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各章中，我们所论述的瑞典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作为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瑞典福利国家经济(或所谓混合经济)在基本方面(如私人垄断资本占有制等)跟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有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但它也有其特点，其中之一，可以说是“特”在它把现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暴露得比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更为鲜明，更为尖锐些。本章我们打算在对瑞典福利国家经济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某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对当代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从而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福利国家制度的性质及其危机的熟悉。
第一节 福利国家制度——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产物
福利国家制度，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乃是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斗争长期发展的产物。
(一)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长期发展的产物。我们知道，在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垄断资本主义，本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愈高，生产的规模愈大，便越发明显地表现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局限性，越发迫切地要求资本“社会化”。因为巨大的生产规模不是任何个别私人资本所能承担得了的，铁路的建造、矿产资源的开发以及运河的开凿等就是这样。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制的“局限性”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这个冲突，迫使资产阶级力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许可的范围内去“缓解”这个“局限性”。于是，股份公司制度便适应这样的需要而出现，并获得了迅速发展。股份公司作为一种资本集中的工具，可以把分散的、小额的单个资本集中起来，以适应大企业进行巨额投资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8页。）与此同时，现代化银行也适应这种需要而发展起来。这些过程，在瑞典是发生在上世纪二十至七十年代，而在其他的发达国家却完成得稍早些。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银行垄断资本和工业垄断资本相互溶合的基础上，形成了支配着垄断组织的金融资本。随着这类垄断组织发展成为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资本主义便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
这种金融资本，以金融机构为中心，利用股份的发行与占有，可以动员、组织、支配散落在社会各个角落里的私人资本和
零星资金，因而较之过去分散的单个资本在形式上具有较高的“社会化”程度。但它究竟植根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土壤中，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当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力再自行“调整”而不得不求助于“国家”的力量，从而驱使资本主义经济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转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轨道。恩格斯早就预见到这个历史趋向。他说：“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把大量生产资料推向如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最强烈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自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几乎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每隔十年左右都经历一次危机。1847—1848年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于是，如何对付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便成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所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在本世纪初，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英国、美国等，开始出现利用国家力量“干预’经济生活，或推行强制“卡特尔法”，或实施“战时经济动员”，或对个别企业采取“国有化”措施。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各国垄断统治集团都熟悉到：除非借助于国家调节，否则①恩格斯：《反杜林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2页。
便无法维持其政治、经济的统治。例如在美国，1933年失业率达25%以上，一般工商业营业额不到过去的60%，仅1932年一年就有1，400多家银行倒闭。为了拯救这种危急情况，罗斯福总统1933年一上台就立即公布实施“新政”，采取了扩大政府开支(如失业救济、农场津贴等)，推行公共工程计划，实施通货膨胀法令等一系列措施。正如闻名历史学家福克纳等人所说，“新政所期望的并不是经济制度的根本改革。资本主义的基本因素仍被保留下来，这些因素是生产资料与分配手段的私有制和利润制度。事实上，‘新政’的主要任务表现为拯救资本主义。”（沙伊贝等：《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0页。）在大危机的袭击下，英国垄断统治集团摒弃了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转上国家干预的轨道；德国垄断统治集团迫不及待地于1933年1月把希特勒捧上了台，推行经济军事化。至于瑞典，前面已讲过，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使得政权于1932年第一次落在以P．A．汉逊为首的社会民主党身上，而汉逊首相则提出一项包括赈济性公共工程在内的广泛的国家干预计划。这一切清楚地表明：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已无法克服也无法避免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因而借助于国家作为社会的“合法代表”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调节。wengewang.org
值得注重的是这类国家干预计划，有的是与某些福利设施相联系，有的是和充分就业措施相联系。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垄断统治集团企图通过调节收入分配与宏观经济活动以“缓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在三十年代大危机之后，所谓“福利国家”的口号和设施便不胫而走，成为国
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
