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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两个三结合的本质都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消灭资产阶级法权不能依靠自发性，因此需要先锋队的带领，同时要注意到先锋队本身就会受到资产阶级法权的影响，因此需要三结合，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时提高革命群众的政治意识，把自发性逐步转变为自觉性。
2，三结合制度最重要的意义是：通过民主集中制将 革命委员会和革命代表会（苏维埃） 彻底结合起来，通过先锋队领导革命委员会，通过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消除资产阶级法权，以先锋队消亡——革委会消亡——革代会消亡的顺序，让人类跨入高级文明形态！
若要细细谈及曾经苏俄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全部原因，那怕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不过若要用一句话概括的话，那就是“走群众路线，武装夺取政权”。但是在斯大林逝世，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机会主义者们篡夺了党内外最高领导权之后，资本主义再次在苏联这片土地上复辟。
当然这个过程并不如文字一般平铺直叙，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革命派同样与当时的走资派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最具代表性的就是50年代末的“列宁格勒事件”。罢免，降职甚至枪毙了一大批人，但事实证明仅仅靠肃反枪毙是消灭不完走资派的，苏联的教训极其惨烈，因为在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革命派们并没有充分发动起人民来反对他们，这使得苏联无产阶级对修正主义的抵制无法发挥有效作用。
那么，又如何在与走资派的斗争中继续贯彻群众路线，如何真正度过社会主义这一个“中间时期”，消灭所有的剥削压迫和不平等，进入共产主义呢？
一、两参一改三结合，消除脑体劳动差异
在1960年，鞍钢宪法中就提出了五条重要原则–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两参一改三结合，具体下来就是：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让工人真正对无产阶级的企业当家作主。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那就是利润挂帅。资本家只愿意生产能给他们带来最大化利润的产品，而不会看这项产品是否是广大无产阶级真正需要的，是否是最迫切的需求。为何鞍钢宪法中强调政治挂帅，正是因为政治挂帅确保了无产阶级专政，确保了一个企业是为无产阶级做事，为无产阶级生产，而不是为了所谓的利润。以一长制为例子，劳动群众被迫听命于厂长，在实际上被当作单纯的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最终就必然受到蜕变成为资产阶级的厂长的剥削和压迫。由个人或者是一小部分人掌控生产资料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苏联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没有改正这一资产阶级法权的剩余，这也使得复辟之后苏修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可以轻易地将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成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也是为什么走资派一直鼓吹什么“一长制”是好的，根本就是为了更好的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
以及“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常常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似乎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更加“高贵”，“上有坐办公室的，下有地里刨食的”。但事实是在如今看来，作为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者在如今的中修治下依然不好过，无论是从猝死的基层医生，老师还是程序员身上都不难看出，资产阶级对二者的剥削是一视同仁的，在资本主义必然到来的经济危机中，脑力和体力劳动者都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因此，资产阶级极力鼓吹的脑体差别就不攻自破了。
但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不可能自发消失，只能通过政治挂帅，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以此来限制，最终使其消亡。在资本主义教育下培养出的知识分子和脑力劳动者，很多情况存在脱离劳动实际，对体力劳动抱有抵触，蔑视心理等等情况；同时，居于一线的体力劳动者们也需要更多专业的知识来帮助生产。脑体差别依旧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因此，就一定要在知识分子，劳动群众和干部的三结合中，让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在劳动的第一线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技术的创新不再是以利润为导向，而是以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为重点；并且让干部参与劳动，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由于长期脱产而被资产阶级法权侵蚀，蜕变为新的党内资产阶级。脑体劳动差别的消除意味着工人阶级队伍的进一步紧密和团结，并且可以说更是为此后小资产阶级，乃至于阶级社会的消亡打下了基础。
二、军、干、群的三结合，阶级社会的终焉和共产主义的曙光
