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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包括医疗在内的科学研究这一大实践，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政治挂帅的。而在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国家是则是利润挂帅，资产阶级只在乎科技进步和研究成果是否能带来额外的利润，为此甚至会为了垄断利润而故意压制技术进步，更不会为了科技造福人民群众着想。帝国主义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为了解放生产力，迎来人类文明新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主要的历史任务。
2、医疗重在预防，而治疗则是病发后的处理手段，新中国时期采取的策略就是发动群众，搞全民预防，通过理论教育与医疗战线上的实践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医疗水平和医疗知识。而中修的防疫措施与其说是防疫不如说是防止群众危及它的政权稳固，不同的世界观和指导思想会有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方法论，无产阶级就是要用马列毛主义的思想，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方法论去解决问题。
快到毛主席的131周年诞辰了，在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激情洋溢的日子里，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放手发动群众，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有着雄厚工业基础的工业国。但是后来右派政变以及资本主义复辟，让人民群众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广大人民群众沦为资产阶级的牛马，毫无政治地位，就更不可能有所创造。这里面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社会主义中国下消灭血吸虫病与中修的疫情防治；消灭血吸虫病的成功是因为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而疫情防治则处处体现了中修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可以说是结结实实地给中修这个从上到下的假共产党扇了一巴掌，让广大人民群众真切体会到了中修这个嘴上挂羊头、卖狗肉的红皮白心货色。
在大规模防治血吸虫病前，根据报道：“1950年冬，上海市郊任屯村农民联名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尽快治好血吸虫病。据方志载，任屯村属血吸虫病重灾区，1929年有275户960人，至1949年仅154户461人，村中中青年大多丧失劳动能力”，而当时整个中国中部和东部12个省份患病人数总共约有1000多万，并且传染性还很强，农民下田种地或者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就感染上。因此，一方面要防治血吸虫病，另一方面又要促进农业生产改变新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这要比中修的疫情防治困难地多。中修靠着所谓“先进科技”建了一大堆方舱、发明了多种特效药、特效疫苗，却还是灰溜溜放弃“社会主义动态清零的优越性”，选择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体免疫”同流合污。然而防治血吸虫病这个难得多的任务，在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劳动人民做主人，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下主动发挥积极性和创造力，很快就有了巨大的成果。如毛主席的这两首诗就是58年在了解到曾经的重灾区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所写下的。
七律二首·送瘟神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在《送瘟神》诗的后记中，毛主席写道：“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全诗的描述生动地体现了：“只要有了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华佗无奈小虫何”，不论是古代的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下还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下，都不缺乏科学精英，但是他们在缺少人民群众主动参与下完全没法治理疫情，只能灰溜溜地炮制出来什么“群体免疫”的害人策略，无产阶级在这种策略下抗毒、带病上班成为一种义务，而科学精英自己和他们的资产阶级主子却可以远离疫区、得了病有专业的医疗资源。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一旦成为了防疫的主人，那就是“六亿神州尽舜尧”，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进来，这些决策充满了智慧和创造性，同时正是因为这个过程中的无产阶级民主，那么无产阶级遵循民主讨论得到的决策也是完全必然的了，也就是民主集中制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下得到了贯彻。同时，这句话恰恰是全诗的核心部分，就像是毛主席在毛岸英牺牲后写下的“青山处处埋忠骨”，用“处处”两字替代了原先诗中的“有幸”两字，把原先对个别英雄人物的颂扬融入到对广大无产阶级捍卫无产阶级政权、争取人类解放的讴歌中，是人民史观的具体体现（即使在毛岸英牺牲后也只是想着自己的儿子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笔者每次想起来这一点就令人落泪）。资本主义复辟后，人民公社被强制解散，农民彻底沦为小生产的状态，乡村被中修的官僚及其黑社会打手霸占，人民群众丧失了自己组织性、创造性，在消灭血吸虫病上只能看上级领导部门是不是要拿这个当作自己的晋升发财手段，因此我们能看到80年到在部分地区血吸虫病又开始肆虐起来，这一点即使是现在的资产阶级学者也承认的：“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血吸虫病疫情呈徘徊态势，局部地区出现回升”。[1]