(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与斗争的产物。福利制度，是劳动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在如何看待西方国家的福利设施问题上，过去曾有过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把这些福利设施说成是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恩賜”，另一是把这仅只说成是统治阶级对劳动群众的一种“欺骗”或一种腐蚀剂。前一观点显然来自统治阶级的辩护，后一观点则是过去“左”的路线影响下的产物。两者自然都是错误的。
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关系，决定了资产阶级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对劳动者发“善心”、安排劳动者的福利设施。劳动者境遇的改善，历来是通过自己的斗争赢得的。资产阶级国家，作为一个“总资本家”，一方面固然不可能对劳动群众的困苦发“善心”，但另一方面，随着劳动群众的组织和力量的日趋壮大，作为总资本家的国家为了缓和阶级对立和冲突，维护其统治，不得不改变其策略。只须对历史作一简单回顾，就可看到：在阶级力量对比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资产阶级及其国家对待劳动群众的态度和策略都有所变换。
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虽然也有少量的“济贫所”，多是教会举办的“慈善事业”。当时，保守的地主资产阶级却认为他们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劳动群众的贫困都是天经地义的，因此对于劳动群众的境遇不仅不予同情，反而极力反对国家或社会对穷人进行“赈济”。例如，他们的代言人牧师马尔萨斯曾把劳动者的贫困说成是出自上帝的旨意，把贫困归咎于“上帝在大自然的丰盛筵席上没有给他(指穷人)安个座位”。就是说，穷人即使是饿死了，也是“上帝”的旨意。当时地主资产阶级竟敢
于全然无视劳动者的困苦，甚至否定劳动者的生存权利，一个重要原因乃是：马尔萨斯正处于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基本完成的产业革命时期，产业革命不仅大大加速了对广大小生产者的剥削过程，而且促进了工厂制度的建立，使雇佣劳动者完全处于对资本的附庸地位。当时工人群众也曾自发地起来斗争。盛行于十九世纪初期的“鲁第运动”，只是用捣毀机器的办法以反对机器的采用，而不是反对雇佣劳动制度本身。工人运动尚处于蒙昧状态。地主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的而且也在政治的阶级力量对比上具有绝对的优势。正是这种优势地位使得统治阶级的代言人马尔萨斯敢于公然否认劳动群众的生存权利。
随着1825年在英国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随着工人群众日益觉醒和力量不断壮大，英国工人阶级在三十和四十年代开展了要求民主权利的“宪章运动”。列宁把英国“宪章运动”称之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6页）。在工人阶级的斗争面前，英国统治阶级采取两手策略，相继地实施了一系列承认工人群众某些权益的工厂法及其他法令，由政府举办一些“賑济”设施。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英国资产阶级越来越公开地从海外殖民地掠夺来的巨额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支持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倾向。列宁曾指出，“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几乎完全垄断了世界市场。这种垄断使英国资本获得难以置信的巨额利润。因此有可能从这些利润中拿出一点点给工人贵族——熟练的工厂工人”。（《哈利．奎尔奇》，《列宁全集》第19卷，第370页。）应该指出的是，列宁这里讲的只是巨额海外利润使英国统治阶级有“可能”从中拿出一点点，这里讲的只是“可能”。毋庸讳言，要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也还有赖于工人群众自身的组织力量和斗争。1893年，英国独立工党在它的建党纲领中提出了改进社会福利设施的主张，其中包括建立养老金制、失业补贴和实行免费教育等。
美国工人阶级在组织上、思想上都不如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那么成熟，但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初，工人的组织程度和斗争性也比过去提高了，据统计，1886—1914年问，美国平均每年都发生l，000多次罢工。也正是这种局面迫使统治集团不得不对劳动群众的物质状况稍加“改良”，但其目的主要不是“仁慈”，而是为了维护资本的统治。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直截了当地强调指出，“我们用改良来拯救资本主义。我们要制定最先进的工厂法。我们要对全部托拉斯实行国家监督。我们要对托拉斯实行国家监督，是为了消灭贫困，大家都得到‘合理’的工资。我们要确定‘社会公平和工业公平’。我们要发誓实行一切改良……我们就只不愿意实行一种‘改良’——剥夺资本家!”（转引自《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和意义》，《列宁全集》第18卷，第39B页。）简言之，他之所以主张“改良主义”，归根到底是为了避免资本家被剥夺的历史命运。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企业倒闭，工人大批失业，西方各国陷于恐慌之中。一方面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化；另方面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却取得胜利，与西方世界形成了强烈对比。在这种国际和国内形势下，除了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以“全民福利”作为自己的旗帜外，美国政府也推行以拯救失业为主要内容的“新政”。非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和劳动群众高度组织化起来，随着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在许多国家成为重要政治力量，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庄不同程度上推行社会福利制度，标榜“全民福利国家”，这些设施不仅仅限于“济贫”，而且还包括了“收入均等化”、“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等经济目标。一百多年前，马尔萨斯公然否认劳动者的生存权利，他所反映的统治阶级的气势何等嚣张!如今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却大念“福利”经，竞相表明自己如何关心、维护、增进劳动者的“福利”，态度的变化，委实很大。但这个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阶级力量的对比已是今非昔比了，否则，大规模的福利设施的推行是难以想象的。
总之，战后西方国家所标榜的“福利国家”制度，乃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的产物。对于劳动群众来说，战后各国社会福利设施的实施，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依靠自身组织的力量，通过长期斗争所赢得的。这是近代工人运动所展示给我们的一个历史事实。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垄断资本集团统治集团来说，实施社会福利设施，则是为缓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以维护垄断资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或者说，不得不支付的一种“代价”。就瑞典情况看，社会福利方面的公共开支相当庞大，这个代价过于昂贵，昂贵得已超过了瑞典资本主义经济的负荷能力。这种情形，在英国、美国等国也不同程度地出现。把所有社会福利设施看作是现代资本主义为维护其生存和统治地位而不得不支付的一种严代价”，这是我们从对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的探讨中获得的一点新熟悉。这点新熟悉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熟悉福利国家危机的实质和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表现形式。这一点，我们后面还将进一步讨论。
