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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同志指出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道路，却没有指出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道路，这也部分地造成了第三国际对于旧中国的革命指导上出现教条主义倾向。这块拼图是靠毛主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补上的。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与各种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分子斗争，提出了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并逐步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找到半殖民半封建国家的革命道路。这三大法宝虽然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提出来的，却依然可以用来概括分析我们当今的革命形势，我们应当吸纳毛主席论述中的原则来实际推动21世纪中国革命。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独立性，建立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必须反对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贯彻依靠左派，团结和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的斗争策略。
毛主席无比正确地提出：一个党如果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统一战线，不能够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那就将把自己陷于孤立，将使革命陷入困难。要善于利用统一战线的武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依靠革命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反动派，要争取中下层小资产阶级，分化小资上层和资产阶级，去形成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力量。
这是否意味着要实行无条件的妥协，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呢？绝对不是，统一战线必须是遵循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领导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在如今这个工业化帝国主义时代，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统一阵线是紧紧依靠脑力无产者和体力无产者，联合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以前者为最根本的革命基础，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
必须坚决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以斗争求团结，在统一战线的斗争中要有理、有利、有节等等。这是我们在当代帝国主义国家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也必须注意贯彻的，“可以联合作为小资的个人，不可以联合作为小资的阶级。联合方式还是无产阶级的，不会因为小资而特别对待。”即使联合，也是要以无产阶级的纪律和原则进行要求。越是革命的前期，革命的先进分子反而更不能舍弃自己的原则性，反而更要立场鲜明，使已有力量紧抱一团。
目前的泛左翼因为对路线原则、阶级利益一窍不通，使这些东西停留在口头上的吹嘘，才会提出所谓的泛左翼大联合，他们口中的“大联合”，拿着所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际上是打着统一战线的旗号，行背叛毛主义之实，把统一战线曲解为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取消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最后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买办的应声虫。现代机会主义者，他们像当时的王明一样搞“一切归于统一战线”，甚至提出要联合中下层民主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家、自由派搞革命。实际上就是要放弃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争夺群众运动的领导权，放弃自己组织的独立地位，不知不觉地成为自由派的跟班。
必须坚持党的建设和集中领导
政治是利益的集中体现，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一切行动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原则。泛左翼害怕谈集中、害怕谈权威，但是试想如果当年没有这种强有力的党中央，就不可能出现政令如一；如果没有这种权威和集中，毛主席就是再用兵如神，军队不听他的指挥，也什么都办不到。红军战争年代发生过许多不听集中、闹分裂的独立活动，最终都以兵败身死为结果。
而恰恰是在有这种权威和集中后，又能广泛的发挥党内的民主与集中，执行了正确的革命路线，团结了最多数的劳动人民，才能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才能在之后的土地改革时期，广泛的吸取群众经验，实事求是，发挥到了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才能真正的做到了“翻身”，让穷人们当家作主起来。
在中国——如今这个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融工路线，首要任务应为建设一个全国性的集中的工业化协同的地下革命家组织，从而能够领导和支撑有计划的自觉融工。必须要进行地上地下的划分。地下组织代表政治思想集中的体现，政治思想工作是不能被中帝掌握的，那么地上群众组织相当于是掌握了具体的暴力力量，而地下革命家组织掌握控制这个融工网络的整体行动原则。坚持政治挂帅才能代表正确的政治方向。