中修在疫情中也是有样学样，在疫情防控初期也是拿消灭血吸虫病来宣扬自己，可是曾经社会主义时期的成就关你一个法西斯党有什么关系，中修早该被彻底推翻了。中修想要照抄作业，但是生产关系的彻底堕落，使得疫情防治沦为彻头彻尾的失败，以至于现在不敢公然提起疫情，乃至以“特殊时期”来替代。
即使一开始中修真的有清零的时候，但是那不过高压政策下一时的产物，这一成果的背后是无数外地劳动者、病人以及被隔离无产阶级的血汗。到了后来就连病毒都知道运动是绝对的，都知道要变换形式，而中修只会死守“动态清零”实则残酷地消灭病毒宿主的手段；中修干的蠢事是有其物质基础的，一来为了维稳防止疫情扩散，激化阶级矛盾，二来整个社会已经围绕疫情从地方官僚到中央形成了庞大的利益产业链，三则在帝国主义争霸的背景下利用动态清零来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一切考量都是处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考量。等到了愤怒的富士康工人开始了英勇的自发反抗，冲破中修黑皮狗的重重包围，激励鼓舞了全国范围内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中修才被人民的怒火逼着解封。
中修似乎也发动群众了，叫嚷着看到发烧感冒的、武汉返乡人员要积极举报并上报到中修基层，让无产阶级同胞在资产阶级爪牙下饱受折磨。分化无产阶级不愧是资产阶级惯用的的把戏；中修平时污蔑文革中无产阶级站在无产阶级政治自觉的高度上，揭发领导等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象，让他们在无产阶级群众中做自我批评是大恐怖。中修则在疫情中真正让广大无产阶级深切体会了什么叫做历史书上描述的人间浩劫、什么是同胞之间的残酷迫害。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中修绝不是把无产阶级当作人，而是当成动物任由他们去摆布，防疫工作就好像给小鸡仔打疫苗。但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生产的主人，社会要生产运动就不可能要人像小鸡仔一样呆着不动，因此不靠群众运动，不靠广大无产阶级的自觉，疫情防治就不可能成功。资产阶级学者在疫情防治中提出了许多新的政策，研发了许多新的疫苗，但是无一例外都是尽可能地压迫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当成需要听专家话的愚民，人的作用在这里相较于他们平时控制的自然学科要显著得多。这些专家学者表面是治病救人的慈善先生，背后却和各大公司合作在疫情中大发横财。
从这个过程中看到无产阶级不能迷信资产阶级科学，尤其是医学、经济科学这些人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的学科，看起来那么多复杂的数学公式、高级教授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一则是因为这些这些学科是为了资产阶级专政服务，是资产阶级的狗腿子少数人专政无产阶级的发明创造，其本身就是矛盾重重的，就好像不让人用刀彻底断开却要用手一步步解开一个死结一样；二则这些问题有的在社会主义下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新问题所取代。如近现代物理学发展中两种宇宙观的斗争所揭示的那样，即使是相对论、量子力学等自然科学，在资产阶级学者的唯心史观下也踯躅不前。一旦从资产阶级专政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过去的那些旧东西、旧学科要从下到上被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新的内容填充，并且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人——工农兵在火热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填充。
现在的中修刻意淡化疫情，就是在刻意淡化自己在疫情中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害，自己的迫害行动一旦为广大群众所讨论，即使是在最专制的社会，也会有一大批人认识到中修红皮白心的真面目。对于革命者来说，既然中修不说，我们就要撬开他的嘴，狠狠揭露他的伤疤。想要让一个政权既是反动的，又是统治有效的，这是一个悖论；也就是说中修的反动统治广大无产阶级不买账，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是他的老巢；而在工业区等有的地方则是许多权力真空地带，在那里往往是由中修基层指使的黑社会等间接控制的，同时这些地方还是广大无产阶级尤其是体力劳动者扎根的地方，是无产阶级力量最强大的地方，作为革命者，要尽一切可能钻漏洞夺取中修的基层权力。但是无产阶级的力量来自于组织，革命者不先组织起来，摆脱手工业习气，在工业化的组织中坚持组织纪律锤炼自己，就不可能领导并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即使是自发的、分散的无产阶级，中修借着疫情防控的名头大肆压迫，也不能正常统治三年；而在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面前，相信连三个月都不到。
[1]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策略的演变[J]，上海预防医学，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