第二节 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所谓“福利国家”制度，或者象林德伯克所称的“混合经济”，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发展形式，是指一种私人资本主义生产与国家对收入分配、宏观经济活动的某些调节相结合的制度。它在国家调节问题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狭义讲，一般只是指那些与所谓收入均等化目标，国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政策相联系的社会福利设施，如医疗保险、老年退休金、失业救济、低收入家庭补助等等。就广义讲，它还包括有国家以充分就业为目标调节宏观经济活动的政策与设施。不过，战后西方许多国家既都以“充分就业”为一个重要政策目标，同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与“收入再分配”相联系的社会福利设施，只是各自的侧重方面有所不同。例如：瑞典长期以来一直偏重于贯彻以收入均等化为目标的社会福利设施，同时也重视对宏观经济活动的调节以确保充分就业；美国长期以来比较侧重于以充分就业为首要目标的宏观经济调节，同时也逐渐重视某些福利设施的意义；而英国则似乎兼顾并重，并强调充分就业计划应属于福利国家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些差异，则又和各自的政策指导思想——经济学说的差异有着密切联系。它们分别与现代两个主要经济理论派别相联系。一个师宗于瑞典学派的经济理论，一个奉行凯恩斯主义学说。这两个学派虽然在理论上有很大差异，但在一些基本观点上却是吻合的：都不相信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都主张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活动和收入分配实行不同程度的国家调节，因而，不仅它们的政策主张大体相同，而且这些政策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也类同；所谓“瑞典病”、“英国病”或福利国家危机之类的病症，这些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其原因是：这些理论与政策都是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块土壤里长出来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为了说明这点，不妨将这两个学派的主要理论和政策主张，两个学派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略加对比分析。
凯恩斯(1883—1946年)是闻名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其代表性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于1936年。他的一个基本理论——“有效需求”学说实际上是三十年代大危机的产物，其基本内容有如下几个要点：(1)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它讳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征是“生产过剩性”的，而只归诿于“有效需求不足”；(2)它与资产阶级传统经济学不同，不仅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反而承认资本主义经济由于自身没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因而经济危机不可避免；(3)它认为，经济危机之不可避免，决不是由于什么社会经济原因，而只是由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所谓“心理上的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作祟的结果，使得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所谓总“有效需求”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于是，“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便可能导致经济危机发生；(4)它认为，“基本心理因素”是经常起作用的，因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总需求水平经常总低于生产的供给水平，即低于各生产要素“充分就业”水平，故“低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5)它认为，既然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心理因素”，则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身便无能为力，这就得依靠资产阶级国家来“调节”，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措施来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同时也辅佐以货币政策，以提高总需求水平。于是，它极力主张扩大政府的权力，广泛采用“国家调节”措施，以遏制经济危机，认为“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23--324页）。这一来，便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wengewang.org
战后以来，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在美国和英国各具特色，这两个国家的国家调节实践也相应地有所差异。
在美国，以萨缪尔逊、托宾及索洛为代表的所谓后凯恩斯主义主流派，把凯恩斯的就业理论(亦称“收入决定理论”)跟瓦尔拉斯和马歇尔的“均衡论”、价格论、分配论相结合，发展为一个所谓“收入—支出模式’，用来分析投资、消费、储蓄等总量的变量与收入、就业之间的数量关系，作为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政策工具进行宏观经济治理，实现所谓“无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的依据。这个学说又被萨缪尔逊称之为“新古典综合”理论。正是主要在这个美式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战后美国政府一向以“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奉为首要政策目标，而未把“收入均等化”列为重要政策目标；政府“调节”的重心放在宏观经济活动(即总需求水平)方面，而不是落在“收入分配”方面。必须提及的是，尽管美国不把“收入均等化”列为首要目标，但它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他们称之为转移性支付)在联邦预算中所占的比重却不断增长。据统计，转移性支付在联邦总支出中的比重从1948年的32．8%，增到1978年的40．3%，超过了军费支出所占的比重。借此而宣扬美国福利国家的论调，也时有所闻。尽管如此，但转移性支付的增长主要并不是与所谓“收入均等化”政策目标相联系的，而是与扩大公共开支，提高总需求水平的凯恩斯主义“充分就业”政策相联系的。
在英国，战后无论是工党政府抑或保守党政府，都把凯恩斯主义作为其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一方面，它依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主张进行“总需求治理”以遏制衰退和实现“充分就业”，战后初期贝弗里奇为英国政府制订的“充分就业方案”，就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的产物。英国凯恩斯主义者强烈认为，要在英国建立起福利国家，其首要条件就是要确保充分就业。故他们把充分就业，看作为福利国家的首要内容。另方面，它也重视“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并利用凯恩斯主义来为“合理收入分配”提供依据。主要是：(1)从凯恩斯《通论)中摘出片言只语作为依据。例如，凯恩斯在《通论》中曾提到资本主义社会中靠利息为生的“食利者阶级”将自然趋于灭亡，也曾提到收入分配若过于不均而富有者又厉行“节俭”，则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参阅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18一320。）他们便据此认为凯恩斯也反对收入分配“不均”而主张对收入分配也加以“调节”。