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觉悟<?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界定阶级对马克思主义是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政治发展动力的基本线索并使通过革命斗争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成为可能。工人们必然会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然而工人阶级不是整洁划一的，其成员的阶级觉悟参差不齐。
对于社会主义者，衡量阶级觉悟高低的一个重要的但不是惟一的尺度是工会化的发展水平。在革命的斗争运动遭到资产阶级镇压以后的40年里即大约在1850年至1889年间，英国惟一稳定的工会组织是组织技术工人的行业工会，不过他们的阶级觉悟有局限性。这些工会一般支持自由党。当时英国还不是福利国家，所以它们的活动在许多方面类似兄弟会（互助会），主要是向有困难的会员提供疾病和失业补助。由于行业工会垄断了技术，它们要求增加工资时往往只是向雇主们发话，迫使雇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作出让步，因此不需要组织纠察线，也很少罢工。但当时绝对不可能将非技术工人组织进工会，因为老板们随时可以征集失业者来顶替他们的工作，破坏他们的斗争，瓦解将他们组织进来的工会。到1889年，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新一代富有斗争性的战士们打破陈规，通过组织纠察线和群众性行动把大批非技术工人组织进工会。但这场轰轰烈烈的新工会运动在随后的10年间逐渐消沉下去，会员人数在19世纪90年代基本上没有增加。由非技术工人组成的新的一般工人工会也是靠向会员提供兄弟会式的服务并逐渐吸收一些技术工人入会而维持生存。美国劳工联合会在20世纪20年代处境困难，只是靠在小厂里组织技术工人组成的行业工会才坚持下来。当时认为新兴的大生产工业如汽车厂和钢铁厂等都是无法组织工会的，因为这些工厂实行家长式统治，而且有成群的公司特务、打手在车间滥施暴力，所以直到1941年，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才得以在福特公司的“模范工厂”红河厂组建工会。新一代的工会组织者也是用新的方式即根据产业原则来组织工会，到美国参加“二战”时，已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人加入了新型的产业工会而不是行业工会，这些新的工会形成了美国工会运动的基石。
“二战”后，资本主义把女工纳入了产业后备军。一些坚持大男子主义思想的老一辈工会干部同100年前那些行业工会领导人完全一样，声称：“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劳动只是为了挣点零花钱”；“决不让她们参加工会”。然而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涌起的群众性工会化浪潮的主体恰恰就是女工，大量聚集于其中的是新一代白领工人。这次浪潮使英国工会会员人数达到 1200万以上的历史性高峰，其重要性可以同1889年的新工会运动、“一战”前后的大罢工浪潮以及20世纪30年代后期将大批工人组织进产业工会的美国工运大发展相媲美。
“灵活性”和会员流失
我们现在再一次处于会员人数持续下滑的时期，英国职工大会的会员从20世纪70年代高峰期的1200多万人减至目前的约700万人。这是因为1973年“二战”后经济大繁荣终结了，资产阶级因此而发动的阶级斗争也加剧了。
以制造业为例，1979－1989年的10年间劳动生产率每年平均提高4.7％，而净投资仅年均增加0.6％，只相当于1973年以前年均投资增幅的1/7。这意味着迫使越来越少的工人用基本上没有更新的机器设备生产同质等量的产品，因此这10年是失业增长的10年。在失业的威胁下，就业者的劳动强度加大了，加上保守党政府废除了保障工人权益的多项法律，工人现在受资方的压榨更深。
资方将这种对劳方的进攻美其名曰“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他们说根据市场经济供求关系变化的规律，失业是因为劳动力供给过剩，而后者又是因为工人对劳动力的要价太高，假如降低要价，雇主就能多雇一些人，等等。保守党政府财政大臣早在10年前就宣称，“工人的要价太高所以丢掉了自己的饭碗”。
为了加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保守党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反工会法，不断向工人权利进攻。它取消了禁止不公平解雇的规定，致使数以百万计工人的工作失去保障；它取消了工资委员会，以致不再有政府机构为低工资行业的工人规定保障最低生活水平的最低工资标准；它取消了所有关于限制女工和童工工作时间的法律；英国产妇的权利和福利是欧洲最少的；它大肆削减多种失业福利以迫使人们去寻找哪怕不适合自身条件的和工资十分低微的工作。尽管存在所有这些“灵活性”，英国仍然存在大量失业，这是加紧压榨在职劳动者的有利条件。
