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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军队也是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哪怕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强大了，就会组建资产阶级的军队；无产阶级强大了，才能组建无产阶级的军队。毛泽东时代，关于军队的变化，民兵的组建，根本反映的还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谁强大了，谁的军队就能压倒对方，根本的问题在于阶级力量。通过军队这样一条暗线，我们就能抓住文革的主要脉络，就能看到无产阶级失败的根本原因。这教育着今天的革命者，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发挥阶级的力量，是一件多么决定性的事情。
- 军队、民兵、政府、人民公社说到底都是人组织起来的，大炮飞机高科技说到底也都是人创造来使用的，因此这些组织形式在社会上谁能占上风、谁废谁留、谁主谁次，归根结底都是依据阶级力量的对比来决定的。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暂时的失败了，那就一定也要暂时的失去了一切。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资产阶级专政下不存在说还有“人民军队”，无产阶级继续革命下也不存在说还要保留等级制常备军。不管什么时候，无产阶级的权力、利益，只有通过胜利的革命斗争得到，用革命的专政消灭阶级的专政，用武装工人的革命民兵扬弃国家常备军。
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今天，我们纪念毛主席的最好方式，就是重举革命的大旗，把毛主席未竟的事业推行到底。 过去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了？怎样才能将其推向胜利？这是所有马列毛主义者不得不研究的一个问题。毛主席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走向了失败，绝不是像抱有唯心史观的人所说，是“宫廷斗争”的结果，也绝不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路线错误了。任何一场社会变革的成败，终究是两个阶级的力量对比的结果。 至于“九·一三”事件、怀仁堂政变这些历史节点，不过是冰山一角。是先有了整个社会上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挫败，然后才导致了怀仁堂政变这个结局。而阶级力量必然表现为武装力量，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又反过来作为政权的支撑，阶级形势的变动必然会体现在军队方面。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如果不能保证武装力量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句空话。今天，我们回顾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两条路线的斗争，能够很清晰地看到文化大革命斗争形势的兴衰。
文化大革命中军队的两条路线，即是要求巩固甚至扩大军事上的资产阶级法权，还是要求限制并最终消灭军事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前，无产阶级常备军的建立对于革命成功是必须的，其资产阶级法权的产生也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在资产阶级专政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工人头脑里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工人的自发冲击不可能上升为自为的革命运动。列宁提出：“正因为群众可能扰乱和排挤常备军，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极有条理的组织性灌输’到常备军中去，使自己的工作能‘来得及’赶上自发的高潮，因为我们愈能‘来得及’灌输这种组织性，就愈能使常备军不被群众所扰乱，而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怎么办？》）唯有建立了一支革命的常备军，革命才能不依靠任何偶然因素而取得成功。但是，列宁又讲到：“西欧的经验已经证明常备军是十分反动的。军事科学已经证明民兵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民兵无论在防御战或者进攻战中都能够胜任地完成军事任务。”（《军队与革命》）要求建立革命的常备军，正是为民兵的推广创造条件，并消灭一切军队存在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以后，张春桥同志首先鲜明地提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1958年，他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中写到：“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毛主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军内的等级制就是军队变质的温床。 1964年，当有人提出废除军衔制时，毛主席毫无迟疑地说：“取消，这个牌牌我早就想把它丢掉了！肩不能挑，扛着个牌牌，怎么和群众同甘苦、同劳动？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些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1966年又在《五七指示》中讲到：“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这些尝试都使得解放军和资本主义的军队大有不同了，他们和群众和生产密切结合在一起了。
