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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从新民主主义政权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再到大跃进，以刘邓为代表的复辟资本主义的走资派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革命派的斗争不断激烈、加深，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与官僚走资派阶级斗争在党内的体现，最终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无法解决日益激烈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与官僚走资派的一次大会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然要进行一次。
2、革命死了，革命万岁！毛主席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是当之无愧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坚持了马列主义，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始终依靠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同一小撮化生的走资派做坚强斗争！如今资本主义复辟，国际共运低潮，但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仍要看到希望，要学习和掌握好毛主席的理论遗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理，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做准备！
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诞辰，毛主席是中国和世界的革命导师，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主义，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一伟大理念，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可谓是一波三折，毛主席在这个时期也一直在和党内的两条路线作斗争。人民公社大跃进被反动派们污蔑成“左倾”错误，这根本就是莫须有的。让我们回顾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伟大成就，看党内的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就能够更好的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壮举。
一.三大改造&一五计划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九五三年八月）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
这是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及建设的路线做出的重要批示，反动派们拼命的破坏这些路线，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生产关系的改造，必定有一部分人代表旧的生产关系，一部分代表新的生产关系，两者必然产生尖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走资派不是突然出现的，他一直在党内，一直在破坏正确的路线，那些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用阶级斗争的想法是十分幼稚可笑的。
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中国人民需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同时在农业上也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土改运动的时候，农民就开始建立互助组互助组是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组成的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集体劳动组织，有农忙临时互助和常年互助之分，建国前许多老解放区就已经有很多互助组存在了。然而，互助组暴露出来了很多的问题，因为仍然是私有制的土地，所以就会出现：“互相帮忙不会尽全力，下雨了，应该先锄谁家的地呢？”等等。农村的贫富分化也开始出现。面对这种情况，党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路线，走资派认为应当任由阶级分化的发展，解散互助组，回到小农经济。而另一条路线则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初级社，初级社与互助组相比，实行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统一经营，积累了一定的公共财产，在社的统一计划下集体劳动，产品分配部分地实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初级社部分地改变了私有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由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形式。
党内走资派头子刘少奇公然反对党的领导建立初级社，他胡说什么阶级分化是自然的，不应该认为的对这种分化表示害怕和避免。毛主席这时坚定的支持了陕西党委的决定：