非凡是英国凯思斯派阵营中以罗宾逊、卡尔多等人为代表的少数“左”派，坚持认为凯恩斯当时聚精会神于就业问题，“收入不均”问题虽曾提出却未展开分析，极力要给凯恩斯理论“补充”一个“分配理论”（参阅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刊《美国经济评论》1972年5月号）。(2)援引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理论，作为“改进”收入分配的依据。按照这个“理论"，富有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倾向)比穷人的要低，因此，“收入分配”，愈是贫富不均，势必越发压低了全社会“消费倾向”，从而加剧“有效需求”的不足和失业的增加。照此说来，为了提高全社会的消费倾向以扩大“有效需求”，也必须“改善”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总之，他们无论是在国家实施“宏观调节”或“需求治理”方面，抑或在国家“调节”收入分配使之合理化方面，都立足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的基础上，把“国家调节”的作用主要集中在“需求”方面。但是，战后英国政府较大规模地实施一些社会福利设施，贯彻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其指导思想除了来自凯恩斯主义理论外，尚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费边主义”及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上面所述，说明了战后美国、英国的所谓福利国家设施的推行，主要是在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影响下进行的。而本书的第五章，则说明瑞典的福利国家设施的推行，主要是与瑞典学派的理论与政策相联系着的。于是，一般读者自然会进一步提问，这两个经济学流派的理论与政策有何异同?它们的实践意义是什么?我想，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对于了解福利国家制度的实质及其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不无裨益。
以魏克塞尔为先驱的，由林达尔、米尔达尔、俄林、伦德堡等人建立起来的瑞典学派，与凯恩斯理论相比较，有如下几点不同处：(l)从方法上讲，瑞典学派采取了动态分析方法，即把时间因素导入分析之中，重视“预期”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注重“事前”、“事后”之间的过程分析。而凯恩斯采取的却是静态分析法，即假定现有的资本存量、生产技术、劳动者的素质与数量、消费倾向以及价格等变量在短期内不变。(2)凯恩斯在《通论》中的分析是封闭型的，即把对外经济关系排除在外，而瑞典学派的分析则一向是开放型的，因为外贸对于瑞典经济十分重要，不容丝毫忽视。(3)凯恩斯本人在《通论》一书中提供了理论(“有效需求”论)和政策建议，战后的追随者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如何确定产量和收入水平的模式(如“收入一支出”模式)；瑞典学派有货币理论和利息率“调节”政策，正如美国闻名经济学家克莱因所指出，“瑞典经济学家的利息理论的确蕴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即利率的操纵是保证充分就业的一个适当的措施”（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4页）。但它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模式”，把自己的理论与政策联系起来。尽管凯恩斯学派与瑞典学派有上述不同处，但在一些基本方面却是一致的：(1)基本指导思想一致。它们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一个根本缺陷：不能自行“调节”，而必须仰赖于“国家调节”或“政府干预”。这正反映出这两个学说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但从重视总量分析、宏观治理以实现“经济稳定化”看，从主张资本主义私人经济基础和政府某些经济职能(如财政预算、货币治理等)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方面看，则瑞典学派较多地与美国凯恩斯“新古典综合”派相接近；从其重视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和重视“社会福利”设施方面看，则瑞典学派又较接近于英国“剑桥凯恩斯派”。(2)国家’调节”的重点一致。凯恩斯主义把“调节”的重点放在“总需求”上，这一点十分清楚。瑞典学派没有“需求”学说，但其对利息率“调节”的主要效果，无非是影响“投资需求”；而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无非是通过扩大“社会福利”开支以扩大公私消费需求，可见，其最后效果均落在“总需求”上。所以，凯恩斯学派和瑞典学派虽然其理论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指导思想、政策措施以及这些政策的实践意义是基本一致的：即主要依靠社会福利设施和充分就业政策，通过扩大公私消费以扩张“总需求”的办法，在经济上缓和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政治上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与冲突，以期实现“经济稳定化”和“政治安定化”。
在这里，还顺便提一下瑞典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之间几十年未曾解决的一个争议问题：这种宏观的总量分析方法和反危机“干预”措施，两个学派都有，究竟是谁家首创的?从理论上讲，魏克赛尔早就在其有关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的“累积过程”的分析中运用了“总量”概念；从政策上讲，社会民主党政府1932年一上台就实行“公共工程”计划以克服失业，1933年又通过主张短期赤字预算的“财政法案”。此外，当时政府的失业委员会的失业问题凋查报告(报告结论部分为哈马舍尔德执笔)，以及委员会成员们(如米尔达尔、俄林、约翰逊等)的著作，不仅承袭了魏克赛尔的总量分析和“利息率”调节的观点，而且也重视财政政策在消除失业方面的“经济效果”。这些都是凯恩斯《通论》出版(1936年)以前的事。这就无怪乎俄林在凯思斯《通论》出版的翌年就发表文章，提出无论在总量分析理论方面还是在经济政策方面瑞典经济学家都走在凯恩斯前面，并第一次给以魏克赛尔为代表的瑞典经济学家命名为“斯德哥尔摩学派”（俄林：《关于斯德哥尔摩储蓄与投资理论的若干体会》。刊《经济学杂志》1937年8月号和6月号）。瑞典学派代表人物米尔达尔、伦德堡等也坚持瑞典学派的“发明权”，认为凯恩斯《通论》谈不上什么“划时代的革命”[参见米尔达尔：《社会理论中的价值》(1958年第240一241页)和伦德堡：《商业循环和经济政策》(1957年第108--109,117页)]。于是，人们便问：是否凯恩斯直接接受了瑞典学派的新影响呢?凯恩斯本人矢口否认，因为瑞典学派著作过去均用瑞典文和德文发表的，而凯恩斯对这些著作并不熟悉。况且，凯恩斯早在二十年代就已提出过利用财政手段去消除失业的政策主张，《通论》只是为这些“调节”措施提供理论基础（参阅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1947年)和哈罗德：《凯恩斯生平》(1950年)）。甚至也还有个别瑞典经济学家例如兰德格伦，认为三十年代初在说服社会民主党政府采取财政手段去消除失业方面起过很大作用的是后来担任财政部长的威格福尔斯，而此人当时主要是接受了受凯恩斯思想影响的英国自由党左翼的观点，非凡是受到自由党1918年题为《英国工业的前途》的“黄皮书”的影响，因该黄皮书提出了一个利用大规模公共投资来克服萧条和失业的全国性“计划”（兰德格伦：《1927—89年间凯恩斯、威格福尔斯和俄林的经济观点》1960年版)。。总之，其说不一，各执一端，我们也不拟在这里作进一步的“考证”，只是提出，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多数经济学家同意罗宾逊、熊彼德等人的这种说法：凯恩斯和瑞典学派各自独立地平行地提出了一套宏观治理的理论和政策（参阅罗宾逊：《评米尔达尔的货币均衡论》，刊《经济学杂志》1939年9月号。第493--495页；熊彼德：《经济分析史》1954年版，第1085、1173--1174页）。这两个学派独立地平行地出现，正好表明：不是个别国家的，而是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已激化到这种程度：迫切要求加速将现代资本主义转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轨道。这两个学派，就是在同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同样地担负着为“国家调节”提供理论工具和政策工具的历史使命。从而，这些理论和政策的推行，即福利国家的实践，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带来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也大体相同。wengewang.org