与这条路线相对立的军内保守势力，则宣扬单纯军事观点，认为反修防修单纯是“罢修正主义者的官”，片面强调军队对于保护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以此为借口来维护军队的资产阶级法权。这种单纯军事观点掩盖了政治斗争的社会基础，把军队和修正主义者都变成了悬空的东西。林彪在当时吩咐林立果“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并且搬出孔子的“以礼治军”，大兴军内的等级制。群众为了讽刺军中一言堂的情况编了一首打油诗：“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这就描摹出了这些军内保守势力的反革命本质。他们首先把“党指挥枪”的原则变成“枪指挥党”，进而又变成党内资产阶级指挥枪，就窃取了军权和政权。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两条路线的斗争彻底爆发出来，尽管此前已对限制军队资产阶级法权做出了探索，但是终究没有摆脱常备军本身的局限性，等到了革命高潮的时候再着手变革军队制度就太晚了。常备军这种武装形式，革命派可以拿来用，走资派也可以拿来用。 在常备军这个总框架下，也不可能对军队进行广泛地夺权，不能全面否定军队的社会主义性质。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军内夺权的政策始终是比较保守的，1967年2月26日出台的《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规定：“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这样，军队矛盾最根本的地方完全没有触及，军队就成了走资派的驯服工具。
军队的动向是文革形势变化的一条线索。 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到1967年一月革命，群众轰轰烈烈地起来冲刷旧制度，这个阶段革命形势大好，无产阶级力量逐渐上升。一月革命爆发后，全国各地造反派起来夺权，触及了走资派的命根子，陈毅、谭振林等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疯狂反对文化大革命，这就是二月逆流。此时走资派在军队的代理人初登场了。 军阀头子叶剑英放出其在青海的代理人赵永夫，在西宁制造了血腥的青海“二·二三”事件，革命群众遭到军队的残酷屠杀，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报道：“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除了青海地区，全国各地的反动势力也都不同程度地开始运用暴力机器负隅反抗；但是总得来说，革命力量仍然占据着上风，各地区、各单位不断地起来夺权了。到了武汉“七·二〇”事件爆发，形势则发生转折。 1967年7月，毛主席亲自到武汉考察，20日，军内走资派陈再道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毛主席所在宾馆，威胁到了毛主席的生命，毛主席被迫撤离。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爆发标志着军队保守势力的发展已经由量变引起了质变，已经到了公开发动反革命兵变的地步。 但是毛主席为了稳定局势，仍然指示“武汉的问题，应当作为内部错误来处理”。
“七·二〇”事件爆发后，一些造反派为了强调“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开始并提“揪军内、党内一小撮”。1967年8月1日，王力、关锋等乘着建军节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重提人民战争，号召全国人民夺取军权。此文未经过中央讨论同意，是擅自发表的，毛主席看到后提出反对。他向江青交待到：“‘揪军内一小撮’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军内的走资派也是党内的嘛，提党内的走资派就包括了军内。”这就是说，军队的力量始终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根本问题还是政权问题，如果片面鼓动群众夺军队的权，就陷入了单纯军事观点，并没有触及军队走资派的政治基础，这种错误观点只能把文化大革命引向无原则的内战；在这种内战中，无产阶级没有事先锻炼出成熟的革命民兵力量，其结果只能是占据劣势，遭到走资派的屠杀和镇压。 中央宣布并提“揪军内、党内一小撮”是转移斗争大方向，而后王、关、戚被撤出中央文革。这一定调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却掩盖了变革军队制度这一根本性问题。走资派利用军队支持保守派的情况，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大大发展了，这就导致地方斗争形势从过“左”转向了过右，造反派开始走下坡路。 例如两广地区，韦国清、黄永胜等军头指挥军队支援保守派组织，革命派遭到镇压，并且因此发生了严重的武斗。直到1968年《七·三布告》发布后，武斗被强行中止，此时也相当于宣告这些地区夺权失败。
文化大革命全国夺权的成果，本来是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政权。革委会实行三结合制度，领导班子由党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来自解放军或者民兵的军管代表三部分组成，政治上突破了干部的一长制管理。但是在军事上，大部分地区民兵不成气候，军队方面主要是解放军占主导。而军队被走资派掌握的情况又没有被一般性地改变，这就为了革委会政权埋下了祸根。 1968年夺权总退却后，公开斗争转变为了暗流。旧的没改造好的干部和军队势力勾结起来实行反攻倒算，乘着“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机会制造冤假错案，大量地把群众组织排挤出革委会，甚至乱捕乱杀，“三结合”逐渐名存实亡。