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批驳刘少奇反对农业合作化而起草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内通知。一九五一年七月，刘少奇背着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肆意指责山西省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并发给各地。刘少奇在批语中，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把它污蔑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同年九月，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在十二月十五日，为印发决议草案写了这个通知，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同时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逐渐开始进行。到1956年，90%以上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合作社；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至此，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一五计划取得了极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来看，1953-1957年的五年中增长了55.54%，年递增9.25%。
二.高饶集团看党内斗争
高饶集团和刘少奇的斗争都没有关乎到无产阶级，这两者的斗争是脱离无产阶级群众的，是党内利益冲突的两个集团的斗争，同时也能反映出党内的路线斗争十分的激烈，不同的集团心怀鬼胎，互相斗争，正确和错误的斗争，错误和错误的利益冲突一刻也不停歇。这里先引用共和国历程的对这件事情的结论：
高饶事件是建国以来，军队官僚和党政文官的第一次冲突。军队官僚由于建国后“靠边站”，在推进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路线时，军队官僚往往会站到工农一边反对党政文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军队逐渐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利益，开始站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并逐渐与党政文官合流。实际上他们都站到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他们之间的斗争无非是官僚集团利益分配的问题。不是说领导干部都是属于官僚集团。没有脱离无产阶级，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推进革命事业的，仍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代表。而脱离无产阶级，背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维持和扩大官僚特权的，才是官僚集团，也就是“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当权派”。在高饶事件中，毛泽东之所以站在刘少奇一边，是因为当时路线分歧只是初露端倪，还不能认为刘少奇会“死不改悔；而且比起军队官僚，刘少奇更具有经济建设、领导国家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高岗的行为实际上是小宗派活动，是党的纪律所不能容许的。
具体的两者的情况可以查看《戚本禹回忆录》中的具体章节，里面对这两者的斗争有很详细的分析和讲述，这里重点谈一下结合我们现在的路线斗争的问题。
我们在面对组织中出现错误问题，错误倾向的同志应当怎么办？要运用民主集中制解决，而不是私下串联，拉几个同志一起搞小宗派，在背后议论。民主的前提是集中，什么是宗派？什么是团结？泛左翼的大联合是不是宗派呢？特色的资产阶级政府是不是宗派呢？我们马列毛主义又何尝不是区别他们的一种正确的“宗派”？所以说，脱离路线，脱离背后的阶级性去说团结，去说宗派是毫无意义的。对于组织内部的问题，我们要用民主集中制来解决。而对于在组织内部想要分裂组织，偏离正确路线的机会主义分子——特别是这种机会主义分子危害极大，影响到一定程度到蛊惑蒙蔽了很多同志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要毫不留情的对他们进行专政了！ 路线是党的生命，路线错了又何谈什么民主呢？列宁在写《进一步，退两步》的时候面临的情况还要严峻的多，当时的中央委员会都背叛了正确路线，“大多数”甚至都被蒙蔽，党组织的毁灭危在旦夕这个时候显然不能进行所谓的“团结大多数”！列宁面对这种情况迅速的采取了团结地方委员会的措施，把中央委员会的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夺回了革命的领导权，这也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事物是不断发展的，没有一成不变的“团结大多数”的道理，要根据背后的本质给出具体的解决办法这同样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现阶段机会主义者们的数量是要比我们多的，我们在和机会主义分子论战的时候难道要讲什么民主，讲什么团结吗？显然不是的，他们也不会听你说，毕竟机会主义者们的面貌人尽皆知，等到群众被领导起来的时候，碾死他们就和碾死虫子一样简单。
三.人民公社大跃进，走资派就在党内！
大跃进一向被走资派污蔑为左倾错误，还有造谣中国饿死三千万人来攻击毛主席，然而事实是什么样子的呢？
一五计划的建设很成功，同时也反映出一系列的问题，城乡和工农的差别扩大了。
着手解决农民生活水平，包括改善农村包括医疗、教育、水利在内的基础设施，减小城乡差距，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在农业合作化后，随着生产力提升，以及农村卫生条件改善人口增长加快，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如何利用，这是第二个问题。工业化需要积累工业基金，但积累工业基金主要来自于见效快的轻工业和农业，而且工人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也需要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也需要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如何在保证重工业为主的基础上，增加农业和轻工业建设，这是第三个问题。如何能激发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文化和技术水平，大搞科技创新，在快速建设的同时，让人民能逐渐参与到生产的管理中，这是第四个问题.
