这样形成的。
其实，斗争并不是在整个民族和整个民族之间，而是在统治民族的和被排挤民族的统治阶级之间开始并激烈起来的。通常是被压迫民族中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大资产阶级（捷克人和德意志人），或者被压迫民族中的农村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地主（波兰的乌克兰人），或是被压迫民族中的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执政贵族（俄国的波兰、立陶宛、乌克兰）。
资产阶级是主角。
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看来，市场是基本问题。它的目的是销售自己的商品，战胜和自己竞争的异族资产阶级。因此，它力求保证自己有“自己的”“本族的”市场。市场是资产阶级学习民族主义的第一个学校。
但问题通常不仅限于市场。统治民族中的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官僚常用他们“只捉不放”（注：只捉不放是形容沙俄时代警察专横的成语，出自格•伊•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岗亭》。小说中描写一个名叫梅穆列佐夫的警察，滥用职权，动辄捉人，不肯释放。）的方法干预斗争。于是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不论小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就有可能“更迅速地”“更坚决地”制服自己的竞争者。“力量”既日趋统一，限制“异族”资产阶级的一连串办法以至高压手段也就开始实行起来了。斗争由经济范围转入政治范围。限制迁徙自由，限制语言使用，限制选举权，减少学校，限制宗教活动等等办法纷纷加到“竞争者”的头上。当然，采取这种办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可以说是为了执政官僚们特殊集团的目的。但结果都是一样：资产阶级和官僚在这种场合总是携手并进的，不论奥匈帝国或俄国，情形都是如此。
被压迫民族中受各方面排挤的资产阶级自然要行动起来。它向“下层同胞”呼吁，开始高呼“祖国”，把自己的私事冒充全民的事情。它为着……“祖国”的利益而在“同胞”中间给自己招募军队。“下层”对这种号召并非始终不理，有时也在资产阶级旗帜的周围集合起来，因为上层的高压手段也在触犯它们，引起它们的不满。
民族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
民族运动的力量取决于该民族广大阶层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参加运动的程度。
无产阶级是否站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面，这要看阶级矛盾的发展程度，要看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觉悟的无产阶级有自己的久经考验的旗帜，它用不着站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下面去。
至于农民是否参加民族运动，这首先要看高压手段的性质。如果高压手段触犯到“土地”利益，象在爱尔兰发生过的情形那样，那么广大农民群众就会立刻站到民族运动的旗帜下面去。
另一方面，如果说在格鲁吉亚没有较为严重的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那这首先是因为那里没有使群众产生这种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地主或俄罗斯大资产阶级。在格鲁吉亚有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但这是因为那里还有亚美尼亚的大资产阶级在打击着尚未巩固的格鲁吉亚小资产阶级，推动它走向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
以这些因素为转移，民族运动可能具有群众性而愈益扩展起来（爱尔兰、加里西亚），也可能变成一连串的小冲突，流为无谓的争吵和争取用本族文字写招牌的“斗争”（波希米亚的某些小城市）。
当然，民族运动的内容决不会到处一样，它完全取决于运动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要求。爱尔兰的运动具有土地问题的性质，波希米亚的运动带着“语言问题的”性质，这里要求公民权利平等和信教自由，那里要求任用“本族的”官吏或组织本族的议会。在各种不同的要求中往往透露出民族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特征（语言、地域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鲍威尔所说的包罗万象的“民族性格”这一要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民族性格”就其本身来说是不可捉摸的，约•施特拉塞尔说得对，“政治家对它是奈何不得的”。（注：见他的《工人和民族》1912年版第33页）
民族运动的形式和性质大致如此。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斗争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也能把无产阶级吸引到民族运动中去，那时民族斗争表面上就会带着“全民的”性质，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质上这个斗争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是有利于和适合于资产阶级的。
但决不能因此说无产阶级不应当反对民族压迫政策。
限制迁徙自由，剥夺选举权，限制语言使用，减少学校以及其它种种高压政策使工人受到的损害并不比资产阶级所受到的少，甚至还要多。这种情形只能阻碍被压迫民族内无产阶级精神力量的自由发展。当鞑靼工人或犹太工人还被禁止用本族语言开会和演讲，他们的学校被关闭的时候，自然根本谈不到他们的精神才智的充分发展。