第三节 福利国家的危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
战后所谓福利国家的推行，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带来了什么新现象和新问题?一个最突出的情况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职能扩大和公共部门迅速扩张，从而公共开支迅速增长。诚然，巨额公共开支中除了社会福利开支外，还有军费开支，非凡是象美国这么一个超级大国，军费开支尤其庞大。不过，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战后西方许多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或转移性支付)增长得比军费开支快，即使在美国，前者在联邦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至七十年代已开始超过军费开支在联邦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至于瑞典，其公共开支在八十年代初已增至GNP的70%；，其中军费开支约只占5%；其余绝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与社会福利设施有关。总之，战后以来西方国家的公共开支几乎普遍地获得了较快的增长，这确实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各国政府通过各项福利设施(包括充分就业措施在内)而迅速扩张起来的巨额公共开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本是各国统治集团为了遏制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缓和阶级矛盾与冲突，争取实现所谓经济稳定化和政治安定化而被迫支付的代价。这笔昂貴的代价已支付了而且还得继续支付，
但问题是：
第一，是否实现了“经济稳定化”目标呢?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因为，周期性经济危机，总是反映了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之间严重冲突。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548页）。而这个“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又深深地植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之中。不触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消除经济危机的这个社会经济根源，仅只靠人为地扩张需求的办法去调节供求之间的严重冲突，自然不可能消除周期性经济危机，实现什么经济稳定化。事实上，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常为经济危机所打断，表现出周期性的特点。例如美国，它在从1948年到1982年的33年间，竟经历了8次经济危机。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尽管政府几十年来为扩张“总需求”而耗费了千万亿美元，也无法实现所谓经济稳定化目标。
然而，人为地扩张总需求，虽不可能根本消除周期性危机，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供求之间的严重冲突。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它可通过扩大公共开支等手段在短时间内使总需求迅速扩张起来，缓和总需求与过剩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因而战后以来并未爆发过三十年代那么严重的经济危机；另方面，它只是暂时地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严重冲突抑制下去了，并未消除这个冲突及其根源，经济危机本身听蕴蓄的“能量”未充分释放出来，而被抑制和累积下来了，因而经过短暂时期之后，矛盾又重新激化并进发为另一次经济危机。结果，经济危机周期缩短(如美国在1948—1982年33年间平均每4年一次危机)，经济危机变形。不仅如此，随着经济危机每次来临，扩张性措施对总需求的刺激作用趋于减退，新的危机又要求更强烈的刺激，结果，总需求越来越过度膨胀，而它对国民经济的刺激作用日趋消退，终于酿成“停滞膨胀”。可见，人为地扩张总需求，可以取得缓和经济危机的短期效果，但其长期后果却是严重的。
第二，是否实现了“政治安定化”呢?从瑞典1976年以前非凡是七十年代以前的几十年情况看，福利国家制度的推行使瑞典长时间内维持了比较高的就业水平；所谓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使广大劳动群众所获得的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均有提高，收入分配关系有所改善。据统计，在1951—1969年期间，瑞典最高收入居民户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例，表现出下降的趋势。
如通过全社会生产要素的报酬分配情况来看，也可看到类似趋向。诚然，我们不能过于信赖和依靠西方国家的统计，但总的说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事实：福利国家制度的推行，虽然不可能消除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之间的阶级矛盾与冲突，却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有所缓和，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而这种政治上相对安定的局面，也为瑞典战后时期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这种情况，也不同程度地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例如美国，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就曾有以哈佛大学教授库兹涅茨为代表的一些人，宣扬美国正在发生一场所谓“收入革命”：占人口10%的最富有者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趋于缩减。从那以后，类似论调也时有所闻。不过，这个论调，在国内外一直引起广泛的争议，特別是它的统计方法遭到严厉的批评。我们把这种论调撇在一边，也可看到另一情况：在战后几十年间，美国大多数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就其绝对水平讲，也的确有较大改善；广大劳动群众与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阶级矛盾与冲突，时紧时弛，但总的说来，依然保持在经济斗争的范围内，停留在资产阶级国家可以支配的政治轨道上。
总之，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通过推行包括“充分就业”在内的福利国家政策，在一段时期内(例如在五十至六十年代里)，在“缓和”周期性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等方面，似乎取得了某些“效果”；但究其实，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掉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些矛盾只是被暂时地遏制、推移、累积下来了，矛盾更为深化了。它们以另一种破坏性形式发展着：不仅周期性经济危机变形，经济周期缩短；而且还使社会受累于庞大公共开支、巨额财政赤字、高通货膨胀率、高税收、低效率等等。在瑞典，这种与福利国家政策相联系的破坏性后果表现得最为突出、严重，被国内外人士称之为“瑞典病”；瑞典经济学家惊呼这个病症标志着福利国家的危机。在英国，战后三十多年来已建立起一个十分庞大的福利事业体系，福利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已造成社会福利、社会消费过度膨胀或“超负荷”的病态。