与这条反动军事路线相对立的，则是通过建设革命民兵来巩固新生无产阶级政权。 民兵与常备军不同，民兵本身就是工人农民，平时在原单位从事生产，同时也进行军训。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民兵的受重视程度不高，组织不严密，革命性不强。1973年的调查报告《武装工人阶级 建设城市民兵》中回顾到：“工人批评当时的民兵，是‘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民兵干部的名单在墙上公布一下，民兵的名单写入花名册放进抽屉里）。由于民兵在群众中缺乏威信，经不起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风浪的考验，一冲就垮了。”并且，原本的民兵队伍不少偏向保守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改造民兵队伍，使其革命化，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在上海造反派工人掌权后，开展了整风运动，建设了良好的纪律，工人们进一步提出成立武卫组织来保卫新生政权。1967年7月31日，张春桥同志向毛主席写信请示：
“文攻武卫”的口号提出来以后，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要求成立武卫组织。据了解，目前上海的武斗虽然不多，但是，小规模的武斗经常不断。出现武斗，一般是由市革命委员会派出少量徒手解放军战士去制止。他们人数少，到得慢，而且往往挨打，效果也并不都好。如果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成立工人武卫指挥部，在市区每个区搞一万人左右的队伍，十个区（不含郊区）搞十万人左右，从一百几十万产业工人中选拔并不困难。这十万人，当然不需要天天出动，每天有十分之一的人值班，就足够了，也不会妨碍生产。
这支由工人造反派组成的队伍，在目前可以制止武斗，更重要的是可能从中找出一条改造民兵的办法。上海原有的民兵，偏保的不少，枪枝弹药已经由警备区收起来了，组织瘫痪在那里。如果目前提出整顿民兵，条件不成熟，麻烦也不少。不如成立工人武卫组织，从小到大，从徒手到发枪，逐步地建立起一支以造反派为基础的人民武装。
于是，上海市革委会下设了文攻武卫指挥部，成为有集中有民主的革命民兵的雏形，后又改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工人们从拿棍棒进行训练到配备枪支，这个武装过程和两广地区造反派夺解放军的枪那种无政府主义过程完全不同，而是在充分集中的条件下有统一规划和严格纪律。革命民兵和常备军服从统一领导，两者只是发挥不同的职能，取长补短，不存在对抗性矛盾。革命民兵以造反派为基础建立，革命性是其根本特征，这就比起常备军先进了一大步。 正如列宁所说：“这种民兵有百分之九十五将来自工人和农民，它将真正表现出绝大多数人民的理智和意志、力量和权力。”（《远方来信·论无产阶级民兵》）他们一来能在反革命组织进攻时进行反击，二来能在武斗发生时随时出动，制止武斗，维护社会主义秩序。在1967年“八·四”革命行动中，上海市革命民兵头戴滕帽，手持钢矛，对柴油机厂“联司”一小撮坏头头的进攻进行了反击，粉碎了阶级敌人制造上海“第二次大乱”的阴谋，保卫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到1973年3月，上海市民兵队伍已经发展到85.6万余人，其中基干民兵14.8万余人，拥有各种轻武器2.4万件，高炮324门，建立了10个武装基干团，18个高炮团，5个独立高炮营，3个高射机枪连，1个摩托团。此外，还有工兵、防化、通讯、雷达等一批专业基干队伍，已经具备了取代常备军的初步基础。
从常备军过渡到革命民兵，这必须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只有在工人造反派已经掌权，并且占绝对优势、大联合巩固、组织纪律严明的地方，武装工人阶级才能有序进行。 毛主席1967年8月4日南巡时对杨成武谈话肯定了民兵试验，并交待到：“发枪主要是城市，首先是城市，一定要在左派占了绝对优势，才算条件成熟。左派占优势，不能发；左右派势均力敌的，也不能算条件成熟，还是不能发。”9月8日张春桥同志向上海“工总司”常委、委员传达了这个意见：“武装左派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有的地方造反派力量小，发了就被人家夺了去。如果势均力敌，你一发，对方也有人发了，结果就打起来。目前全国都把枪收回，昨天开始交枪了。交了后还要发，发给造反派，什么条件能够发？造反派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占优势。”
毛主席在当时看到了革命民兵是军队问题的新希望，1973年，中央向全国转发了《上海民兵情况的调查报告》，尝试推广这一优秀经验。但是在过去，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尚不壮大，农民等小生产者占据了劳动人民的大多数，这就限制了革命民兵的开展条件。 只有在以上海为首的少数几个工业城市，革命民兵的实践才成功展开了，而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军事力量仍然是常备军占主导，仍然掌握在旧干部手里。所以，革命民兵这一条正确路线并没有改变全国反攻倒算的普遍情况。
随着大部分地区革委会政权在未改造好的旧干部和军队保守势力的操纵下走向衰落，中央的党阀军阀谋权篡党的活动也进一步发展。 林彪作为接班人被写进了九大党章，成为了军队保守势力的总代表。在这种条件下，军队保守力量要在中央寻找代理人就方便很多，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暗中对抗逐渐浮出水面。1970年8月庐山会议，江青、张春桥等造反派代表与林彪、吴法宪等军队保守势力代表发生冲突，同时，陈伯达一类投机分子也混进来为林彪集团站台。8月31日，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批评陈伯达，支持张春桥，平息了冲突，造反派获得了短暂的胜利。庐山会议是毛林关系的转折点。到1971年，毛林决裂，林彪集团策划反革命政变，计划败露，于9月13日凌晨出逃，摔死在蒙古境内。