然而民族主义的高压政策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还有另一方面的危险。它把广大阶层的视线从社会问题、阶级斗争问题转移到民族问题，转移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同”问题。这就会为进行所谓“利益协调”的欺骗宣传、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精神上束缚工人打下有利的基础，因而严重地阻碍各族工人的团结事业。如果说很大一部分波兰工人至今还受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束缚，如果说他们至今还站在国际工人运动之外，那么这主要是因为“当权人物”历来的反波兰政策为这种束缚打下了基础，加重了工人们挣脱这种束缚的困难。
但是高压政策并不以此为限。它往往由压迫的“制度”转到挑拨各民族互相残杀的“制度”，转到屠杀和蹂躏的“制度”。当然，后者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能实现的，但是在可能实现的地方，即在缺乏起码自由的条件下，它往往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使工人的团结事业有淹没在血泪中的危险。高加索和南俄有过不少例子。“分而治之”，——这就是挑拨政策的目的。这样的政策如果得逞，就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莫大的祸害，使国内各族工人的团结事业受到极大的阻碍。
但工人所关心的是使自己所有的同志完全汇合成一支统一的跨民族的大军，使他们迅速地彻底地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使任何一个民族的兄弟们的精神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
因此，工人现在反对、将来还要反对从最巧妙的到最粗暴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政策，同样要反对各种各样的挑拨政策。
因此，各国社会民主党主张民族自决权。
自决权就是：只有民族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干涉这个民族的生活，毁坏它的学校和其它机关，破坏它的风俗和习惯，限制它的语言，削减它的权利。
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要支持一个民族的一切风俗和机关。它反对用暴力压迫民族，仅仅维护由民族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同时要进行鼓动，反对该民族的一切有害的风俗和机关，使该民族的劳动阶层能够摆脱这些有害的东西。
自决权就是民族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它有权按自治原则安排自己的生活。它有权和其它民族建立联邦关系。它有权完全分离出去。每个民族都是自主的，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将维护民族的任何要求。一个民族甚至有恢复旧制度的权利，但这还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将赞同该民族某个机关的这种决定。社会民主党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而民族则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因此，社会民主党的义务和民族的权利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社会民主党为民族自决权而斗争，目的是消灭民族压迫政策，使这种政策没有立足的余地，以便消除民族间的斗争，使它缓和下去，使它减到最小限度。
这就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同资产阶级力求加剧并扩大民族斗争、继续并激化民族运动的政策在本质上的区别。
正因为如此，觉悟的无产阶级就不能站到资产阶级的“民族”旗帜下面去。
正因为如此，鲍威尔提出的所谓“进化的民族的”政策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政策。鲍威尔企图把自己的“进化的民族的”政策和“现代工人阶级的”政策等同起来，就是企图使工人的阶级斗争迁就民族斗争。
民族运动实质上既然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命运自然就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民族运动才会彻底灭亡。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完全的和平才能建立起来。可是把民族斗争减到最小限度，从根本上瓦解它，尽量使它无害于无产阶级，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是可以做到的。瑞士和美国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为此就必须使国家民主化，使各个民族有自由发展的可能。
七 俄国的民族问题
最后，我们还必须提出一个积极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
我们的出发点是：民族问题只有同俄国目前的形势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解决。
俄国正处在过渡时期，“正常的”“宪制的”生活还没有确立，政治的危机还没有克服。狂风暴雨和“闹纠纷”的日子还在前面。因此，现在和将来的运动就是争取完全民主化的运动。
民族问题也应该同这个运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总之，国家完全民主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和条件。