解决办法就是农村工业化
同时，毛泽东还鼓励工农学习科学技术，开办工人和农民学校，以使得工人、农民掌握生产技术，从而逐渐消除脑体差别。“现在是新的革命，向自然斗争，要学习这些知识，需要五年时间。下半年就要提出学习技术，向全党提出，又红又专，在全党造成空气。由此提出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和革新技术，正如大跃进的口号，“群众必须自己掌握文化与科学”，“反对白专路线”。这样既能使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又有利于技术创新，因为很多技术只有在劳动生产中才有创新的动力和方向。群众运动式的技术创新是毛泽东的一个独创。同时，要保证这一经济计划能够顺利实行，就要在中央领导的基础上，扩大地方权力。
然而这一政策遭到了党内的一部分人的反对，他们开展了“反冒进”，，不赞成两条腿走路，不赞成发展农村，实际上他们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不是从阶级利益出发，希望自己所在的城市建设力度能加大，不论是工业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都希望能多留在自己这边，而不希望平衡各地建设和下放权力，尤其是将很多投资和权利下放到农村。毛主席发起了大跃进，然而走资派的本性不会改变，他们始终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了整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地方官僚为了政绩，走向人民的反面，进行“高指标，瞎指挥”加剧了官僚的包办替代，而不是使农民参与到建设的规划和管理中。大跃进最终出现的严重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第一条腿严重压垮了第二条腿。
从刘少奇这个人的历史来看，他一直是忽左忽右，在左、右之间摇摆不定。解放初期，他对合作化所持的消极反对的态度，和提出所谓“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都被毛主席批评为右倾思想，并且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可是，到了1958年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刘少奇却又表现得非常起劲。这可能与他即将就任国家主席有关系，新官上任，总要做点成绩出来。他一下子从右倾跳到了极左。你去看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和他在大跃进期间到各地的讲话，好些话简直就是在说胡话
“浮夸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放粮食高产的“卫星”。而那些所谓“高产田”、“亩产万斤”的消息都是在《人民日报》上首先刊登出来的。邓拓当年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而邓小平则是党内分工主管《人民日报》的。当时，刘少奇是怎么讲的，邓小平是怎么讲的，而毛主席又是怎么讲的，当年的《人民日报》和许多其他报纸都登出来的。刘少奇的讲话当时还印成了书，在全国发行。刘少奇到下面去视察，说他现在不是担心粮食少了怎么办，而是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没有地方放了。人家报亩产已经达到上万斤了。刘少奇还问人家，能不能比一万斤再多一点。这种话当时都是刊登在报纸上的。
据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当时各个地方也有不少人是反对搞浮夸的，可他们却都被认为是思想保守而受到批判，有些甚至受到处分。最典型的像安徽的省委书记曾希圣，他不但搞浮夸搞得厉害，而且他底下的人都不能反对他，谁反对他，他就说人家是右倾，反党，就把人家打下去。换了一批人上来，还是反对他，他就再把人家打下去。这样几次一打，还有谁敢再反对他。毛主席开始对他还挺相信的。山东的舒同搞浮夸出了问题，主席就让曾希圣去把山东也管起来。可后来一了解，曾希圣的浮夸比舒同还厉窖，就叫他不要再管了。下面对曾希圣的意见也反映到中央来了。刘少奇说，这个人曾经对革命有过特殊贡献的，除了毛主席，谁对他有办法？河南的吴芝圃吹牛也吹得很厉害，他也整了很多反对他吹牛的人
毛主席是农民出身，自然是不信万斤粮的，于是毛主席便派党员同志亲自种植试验田
毛主席不相信亩产万斤粮，但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却一个比一个高。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在他的报告中就说，四川省粮食产量最高的是亩产上万斤，平均是亩产两千多斤。为了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粮食。1959年初，主席就命令田家英带着秘书室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农村种试验田去。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他说，主席讲，岸英当年从苏联回来的时候，我就让他去向农民学习，拜农民为师。你们也要亲自下去，要跟农民一起劳动，拜农民为师。你们下去以后，要找一块最好的地，量好面积，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的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要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能打多少斤粮食。打下的粮食，你们也要自己去称，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