在文革的革命实践中找到了这样一种组织，那就是革命委员会。其中革命干部，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若是放在工厂中，那就是革命工人和革命民兵（工人武装）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成立工厂苏维埃；之后提名选举地方革委会，不仅仅是工厂，在学校中，集体农场中亦是如此。苏维埃本质上是群众自发选举，自己管理自己的组织。不难想象，在此后的革命进程中，中国的每一片土地上都将冒出苏维埃，这些苏维埃会扎根于工厂，脑力劳动者的办公室结构，农村，扎根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这样的苏维埃就将逐步蚕食本就无法被中修完全掌控的基层，同时为了与资产阶级雇佣的黑社会乃至于警察等暴力机关进行对抗而组织起来的战斗队伍，如此就可以实现在一定行政区域的武装割据。最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然，苏维埃的建设不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才开始，而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地下革命家组织派出代办员建设地上群众组织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如果要用较为简单的语句来概括的话，那就是融工，而融工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将组织和马列毛主义的斗争方法带到群众中去，因此从一开始就必须是工业化的，有组织的行为。但是如今却有这么一批人，固执地认为“小组阶段”是不可逾越的，觉得一团散沙进了工厂就能被熔炼成一块石头了，只能说令人贻笑大方，连自身的纪律性都无法保证，那又何谈起帮助革命群众建立他们的苏维埃呢？
以及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的关系也是非常值得强调的。正如张角同志在《略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问题》一文中提出的：
未来中国的政体，即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代表会）的结合，以此体现民主集中制。苏维埃代表民主的一面，革命委员会代表集中的一面，革命委员会是苏维埃的执行机关。
苏维埃作为革命群众组织，对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发起弹劾，表示不信任并即时撤换。苏维埃在认同革命委员会所代表的革命路线的基础上接受其政治领导，而革命委员会在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接受革命群众的民主监督。二者是在同一时空中民主集中制的不同体现，但是如何避免二者的矛盾激化成为对抗性矛盾呢？这就是“三结合”制度设立的意义。
无论苏维埃还是革命委员会，都由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的三结合组成。由于先锋队在革命时期为了应对反动派的猖狂进攻，出于保密和地下工作的需要而被迫保留的上下级官僚体系等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脱离群众的干部就有腐化变质成为党内新生资产阶级的可能，三结合的设立就能让先锋队和军队，行政立法和司法都完全处于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并且通过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革命行动，就能将一部分被腐化的坏分子揪出来远远踢开，在客观上也帮助先锋队遏制变修的倾向。并且由于无产阶级已经能够逐渐掌控国家机器，那么臃肿的官僚体系就没有保留的必要了，国家元首这一人类几千年私有制的产物也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因此我们看到毛主席坚持废除国家主席这一职务，而走姿派强烈反对这一决定，主席的存废之争背后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激烈斗争的反映。
我们从“三结合”可以看出三个要素的融合：
革命军人 — 军队（暴力机器）消亡主要依靠革命军人与革命群众相结合。如果军人始终留在兵营里，那个军人身份势必变成一种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的职业。
革命群众 — 国家消亡主要依靠革命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革命群众要对暴力机器有感性认识，才能谈得上使它消亡；革命群众要对政党的运作，行政机关的运行有基本的感性的认识，才能谈得上使它消亡。群众在文革中首先要“关心国家大事”，然后才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干部 — 通过三结合才能不脱离群众，了解群众疾苦。通过三结合帮助自己整风。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了“三结合”在政体设计上与“政党，军队，国家趋于消亡”的天然契合。
为什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通向共产主义的“最后10公里”？正是因为革命者惊喜地看到无产阶级逐渐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先锋队的历史任务完成，随着革命委员会的不断建设，无产阶级先锋队也不断内化于革命委员会，二者逐渐融为一体，这一趋势就是政党消亡的趋势，就是作为暴力机器的军队和国家消亡的趋势。
通过持久的武装斗争，使整个中国成为苏维埃与革命委员会的天下。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个全国性政权可以叫苏维埃（中华），Soviet of China。苏维埃（中华）应该立即宣布“废除民族国家的概念，民族国家是个野蛮与落后的名词”，“中国原疆域只是实际控制线，中国可以理解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华只是这个区域的名称而已，没有任何民族色彩”。
苏维埃（中华）应立即宣布成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筹备委员会，宣布苏维埃（中华）为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解放区。此后推动东亚，南亚乃至于整个亚洲的解放；随着苏维埃（亚洲），苏维埃（非洲），苏维埃（拉美）相继成立，世界革命人民对帝国主义实现了总包围，我们不期望“不战而胜”，我们希望“来之能战，战而能胜”。
愚公尽扫饕蚊日，家祭无忘告马翁。
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只是人类告别史前史的一个开篇，更艰苦更伟大的斗争等着我们，革命不会一帆风顺，还会有各种反复，我们只是初步探索出继续革命的体制，然而这个体制本身的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还是那句老话：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国家和阶级消亡，同志们，人类步入共产主义新纪元的曙光，已经在不远处闪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