在解决问题时，不仅要估计到国内的情况，而且要估计到国外的情况。俄国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奥地利和中国之间。民主主义在亚洲的增长是必不可免的。帝国主义在欧洲的增长不是偶然的。资本在欧洲已感到地盘狭小，于是冲入异国去寻找新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新的投资场所。但是这就会引起国际纠纷和战争。谁也不能说巴尔干战争（注：指1912年10月9日爆发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战争的一方是由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门的内哥罗组成的巴尔干同盟，另一方是土耳其。结果土耳其战败。根据1913年5月30日签订的伦敦和约，马其顿等地区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是纠纷的终结，而不是纠纷的开始。因此，完全可能造成一种内外形势结合在一起的局面，那时俄国某个民族将认为必须提出和解决本身独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加以阻碍，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事情。
由此可见，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主张民族自决权。
总之，自决权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其次，对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宁愿留在整体范围内的民族怎么办呢？
我们已经知道民族文化自治是不适用的。第一，它是人为的，没有生命力的，因为它要把一些被实际生活拆散和转移到全国各地去的人勉强凑成一个民族。第二，它驱使大家走向民族主义，因为它主张人们按民族标准“划分”，主张“组织”民族，主张“保全”和培植“民族特点”，——这些都绝非社会民主党所应做的事情。莱希斯拉特中的摩拉维亚族分离主义者离开德意志族社会民主党议员而同摩拉维亚族资产阶级议员合并为一个所谓摩拉维亚“议员团”，这不是偶然的。崩得的分离主义者沉溺于民族主义，赞美“安息日”和“犹太语”，这也不是偶然的。在杜马中还没有崩得议员，在崩得活动的区域里却有教权主义的反动的犹太教公会，崩得目前就在这个公会的“领导机关”里策划犹太工人和犹太资产者“合伙”（注：《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中关于犹太教公会的决议结尾部分。）。民族文化自治的逻辑本来就是如此。
总之，民族自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出路何在呢？
正确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区域自治，就是象波兰、立陶宛、乌克兰、高加索等固定了的地域单位的自治。
区域自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实行的时候所遇到的不是没有地域的空中楼阁，而是居住于一定地域上的一定居民。其次，区域自治不是把人们按民族划分的，不是巩固民族壁垒的，相反地，是打破这种壁垒，把居民统一起来，以便为实现另一种划分即按阶级划分开辟道路的。最后，它使大家不必等待整个中央机关的决议而能最适当地利用本地区的天然富源并发展生产力，——这样的职能是民族文化自治所没有的。
总之，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无疑地，不论哪一个地区都不是清一色的单一民族区，因为每个地区里都杂居着少数民族。例如波兰有犹太人，立陶宛有拉脱维亚人，高加索有俄罗斯人，乌克兰有波兰人等等。因此，有人就要担心少数民族会受多数民族的压迫。但是只有当国家还保存着旧制度的时候，这种担心才有根据。如果国家具有完备的民主制度，这种担心就失去任何根据了。
有人提议把散居各地的少数民族结成一个统一的民族联盟。但少数民族所需要的不是人为的联盟，而是它们在当地拥有的真正权利。没有完全的民主化，这种联盟能给它们什么呢？或者有了完全的民主化，民族联盟又有什么必要呢？
少数民族特别关心的是什么呢？
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民族联盟，而是没有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让它们使用本族语言，这种不满就会自行消失了。
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人为的联盟，而是它们没有本族的学校。给它们这种学校，这种不满就失去任何根据了。
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民族联盟，而是没有信仰（信教）、迁徒等等的自由。给它们这种自由，它们就不再会不满了。
总之，在一切方面（语言、学校等等）实行民族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必须在国家完全民主化的基础上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无例外地禁止民族享有任何特权，禁止对少数民族权利加以任何妨碍或限制。
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实际地而不是纸上空谈地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关于组织上的联邦制和民族文化自治彼此之间有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可争论可不争论。但民族文化自治替那种可能演变为完全分裂即演变为分离主义的、漫无边际的联邦制造成有利条件，却是无可争辩的。如果奥地利的捷克人和俄国的崩得分子从自治开始，继而进到联邦制，最后竟转到分离主义，那么无疑地，民族文化自治自然而然造成的民族主义气氛，在这方面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民族自治和组织上的联邦制携手并进不是偶然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两者都要求按民族划分，两者都提议按民族进行组织。相同处是没有疑问的，不同的只是前者要求划分全体居民，后者则要求划分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