这就要求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也就是，政治要领导一切。为了保证暴力组织的路线正确，和枪口对准谁的问题，就必然要求先锋队的路线领导，军队的权力来源于先锋队的授权，正如地下领导地上一样。绝不可以像机会主义者叫嚣的那样搞什么线下领导线上，机会主义者所说的线下领导线上 ，实际上说的是经验领导政治，试图模糊地上与地下的界限，否定掉地下革命家组织的政治领导作用。
党内必须时刻开展路线斗争
只要阶级存在，马列毛主义者与机会主义的斗争就持续整个的生命过程，一个人并非是口中说着马列毛的道理，他就代表了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党和以博古、李德、王明、张国焘、彭德怀为代表的种种机会主义路线始终作着坚决的路线斗争，革命党和机会主义集团本质区别就在于革命路线，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如今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可能是无产阶级的一员，但阶级立场绝非是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都有着自己的私利，时刻想着篡夺革命领导权，牺牲全阶级的利益，为个人和小集团攫取政治资本、牟取利益，所贯彻的路线自然是为其一小撮政治投机客的根本利益而服务的。
机会主义路线一会左、一会右，实际就是无原则的路线，这一点不管过多少年都不会改变。根源就在于他们不是从客观的现实情况出发，而是以自己主观上的理论推演为主去制定革命路线。李德、博古不顾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鼓吹夺取大城市暴动，最终使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损失。现代机会主义者则是不顾我国工人自发性运动早已发展到瓶颈的客观现实，反而以俄国革命历史上的手工业小组的爬行状态——这个错误的教训来鼓吹所谓的“小组阶段论”。这两个错误虽相隔百年，但实际上是同根同源的机会主义路线，机会主义者同时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教条主义，他们不善于思考，总爱把从前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生搬硬套解释为当下的路线，幻想着自己的那套“融工剧本”。
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突出贡献，也正是同这些机会主义斗争中确立了先锋队路线的贡献。
坚持武装斗争 反对取消主义
没有暴力，就没有政权、力量，革命的领导权喊得再大声，也一定会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夺去。这种武装斗争又是怎样的呢？毛主席说：“只能是发动最广大群众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更加根本的特点就是广泛武装、组织人民，走群众路线、发挥人民的力量从来不是靠动动嘴皮子就行，而是要做实际的工作。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尝试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也是有启发性的。例如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早先中共的行动计划就和当今的机会主义者没什么两样，搞交朋友、开读书会，给工人们开识字授课的补习学校。结果其实和如今机会主义者送盒饭小组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除了给资本家减轻人力成本，减轻负担之外，没有什么别的用处，教出来的所谓“马列毛主义”先进工人，基本都跟着老板跑了。毛主席在吸取这些教训之后，就完全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将工人们团结在义务劳动制的协同工作之中，真正地把工人们给组织起来，在政治上与资本家进行对抗。同时，地上组织也成立了工人纠察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暴力组织。在革命者周围组织起来的工人们，以及行动统一、纪律严明的工人纠察队，在后来罢工运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毛主席给我们指明的，政治的力量所在。枪杆子里出政权，口吐莲花筑不起革命的大厦，无产阶级必须从一开始就为暴力革命做准备。
放到如今革命环境必须在地下组织领导下建立群众组织，这种群众组织的运行和解释的主动权皆掌握在地下组织中，绝不能跟着中修做处处被动的合法组织。并且这种实际工作在于群众组织和代办员网络是在纪律之下的义务劳动制，能够让群众看到切实的办事的力量，才能牢牢的团结起来。而不是靠三寸不烂之舌和工人讲团结。
同时这种纪律也是武装的基础，只有 先锋队在组织性和纪律性上的成熟，没有这两个作为基础，就无法形成暴力组织，即便偶然的凑起来了，也只能是一触即溃的散沙，无法发展为正规的军事力量。并且要想拥有持续和稳固的政治基础，群众组织就必须要创建并掌握属于自己的暴力机器；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没有这一武器，政治是不稳固的，甚至可以说是幼稚的，停留在较低水平的。
也不是像机会主义者那样光搞什么不痛不痒的改良性质的经济斗争，如今的机会主义者不过是在重复百年前早就玩剩下的错误经验罢了。中修从来不怕你披着合法的面皮耍嘴皮子，因为这争取不到群众，也推翻不了反动派。手工业的假革命是搞不了人民战争的，靠嘴皮和热情撑不起革命，他们依赖的组织方式会在革命到来前就自行瓦解。
党的建设和先锋队组织的建设正是其中革命链条中最关键的环节。我们要领导统一战线，领导权靠什么来？靠一个巩固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在斗争中争取；人民战争怎么发起？靠一个工业化的地下组织全面组织群众。毛主席把中共的发展说成是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
在今天看来，也就是建立一个工业化的组织，使一个组织成为全国性政党的过程。今天的手工业者们不断地替自己的落后状况辩护，不肯建立一个工业化组织，那就没有可能成为全国性的革命家组织。这种反布尔什维克化的小组模式，就是破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乌托邦！
论持久战精神 反对“速胜论”和“必亡论”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还期总结提出了完整的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即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这是解决无产阶级如何开展暴力革命的科学理论，也具有普适指导意义。