正如罗志如、厉以宁同志在《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一书中所说，“福利国家”原是企图以此缓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利于维持国内经济稳定的，但‘福利’支出的增加却引起了财政赤字剧增、企业的低效率等等，结果，英国在‘福利’问题上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境地。‘福利国家’不仅变成了压在英国经济之上的一个沉重的包袱，而且是使人们对国家经济前景失去信心的一种消蚀剂。”（罗志如、厉以宁著：《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的研究》。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福利过度膨胀，成了导致“英国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美国，福利国家政策推行的形式与规模，虽与瑞典、英国有所不同，但类似的病症在七十年代后期也明显地表露了出来：除了表现为公共开支(非凡是转移性支付)膨胀、高赤字、高通货膨胀外，还突出地表现为储蓄率、投资率、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据统计，美国年平均储蓄率由1946—1955年的8．3%；降到1956—1965年的7%，1965—1975年的6.5%；投资率在六十和七十年代里平均每年约占到GNP的15%，但其中9%是用于更新已消耗掉了的固定资产，只有6%用于新投资，而新投资中约有一半用于住宅投资，生产投资实际上只有3%。结果，生产率增长率从1947—1967年的每年3.2%降到1967—1973年的1．5%以及1973—1979年的不足1%。不仅如此，里根总统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费尔德斯坦还指出，政府在医疗服务、失业救济等方面庞大而慷慨的支出，反而鼓励了人们对医药和治疗的浪费，滋长了人们“怠工”、“弃职”和低效率。不少美国经济学家，非凡是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把这一切归咎于政府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指责政府把巨额社会财富人为地过度地耗费在扩张“需求”(或消费)方面，从而损害了“供给”(或生产)方面，酿成既膨胀，又“停滞”的局面。他们把这称之为凯恩斯主义的危机，要求改弦更张，把政策的重心从“需求”方面移到“供给”方面。于是，所谓供给学派应运而生，它的理论便立即被里根政府捧上了基本国策指导思想的“宝座”。
我们无法对西方各国作逐一考察，但仅从上述对瑞典、英国、美国等国推行社会福利制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看，我们可以至少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无论是瑞典的福利国家危机，还是美国的凯恩斯主义危机；无论是“瑞典病’，还是“英国病”，其病症是同类性质的。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推行，公共开支过度膨胀，损耗了国民经济的“元气”，造成一方面“滞”(储蓄率、投资率、生产率增长率、竞争能力下降)，而另方面又“胀”(公共开支、赤字、总需求、消费、公私债务等)。一言以蔽之，这个病灶就在于：过于庞大和不断膨胀的福利国家开支，已超过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负担能力。现代西方经济中的“滞”和“胀”现象，都和国民经济中的这种“超负荷”局面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也是直认不讳的。顺便提一下，这类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在联邦德国发生。据联邦德国政府的新闻局1984年4月22日公布的科尔总理一次谈话，对于“用扩大政府开支和扩大社会福利开支”来刺激经济增长的路线，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强调说，“国家的开支计划在这方面显然不是个合适的手段。因为这种计划不切实际地认为，通过人为地制造额外的国家需求便可以消除我们的主要是结构所造成的失业原因。七十年代大量的振兴计划的失败明确地证实是不行的。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按旧模式制定新计划，而是要增加生产性投资。”
从这里，我们倒可得到一点启示。过去，我们长期在“左”的路线影响下，总是一味否定现代西方国家的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似乎稍一提及就有“丧失立场”的危险，这当然是一种幼稚的、片面的观点，现在，在对外开放政策指导下，科学文化的交流大大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对国外的了解和研究也有相当的进步。但在这主流之外，有极少数人又陷于另一种片面性：只看到了西方国家的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的一面，却忽视了这“三高”后面的虚弱基础和深刻矛盾，没看到“超负荷”的局面，因而也忽略了这“三高”的“病态性”。这两种片面的观点，都应力图避免和克服。
尤需提及的一点是，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某些同志，从西方的经济实践中只看到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刺激效果，却忽视了它对经济增长造成的长期危害，甚至主张引进西方“消费主义”思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性方针之一。他们不了解，凯恩斯主义所鼓吹的消费主义，乃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经济条件下的产物，而我国的国情却不同。我国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生产必须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为目的，另方面又是发展中的经济，基本上是一个“短缺经济”。因此，必须注重为发展经济积累必要的资金，要妥善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在我国推行消费主义，势必导致我国短缺经济更加“短缺”，物资供给全面紧张，抢购之风和涨价之风难以避免，通货膨胀趋于严重。西方的生产过剩经济今天尚且吃到消费主义的苦头，出现了“超负荷”的病症：而对于一个短缺经济来说，这个“苦头”可能来得更快、更烈。
(二)西方国家这种经济上超负荷局面的出现，并不是由于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针方面的一时“失误”造成的，而是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瑞典以及美、英等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无论是福利设施，抑或充分就业计划，都不是垄断统治阶级及其国家的“恩赐”，而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他们为了“防止”再次爆发象三十年代那么惨重的经济危机以免导致经济制度崩溃，为了“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以维护其国内政治的安定，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这不取决哪家企业、哪个垄断资本集团或哪个国家政府的意愿，不是他们可以随意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东西。他们是在经济的和政治的切身利害关系的驱使下，不得不这么做的。所以，我宁愿把现代西方国家所实施的各种福利设施以及所谓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看作是他们为了维护现代资本主义的统治(经济的和政治的)而不得不支付的一笔“代价”；尽管这笔代价越来越大，也不得不去支付，结果造成经济超负荷的局面。所谓“英国病”，“瑞典病”，美国的“停滞膨胀”，盖出于此。可见，这种经济超负荷现象的根源，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本身。这种经济超负荷的“病症”便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现代条件下的重要表现之一。wengewang.org