我们知道按民族划分工人会引起怎样的结果。统一的工人政党的瓦解，工会按民族的分裂，民族纠纷的尖锐化，民族的破坏罢工行为，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士气完全涣散，——这就是组织上实行联邦制的结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和俄国崩得的活动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对付这种情况的唯一手段就是根据跨民族的原则来进行组织。
在各地把俄国各民族的工人结合成统一的完整的集体，再把这些集体结合成统一的党，——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显而易见，这样建党并不是排斥而是预计到在统一的党的整体内实行广泛的区域自治。
高加索的经验表明这种组织形式是完全适当的。如果说高加索人已经能够消除亚美尼亚工人和鞑靼工人间的民族纠纷，如果说他们已经能够使居民避免互相残杀和互相枪击，如果说在巴库这个民族杂处的地方现在已经没有发生民族冲突的可能，如果说在那里已经能够把工人群众纳入强大运动的统一轨道，那么，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的跨民族的建党原则在这方面是起了不小作用的。
组织形式不仅影响到实际工作，它还在工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上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工人过着自己的组织的生活，在自己的组织中获得精神上的发展并受到教育。他既在自己的组织中交往，每次都在那里和其它民族的同志相见，和他们一起在共同集体的领导下进行共同的斗争，当然就深刻地意识到工人首先是一个阶级家庭中的成员，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军中的成员。这对于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就不能不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因此，跨民族的组织形式是培养同志情感的学校，是拥护国际主义的最强有力的鼓动。
按民族建立的组织却不然。工人如按民族来组织，就会局限在民族的小圈子里，彼此被组织上的壁垒隔离开来。这样，所强调的就不是工人彼此共同之点，而是他们彼此不同之点。在这里，工人首先是自己民族中的一员，如犹太人、波兰人等等。无怪乎组织上的民族联邦制只能使工人养成民族隔离的精神。
因此，民族的组织形式是培养民族狭隘性和民族保守性的学校。
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原则上不同的组织形式：各民族团结的形式和在组织上按民族“划分”工人的形式。
调和这两种形式的尝试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成绩。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97年在维姆堡制定的调和性的章程已成了废物。奥地利党已经四分五裂，并殃及了工会。“调和”原来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有害的。施特拉塞尔说得对：“分离主义在党的维姆堡代表大会上初次奏了凯歌。”（注：见他的《工人和民族》1912年版。）俄国的情形也是如此。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和崩得的联邦制所达成的“调和”，结果是完全破产了。崩得破坏了斯德哥尔摩的妥协。从斯德哥尔摩大会后第一天起，崩得就成了各地工人联合为各族工人统一组织的道路上的绊脚石。虽然俄国社会民主党在1907年和1908年再三要求最后实现各族工人自下而上的统一（注：关于统一民族组织问题，在1907年11月5—12日（公历18—25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俄代表会议”）和1908年12月21—27日（公历1909年1月3—9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1908年全俄代表会议”）的决议中都作了规定。），但崩得还是顽固地继续实行它的分离主义的策略。崩得起初主张实行组织上的民族自治，继而事实上已转到联邦制，以便最后完全决裂，实行人分离主义。它既然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决裂，也就给俄国社会民主党带来了离散和混乱。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亚格洛事件（注：亚格洛事件 发生在1912年。叶•约•亚格洛是波兰社会党党员，在崩得和波兰社会党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为反对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而组成的联盟的支持下，被华沙市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以孟什维克的七票对布尔什维克的六票通过决议，接受亚格洛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成员。）。
因此，“调和”的办法应该抛弃，因为它是空想的，有害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接受崩得的联邦制，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要根据按民族“划分”工人的原则来实行改组；或者是采取跨民族的组织形式，那么崩得就要根据地域自治的原则，按照高加索、拉脱维亚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来实行改组，而为犹太工人和俄国其它各族工人的直接统一开辟道路。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原则只会战胜，不会“调和”。
总之，工人的民族间团结的原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