戚本禹他们种田，最终结果只有5/600斤，于是他们赶紧上报毛主席，主席立马纠正这种倾向，但是对于刘少奇等人因为还想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学习，并没有把他们打下去。
但是主席对这些在大跃进中犯了左的错误的同志，主要是要通过赞书学习，来提高他们的认识，让他们从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更好地工作。而不是要把他们都打下去。不但如此，主席还肯定了他们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毛主席说了：放假卫星当然是不好的，但是如果能把假卫星变成了真的卫星，那不就好了么。即使对在大跃进中说了很多过头话的刘少奇，邓小平，主席也没有对他们提出严厉的批评。只是说刘少奇说“共产主义”是“言不及义”。他让陈伯达他们专门编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的书，供全党学习，以使全党真正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
即使是这样，但是还是迟了一步，三年困难最终由于不为阶级利益的走资派们产生，因为瞎报指标，再加上自然灾害，农民上交粮食之后自己就所剩无几了，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在大跃进自然是有很多成就的
但是，大跃进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为重要的，就是鞍山钢铁厂工人有一个伟大的创造——“鞍钢宪法”。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把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结合起来，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政治挂帅；坚持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技术革命。”首先，“两参一改三结合”是消除脑体差别的重要途径，只有工人有机会参与管理，学习技术，才能真正防止官僚不以权谋私，才能学习管理经验，才能真正达到消除脑体差别的任务。而政治挂帅则是否定了依靠物质刺激等方式激发积极性，而是依靠工人的思想觉悟的提升，这样工人就真正从劳动者转变为国家的主人。而群众运动是保证这一切的方式，尤其是它与技术革命是紧密结合的，通过群众、干部、技术人员的结合，创造出更符合生产实际、更紧密结合工人需要的技术，而不是资本主义下只重产量不顾工人死活的技术。鞍钢宪法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对生产关系的一次革命，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残余逐步被消除，向着共产主义进发。
四.四清运动斗走资，政治挂帅依靠群众
随着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走资派们无时无刻不露出他们的獠牙，破坏社会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对于农村，出现了单干风，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奏。
尽管当时的中国进行了人民公社化，但是农业机械化还没有实现，生产方式主要还是小生产，因而在缺乏党的领导教育的情况下，农民就可能向小生产的方向发展。
毛主席对干部和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然而，由于党内的路线分歧十分严峻,走资派就在党内，他们代表旧的生产关系，所以妄图通过他们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无疑是天方夜谭。在执行过程中必然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王光美就是一个例子。在中央印发了《前十条》《后十条》之后，“四清”“五反”运动在全国城乡较大范围展开，然而王光美并没有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发动教育群众和基层干部，而是独揽大权，由她的工作组主导一切。她大肆修正当前的主要矛盾，把当前的走资派的主要矛盾颠倒是非成了“死老虎”地富反坏右的问题。权力在他的手中，他便为非作歹。
她对基层干部实行严酷的打击甚至刑罚，1964年9月王光美返回桃园后，成立“吴臣问题专案组”。对吴臣进行了四十五天的政治迫害：王光美坐阵指挥，采取昼夜不停的疲劳战术，又打又骂，甚至用手枪威逼，强迫弯腰、罚站等等。群众对此意见纷纷，工作队内部也有分歧。当时抚宁县监委的一个干部奉命核实吴臣的问题，向工作组提出了33个疑点，马上遭到无情打击，说他丧失阶级立场，责令他多次当面检讨。为此事，县监委和县委也作了书面检查。王光美派人去东北调查，派去的工作队员查遍了全长春市，也没有查出吴臣当过警察、特务，开过大烟馆等。但是，王光美仍然是以假事实给吴臣定了案
刘少奇也没闲着，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来推广这种“桃园经验”。这群走资派大肆破坏“四清运动”，混淆是非。他们通过工作组的方式，在他们控制的地方，对基层政权取而代之，通过严刑拷打等方式打击异己，把“群众运动”变成了“运动群众”。非但没有达到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反而对很多群众支持的干部和“死老虎”进行了残酷打击。在他们的破坏下，四清运动不但没有达到效果，反而加剧了走资派们的派头。
毛主席看到了党内的走资派疯狂的阻碍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于刘少奇的打击死老虎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当下的主要矛盾。