过去，我们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时，总认为只有周期性危机、生产无政府状态、贫困化之类的东西，才能被视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至于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则认为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根本不相容。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所谓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作为一种代价，固然一方面反映出垄断统治集团想用它作为换取“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的“筹码”的企图，但另方面又确实是劳动群众长期斗争的果实，给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带来一定的改善。不过，劳动群众的物质状况的这种改善，不是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相干或不相容，相反地，而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谈了几十年的所谓“工资刚性”，现在又有人谈“福利刚性”，无非想用这两个“概念”表述工资、福利待遇只可上涨而难降低的“特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高度组织化并且日益成为巨大政治力量的形势下，西方国家无论哪个政府都不敢贸然削减工资和福利水平，以免冒竞选失败或经济衰退的风险，更担心可能把劳动群众推向社会主义方面，酿成更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风暴。美国里根总统初次当选时，曾扬言要大砍政府开支，非凡是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可是在经济危机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失业救济金支出反而急剧增加了。瑞典资产阶级政党于1976年上台后不仅未能削减公共开支，反而在政治、经济的压力下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福利开支，加剧了福利国家的危机。总之，对于当前许多西方国家来说，可悲之处在于：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已深化到这种程度，以致一些国家为“缓和”这些矛盾而必须支付的代价已增大到它们经济力量难以支付的地步；而且明知已出现经济“超负荷”局面，还不得不继续支付，支付的规模还趋于扩大。明知是杯苦酒，还不得不饮用。这种“强制性”，乃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过程，是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的产物。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经济超负荷局面的出现，看作
是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新的表现形式。我们过去仅只从周期性经济危机、生产无政府主义状态等现象来揭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对于当今条件下出现的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却缺乏熟悉，亟待今后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三)所谓福利国家制度，既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形式，那么，福利国家的危机，自然也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这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假如说，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的历次经济危机，标志着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已发展到求助于国家调节，反映着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迫切要求；那末，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许多西方国家出现种种经济困境，从瑞典、英国的福利国家危机，到美国的“停滞膨胀”(或凯恩斯主义危机)，却深刻地而又突出地反映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把这类危机，归因于过多地运用国家调节手段，非凡是着重依靠财政手段（如税收、预算支出等)将过多的收入从私人部门转到政府手中，从生产方面转到消费方面。国家调节，过去一向被奉为“救治”现代资本主义的“仙丹”，现在走向了反面，倒成了导致现代资本主义新病症的因素。这就好象服用过量“激素”药品，既不能治好病却又增添新的病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许多国家出现了“非国家调节”、企业“非国有化”之类的倾向与此相适应，在西方经济理论界和政策思想上出现了保守主义思想回潮：这在美国表现为“供给学派”经济理论和里根“经济复兴计划”，在英国表现为撒切尔政府的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在瑞典表现为对福利国家道路的重新熟悉。这种保守主义回潮的基本内容无非是：经济政策的重心从需求方面转向供给方面，从侧重财政刺激转向注重控制货币供给，从注重宏观治理，转入研究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和微观效果；在平等与效率问题上，从强调均等化转向强调效率：在失业与通货膨胀问题上，从把失业作为首要政策目标转向把遏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目标，等等。贯穿于这些转变中的一条主线，就是从强调国家调节转向少国家调节或非国家调节。传统的自由经营思想又逐渐抬头。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保守主义思潮的回潮，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而这正是世界性的“福利国家”危机在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上的重要反映，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在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上的重要反映。
既然福利国家危机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那么，现代资本主义的前景如何呢?这里，仅谈几点初步看法。
尽管福利国家危机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将崩溃。因为后者还有一定的“生命力”。这主要表现在：(1)西方国家所拥有的财政、货币、对外贸易与金融等经济手段和经济机制，在调节经济活动方面仍起一定的作用。(2)在许多西方国家存在着更新技术设备、调整经济结构的迫切要求，非凡是当今新科技革命形势下，更换旧设备、采用新技术、建立新部门等等将形成千百亿的投资需求。近十年来西方经济的停滞，又使许多西方国家积累了巨额的消费需求。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存在着巨额的过剩资本，巨额“欧洲美元”的游资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些因素可能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给予西方经济带来比较强有力的刺激，(3)西方国家之间，在贸易、金融、财政援助、信息等方面，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和灵便的机制，它们可运用这些手段相互支持。例如近几年来，外资大量流入美国，促进了美国经济自1983年秋以来的复苏；同时美元汇率的上升，又促进了西方国家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主要由于上述原因，我认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虽有严重困难，今后也还会不断碰到严重困难(如世界性经济危机等)，但它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还是有一定“活力”的。就拿瑞典来说，1982年以后，由于克朗贬值和出口增加，由于工资与福利的增长率有所控制，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和世界市场相对活跃，瑞典国民生产总值1984年增长了3．5%，其中工业生产增长7．5%，为1969年以来最高的一年，失业有较大的缓和。