“兵民是胜利之本”，通过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建立人民的武装，利用反动统治阶级统治和旧社会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在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率先突破，实现局部的我强敌弱，削弱、破坏统治阶级的局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局部节点。
通过“反围剿”，波浪式地发展红色节点，逐步消灭敌人力量，实现力量对比扭转，最终彻底摧毁反动统治阶级的专政，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样一条持久的人民战争的道路，无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还是在帝国主义国家都是普遍适用的。21世纪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必须在毛主席持久人民战争科学理论指导下开展。
其论述的精髓便是《论持久战》《论持久战》写成于抗日战争的低潮时期，这时也曾出现过“速胜论”和“亡国论”这两种形式上不同、但本质都是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但毛主席却在其中预言了日本帝国主义必然失败，从而肃清了党的行动方针和正确路线。任何革命组织要保持青春活力就是要靠持久的斗争。胜利必然属于革命的中国人民，同时指出了中国人民抗战应当采取的策略。从特殊到一般，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国抗战面临的基本局面是敌强我弱、但同时敌衰我兴。而这一规律正是阶级斗争中的一般规律。当下我们所面临的局面，也正是敌我力量悬殊，但无产阶级运动蓬勃发展，无产阶级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而反动派则日益走向衰败。
并且论持久战的光辉思想对当代革命也是非常重要，面对中修强大的暴力机器，新时代的机会主义也提出了当代的“速胜论”和“败亡论”。前者最典型的就是如今**“唯影响力论”**，那些泛左翼嘴上嚷嚷着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实则就是不想干长期的革命工作，不愿意接受任何思想上的改造，更不愿意接受任何革命组织的纪律的约束，你只要一和他们谈纪律他们就要骂你官僚主义，但自由散漫的结果就是完全不能长久，但他们又不愿意接受自己的灭亡，就是要搞票大的，就是要搞左倾冒进主义，他们无视中修”真老虎“的暴力机器，而是把革命当作请客吃饭在那搞一个又一个手工业小组，把先进青年当作耗材一样消耗，对于他们我们必须要斗争到底直到错误路线彻底消亡。
而另一部分的泛左翼，可以说泥潭派吧，他们意识到中修“真老虎”的一面，但又不能意识到“假老虎”的一面，因而他们的路线就是取消暴力革命，觉得当代暴力革命赢不了只能上层和平演变，同时他们鼓吹三勤三化，反对革命组织的探索和建设，还有就是无休止的调研，这些个都是要把先进分子的精力白白浪费的。 可以说机会主义纵然千变万化，但我们仍然能火眼金睛洞察，就是因为马列毛主义者是站在“要革命”这边，机会主义就是奔着“取消革命”去的。而既然马列毛主义者要革命，就必须要清楚中修是可以被打败的，他尽管掌握着暴力机器，但是他的路线是腐朽的资本主义路线，他对于基层的掌握力随着阶级矛盾不断深化只会越来越低，这就是马列毛主义者需要去意识到的，他绝非是不可战胜。而他也有真老虎的一面，就是他掌握暴力机器，如果马列毛主义者不能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不能够掌握我们的暴力机器与之抗衡，那么也不能够胜利。
放到如今革命路线上，敌强我弱的局面意味着必须是以地下斗争为主的革命路线，必须坚持地下领导地上、地上服务地下的基本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一切以地上斗争为核心的路线，要么是公开的“冲塔”路线，要么便是公开合法的改良主义路线。前者的结果是佳士运动，后者的结果是以未明子为代表的合法改良主义，二者均不能将运动导向彻底的革命。因此，革命者必须在列宁的“政治报”路线下在地下首先组织起来，建立工业化的地下革命组织。
敌衰我兴的必然趋势，意味着革命必然胜利。但是，革命组织的革命策略，往往决定了敌衰我兴的速度。对此，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即革命的群众工作，是实现敌衰我兴的关键，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础。
必须强调，仅仅指出群众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是革命的群众工作——即以“夺权”为最终目标，将群众组织起来实现自发到自觉的飞跃，实现革命的群众化——才是能够使革命走向胜利的关键。这也是当前一切马列毛主义革命者与机会主义者的根本分歧。
对此，机会主义者则鼓吹“三勤三化”，喊出“到工人中去”的一般性口号；看上去是革命的路线，但实际上则是以经济斗争为目的，以手工业小组为形式的组织。而这并不能让群众摆脱自发性的束缚，实现向革命自觉性的转变，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工联主义。机会主义者迷信经济斗争，认为只需要通过阶级斗争吸引群众参与革命，最后便能自发完成向政治斗争的转变。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经济斗争带来的影响是不会一时消散的，工联主义不是革命的必然阶段，反而是低水平的泥潭。
机会主义者不光自己要待在泥潭中，还要试图将革命拉入泥潭。因此，一切革命的马列毛主义者，都必须与其做彻底的决裂和斗争。
阶级斗争，夺权这类重大的事件就是实打实的力量的碰撞，而不是嘴上功夫油嘴滑舌，你要想领导群众，就是要你能掌握足以改变现实的伟力，而这一伟力就来自于革命组织，革命组织要如何建成就是要其成员长久的工作，不是一两年，而是几十年如一日。 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光辉思想仍在指引着我们，当今的革命斗争毫无疑问也是一场持久战。
而在这持久战中，倘若不能根据革命的需要总结和明确一条统一的正确的革命路线，制定合理的革命策略，那么敌衰我兴只能是在遥远的未来。21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就在于我们必须要牢牢抓住现在，不是沉溺过去或臆想未来。这就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功给当代马列毛主义者的革命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