“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他们穷得很，受不了。那些地富已经过搞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又给他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同样的，毛主席也批判了他们不结合群众，大搞工作小组。然而走资派就是走资派，他们是敌人，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敌人。仅仅是通过批评教育他们是不可能听的，他们想要夺取政权，复辟资本主义。对敌人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只能通过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文化大革命来解决了。
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单靠首长不行，你能管这么多吗？许多事你们看不到的，你只能看到一部分。所以要发动人人负责，人人开口，人人鼓动、人人批评。每个人都长着眼睛和嘴，就应该让他们去看，让他们去说。群众的事情由群众来办理就是民主，这里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单靠个人来办，一条是发动群众来办。我们的政治是群众的政治、民主的政治要靠大家来治，而不是靠少数人来治，一定要发动人人开口。每个人既然长了嘴巴，就要负担两个责任，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在坏事情坏作风面前，就要说话，就要负起斗争的责任来。没有党的领导，单靠首长个人来领导，事情一定办不好，一定要靠党和同志们来办事，而不是靠个人来办，群众要发动，要形成群众动手动口的风气。上面要靠党的领导，下面要靠广大群众，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
机会主义者们也会说“依靠群众”，“结合群众”。然他实际上他们只是崇拜工人的自发性，甘愿做群众们的尾巴。他们不是真正的结合群众，而是顺从工人的自发性，从而跌落到工联主义的地步。当下由于资产阶级专政，工人们虽然可能会和老板对抗，会怨恨那些当官的，但是不会再去更进一步了。在没有先锋队从外灌输的情况下，自发不会变成自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会变成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经济斗争只能停留在经济斗争上而不会自然而然地变成政治斗争。列宁说的很明白：
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这一纲领进行的，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因此，《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说什么无论最热心的思想家怎样努力，都不能使工人运动脱离那条由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就完全等于抛弃社会主义；如果这些作者能够把自己所说的话大胆而透彻地通盘思考一番，正如每个从事写作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人都应当这样来仔细思考自己的见解一样，那他们就只能“把一双没用的手交叉在空虚的胸前”，而……而把阵地让给司徒卢威之流和普罗柯波维奇之流的先生们，由他们把工人运动拉到“阻力最小的路线上去”，即拉到资产阶级工联主义路线上去，或是把阵地让给祖巴托夫之流的先生们，由他们把工人运动拉到神父加宪兵的“思想体系”的路线上去。《怎么办》
无政府主义者更是“相信群众”，直接把群众的领导权放手给敌人。这种天真可笑的想法又是如此恶毒，你不专政敌人,敌人必定会专政你！机会主义者大叫什么民主，大喊什么依靠群众，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不看革命形势，不分主要矛盾，不要先锋队的领导！这群人只会做群众的尾巴，拖群众的后腿，在脱离群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退一步，再退一步，直到退到泥潭中再也出不来！只有坚持正确路线，才能真正的做到不脱离群众，民主集中制,必须集中在正确路线，不能对机会主义者们去讲什么民主，而应当毫不留情的对他们实行专政，实行集中，抛去路线谈民主，就没有什么民主，有的仅仅是机会主义者们无组织无纪律的形式上的民主狂欢，是背叛革命的cospaly爱好者。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就会发现，大跃进也好，四清运动也好，最后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都不是所谓“政策”的问题，而是因为党内存在走资派！走资派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阶级利益，有些人把悲剧归因于毛主席发动了大跃进，这是很愚蠢的，难道不发动大跃进走资派就不会兴风作浪了吗？难道不想敌人进攻敌人就不会打你了吗？显然不是的！无政府主义者妄想不要领导权，不领导群众，这种天真幼稚的幻想十分可笑——你不对敌人实行专政，敌人就会对你实行专政！你让敌人活下去，敌人就会让你死！正是因为种种尖锐的和走资派们的矛盾，毛主席才能逐渐认识到走资派的真面目，才能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如今必定是要政治挂帅的，路线问题是党的生命！我们内部也会暴露出机会主义分子，在经过灌输无果后一定要即使对其实行专政，清除他们的荼毒！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毛主义。我们一定要认清走资派的危害，认清我们内部必定会滋生资产阶级法权，坚持民主集中制，吸取先前的经验和教训，去建设未来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