尽管1984年总的经济形势大有缓和，但财政赤字仍达770多亿克朗，通货膨胀率为了7．5%，国际收支有巨大赤字，仅外债付息1984年计达200亿克朗之多。非凡是自1984年底以来，瑞典在国内面临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在国外又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据有的瑞典经济学家(如休伯特、弗罗里特等)估计，1985年瑞典经济增长速度将降为1.5%，1986年将进一步降为1%；还有的人(如泰琳女士等)竟预计1986年经济增长将为零或0．5%（参阅卡查：《瑞典正面对抉择》，刊《先驱论坛报》1985年10月10日，第9页）。这些估计可能有失悲观。总之，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已发展到国家调节本身出现危机，但并不排斥今后经济的发展中仍然有升有降，只是这个基本矛盾在这种波动中继续深化，而国民经济也会在周期性波动中有所增长。我们知道，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于1825年，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才突出地在世界范围内表明了求助于国家调节，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紧迫要求，其间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福利国家危机(以及“停滞膨胀”)，还只是初次在世界范围内突出地反映了国家调节本身的危机。
二、尽管福利国家危机标志着国家调节的危机，尽管目前在经济思潮方面出现了保守主义的回潮，但也决不意味着现代西方经济可以摒弃国家调节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道路。就瑞典来说，多数瑞典经济学家，例如林德伯克、斯托尔等人，只是认为社会福利搞得过头了，应果断收缩一下，根本不否定福利国家制度或所谓“混合经济”，仍然坚持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和国家对收入分配和宏观活动的调节相结合的这条基本路线，这也是从魏克赛尔以来瑞典学派的一个基本传统。至于美国里根政府和一些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虽然标榜自由经营和责难国家调节，但他们只是主张把国家调节减少到“最低限度”，并非完全加以摒弃；只是主张摒弃那些不利于垄断企业的“政府干预”(如福利设施、最低工资法、环境保护规则等)，却热衷于那些有利于垄断企业的“干预”(如加速折旧、投资“退税”等)。其实，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还存在，只要周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危险性还存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就离不开国家调节。现代资本主义已被历史的进程推进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不可能再倒退到以前的所谓自由经营的历史阶段去。
总之，对于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处境颇为困难：一方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不可逆转，国家调节这根支柱须臾不可缺少，另方面，“福利国家”危机以及“停滞膨胀”等，又充分反映出战后几十年来国家调节总需求和收入分配(最终也是需求）的实践出现了危机。那末，今后往何处去?这是许多西方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前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预示着西方经济理论和政策将朝着一个“综合的”趋向发展。这就是：它既不能象过去那样把经济政策和理论研究的重心放在总需求方面，全然依靠国家调节来实行宏观经济的需求治理；也不能完全摒弃国家对总需求的治理，而把周期性危机、失业问题置于不顾；还不能只追求对总需求进行宏观治理的短期效果，而不顾及宏观治理对微观经济产生长期的消极影响。事实上，这种“综合”的趋向已露出苗头。目前，已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积极主张用微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补充”宏观经济治理的不足，即用微观的财政政策去调整税率结构和公共开支结构，用微观的货币政策去调整利息率结构和信贷结构，以便更有效地调节商品、资本、货币的供求与流通，缓和因供求失调而引起的经济波动。与此同时，有些经济学家在坚持需求分析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供给方面的研究，设计了一些资源供给模式：有些人在坚持总量分析的同时，又越来越注重研究“福利国家”制变下的微观经济问题(如“效率”、“泄劲”问题)。经济理论和政策上的这一供给分析与需求分析相“综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趋向正在逐步发展，它很可能是今后一个时期越来越重要的趋向。尽管这种“综合”，不可能消除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但它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规模与形式无疑会有重大影响。密切地注重和不断地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的这个综合趋向，对于我们了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演变和前景，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最后还须指出，“福利国家”的危机，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的表现，自然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进一步反映了社会化的生产关于实现生产关系社会化变革的迫切要求。这种生产关系社会化的变革要求，在瑞典要比其他西方国家表现得更为鲜明和强烈，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工人组织和工人政党的行动纲领上。其所以会在瑞典比较突出地反映出来，一方面是因为瑞典是西方所谓福利国家的“橱窗”，“福利国家”制度的推行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也都比其他国家更加尖锐；另方面也由于瑞典总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力量和政治影响，都比其他国家更大些，因而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去反映生产关系社会化的要求，提出要通过推行职工投资基金计划，把私人垄断资本企业变为工人群众直接占有和治理的企业。关于所谓职工投资基金计划，我们在前面已作过介绍，在此无须赘述。但我想强调指出的一点是，我们不必匆忙作出结论，断言这种建立在职工投资基金计划基础上的企业将是由劳动人民直接占有的“社会主义”企业，这种“企业”也可能真的如同林德伯克所说的，会沦为少数工会官僚占有的企业。然而，瑞典总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提出这个计划作为竞选和施政纲领之一，总是表明：在“福利国家”危机的形势下，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瑞典已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他们已多少意识到并且企图反映实现生产关系社会化的变革要求，姑且不论他们这个方案是否正确地反映了从社会化生产中所产生出来的这个变革要求。目前，这个计划，已被社会民主党政府公布开始付诸实施，并且遭到企业主的强烈反对。很有意义的是，一旦这个计划在个别企业或部门获得某种“成功”，那末，这种企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企业?它究竟是一个新社会的起点，抑或仍不过是旧事物的变种呢?它会给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它能否充当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所有这些问题，无疑都是值得我们今后认真加以研究和进行探讨的重要课题。
（选自黄范章《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瑞典病”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