从青海“二·二三”事件，到武汉“七·二〇”事件，再到“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就是保守势力反扑不断地由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死了一个林彪，整个社会的保守势力却没有被消灭，他们掌握武装力量，在阶级力量对比上逐渐占据了上风，他们自上而下地维护并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打造他们的社会基础。“九·一三”事件以后，因为中央人事的空缺，中央不得不再启用一些被打倒的走资派。到1976年10月6日，毛主席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各路牛鬼蛇神就伙同起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到八十年代时，军队开始经商，军队更是彻底转变为了资本主义性质。
由上述历史过程可见，未来的继续革命要走向成功，必须把革命民兵经验提到新的高度。 这种工人武装要在一般的“革命低潮”时期就开始有所准备，在地下革命时期建立的工人纠察队就将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民兵提供物质准备。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全国要把建设革命民兵当作一个一般性问题，并且在中央也有民兵代表和民兵的领导部门，他们能发挥集中性的力量为革命派提供支持，当发生二月逆流和庐山会议这样的冲突时，就不至于使江青、张春桥这样的无产阶级干部受到孤立和排挤。
过去的三结合政权，通过群众组织和党干部相结合的方式，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党群结合，但是对军队这一成分，却单纯地由常备军占主导了。要汲取这一经验，在常备军到革命民兵的过渡阶段，军队也必须实行结合制，而不是片面否定常备军和民兵中的任何一方。革命民兵将对群众组织的政治权力起到巩固作用。 结合制政权和结合制武装都将作为矛盾统一体，矛盾的两方面紧密团结、相互制约。随着群众的政治认识和军事水平的提高，群众组织和革命民兵的这方面将不断扩大，将能逐步取代先锋队和常备军。而在常备军那边，除了能够对抗国内外反动派，也要参与生产，密切联系群众。 马克思说：“军队同时也应当是劳动大军，使部队不再象以前那样光是消费，并且还能生产，而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多于给它的给养费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不仅参与生产，而且也要支援左派。军队如果不支左，就势必支保，所谓的“不站队”的超阶级立场是不存在的。支左同时也是在实践中教育军队，使军队接受左派思想。常备军和民兵要经常性地共同训练、协同作战，使得两种军队打成一片。毛主席1967年7月15日指示：“要看到阶级斗争也反映到军队里边，军队通过支左，把问题暴露在社会上，从而更加提高我们军队的思想水平，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在这样的矛盾转化中，常备军和革命民兵的界限将逐渐消失，逐步过渡到单一的革命民兵模式，到巴黎公社体制，并为国家的消亡做准备。
葛平同志在《21世纪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全面贯彻巴黎公社原则》一文中已经分析了过去苏联和中国无法贯彻巴黎公社原则的历史原因，以及未来工业化社会主义国家贯彻巴黎公社原则的必要性。由于历史上俄国、旧中国未实现工业化，工人阶级只占人口少数，并且阶级意识不成熟，在小私有者汪洋大海的包围以及国内外反动阶级疯狂反扑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只能首先通过把权力集中在工人阶级先锋党的干部集团手中来实现，而无法把权力直接交给工人群众或农民群众。因为比形式上的民主更重要的，是政治挂帅。但是在未来，在已经实现工业化、工人阶级已占人口多数且劳动群众都具备基本文化素质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全面贯彻巴黎公社原则，彻底变革国家机器的组织方式，尽量铲除党内资产阶级产生壮大的土壤。 列宁在评价巴黎公社时，十分重视常备军的废除和民兵的建立：
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由国家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东西。（《国家与革命》）
必须建立普遍的民兵来代替警察和旧官吏！要建立这样的而且仅仅是这样的民兵。要通过工人代表苏维埃，通过农民代表苏维埃，通过工人阶级掌握的地方自治机关来建立这种民兵。……由全民的、真正是男女都参加的民兵，由能够部分地代替官吏的民兵来担任公务，同时，一切当权者不仅通过选举产生，不仅随时可以撤换，而且他们的劳动报酬不是同“老爷”一样，不是同资产阶级一样，而是同工人一样，——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理想。（《论无产阶级民兵》）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这是马克思在法国革命失败以后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句话也完全可以放到文化大革命上。毛主席说：“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经过反复辟的斗争，马列主义就飞跃到了马列毛主义这个新的高度，我们如今正是站在这个新的高度上来搞革命的。如今的赵国是一个工业帝国主义国家，只有广泛地建立了群众组织，并使得全国的群众组织通过地下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在革命成功以后，自然就会造就一批更成熟的工人阶级和更坚韧不拔的群众组织，这将为继续革命提供更坚实的物质准备。在这种基础上，只要汲取了历史上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建立起领导一切的坚强的基层无产阶级政权，并以革命民兵来对其进行巩固，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势头必然比起历史完成一个新的飞跃。在继续革命下，随着资产阶级新生的社会基础逐渐被消灭，阶级的对立和专政也将消亡，革命民兵本身的意义也将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