由于实行“灵活性”，英国全日工作的固定工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从1976年的56％降至 1996年的36％，即只超过就业职工的1/3。自1992年大选至1996年短短四年间，有900万人失去了工作，尽管其中大部分人找到了新的工作，但工作条件不及从前。现在盛行的是非全日制和临时合同制工作，这是资本压榨劳工的另一优势武器。
尽管受到资本的猛烈进攻，劳工的工会觉悟仍未减退。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会会员大幅度减少的原因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情况，当时会员们或撕毁会员证，或改而加入公司工会寻求庇护。现在则由于已成立工会的生产单位裁员或关厂致使数以百万计参加工会的工人失去工作。其中绝大多数虽己找到工作，但这些工作就业条件恶劣、没有工会，在这些单位组建工会尚需时日。至于在那些已实现减员的制造业工厂，资方并未能如愿敲打出驯服于他们的工人队伍。
资本转嫁危机的后果
工人阶级为什么现在受到攻击？我们认为这是由于资本主义正处在危机之中并竭力将危机的后果转嫁给工人阶级。在1948年至1973年的战后繁荣期，工人的生活水平和资本家的利润都逐年增长，大家都是赢家。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我们现在正进入资本主义的“后福特主义”时代或灵活的生产专业化时代，战后是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福特主义时代。那时相对的充分就业使工人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资产阶级对此虽十分愤怒却无法无故寻衅，况且利润在不断增长，所以当时的阶级斗争不激烈。
这一切都已经过去，新时代的特点是一些各不相同的市场要求较小规模的工厂进行小批量的生产。工厂虽然变得小些了，公司却越来越大，资本和财富都越来越集中。企业的合并和兼并每年都创造新纪录。后福特主义理论将所有这些变化都归因于技术进步——运用新技术以分辨和确定多种多样的市场需求，并据此利用新技术设计和生产多种多样的产品。但工作场所发生的变化不是信息技术引起的，英国资本家没有大量投资于信息技术的开发。使用计算机虽是工作场所发生的最显著变化之一，它主要是被用来做信息归档之类无关紧要的工作。它对企业经营者的一个最大好处是能提供生产数据并监测使用它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实际情况是，战后经济繁荣时期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整体增长速度仍远远高于其后的年代。难怪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索罗说“处处都可看到信息技术的作用，惟独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看不到”。
非工业化和将经济发展重点转向服务部门虽然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新工作岗位，但不足以解决大规模的失业。这些新岗位的绝大多数的工资比它们所取代的制造业工作的工资平均要少25％。主要是雇用男工的全日工作的固定工岗位被雇用女工的非全日工作的临时工岗位所取代。工人受到的随时被解雇的威胁和数以百万计失业大军的存在给雇主提供了侵犯工人权益的大好机会。44％的临时工都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固定工工作才当临时工。大部分非全日工作的男工都想干全日工而不可得。绝大部分非全日工作的女工之所以只干非全日工作是因为英国的幼托设施在欧洲是最糟糕的。许多地方纷纷把固定工改成临时工。另一种钳制工人的办法是竞争上岗和更新劳动合同，在新合同中加入不合理的条件，这种作法基本用在低技能和不需要技术的工作岗位。
英国的劳动条件在欧盟各国中是最“灵活”的，也就是最无保障和最恶劣的。英国是西欧各国中对每日和每周的休息时间不作法律规定以及对每日最多工作时间不作法律限制的惟一国家。欧洲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是39小时，英国是 44小时。英国有16％的工人每周工作48小时以上，荷兰只有1.7％的工人如此。英国有25％的工人经常地或非经常地做夜班工作，这是全西欧的最高记录。英国有将近66％的制造业工人倒班工作，创西欧的另一项记录，意大利次之为 46％，德国为22％。西欧国家中只有英国和意大利没有法定工资照付的休假。
英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为了加强竞争力，力图将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降低到发展中国家 （如中国）的水平，这样做工人阶级决不答应。英国的工业亟需现代化，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译者单位：中华全国总工会）
（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7期，郭懋安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