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 ☭ 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 ☭ 上电报大群找真同志与真战友
https://t.me/longlivemarxleninmaoist
加井冈山机器人 Chingkang(@maoistQAIIbot) 为电报（纸飞机）好友，可获得大群发言权
编者按：
- 有人要做写手，有人要做战士，有人认为做写手是好的，文章是神圣而干净的，但战士就很差的，文章都是为政治和活动而做的。资产阶级宣传他们的观点，总是说写手名利双收，而战士往往铃铛入狱，我们分析这种观点，会看到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写手们，他们的文章看似高深，却对社会没有一点影响，完全是小圈子内部的互相吹捧；而战士的文章却能广泛的深入社会，与无产阶级的心灵相共鸣，能起到强有力能影响社会的作用。在新时代，我们需要的不是花拳绣腿的写手，我们需要是站在行动和组织上的巨人，是站在阶级斗争前沿的战士，是真正通过文章来建设起组织，将无产阶级的意志紧紧团结起来的战士。
- 我们纪念过去的革命战士，是为了学习他的革命精神，而不是抱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什么“腥腥相惜”的自我标榜。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这些反革命分子在对待伟大的革命战士时，用的都是同样的招数。对待当代的革命家，总是炮制“黑材料”，断章取义、造谣诽谤，极力攻击、歪曲他们的文章观点。对待过去的革命家，则是表示“最高荣誉的崇拜”，而把他们的革命锋芒、斗争内容束之高阁。机会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就是”百分之五十几“的，他们只是巧立名目的为个人捞取名、利双收，而对革命的内容避而远之。
12月11日是姚文元同志诞辰。一些历史爱好者给姚文元同志的绰号是“金笔杆”，的确，姚文元同志写得一手好时评文章，他的写作经验在今天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姚文元同志同今天S先生这些学理主义者不同，他的文章的关键是政治挂帅，是拨开学术抓路线。 姚文元同志本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其父亲姚蓬子是左翼作家，是鲁迅先生的好友。在家庭的影响下，姚文元同志以鲁迅先生为榜样，在早年钻研革命文艺。但是，姚文元同志并没有止步于此，他汲取了列宁给高尔基的“走出彼得堡”的建议，投身到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去，这使得他完成了从“写手”到真正革命者的转变。“文学是阶级的神经。不仅对于无产阶级是如此，对于资产阶级也是如此。文学的理论和创作，总是十分敏锐地反映着政治上、哲学上的不同观念，十分敏锐地反映着阶级关系地变化及社会上各个阶级政治的思想的动向。”这是姚文元同志在其著作《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中写的一段话。要使得写作坚持反映无产阶级意志，正是必须投身到阶级斗争的实践当中去。
姚文元同志早年对于鲁迅的研究最为透彻。1959年，时年28岁的姚文元发表了专著《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11月1日，首都举行了7万革命大军纪念鲁迅大会，在会上，姚文元同志发表了讲话《纪念鲁迅 革命到底》，演讲稿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鲁迅先生在早年是一位民主主义者，晚年则转变为马列主义者，在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后，创造社对他的批判，使他冷静地思考自己走过的路，认真地读了马列著作，用马列主义这把解剖刀，解剖社会，解剖别人，也解剖自己，蒋介石的屠杀，阶级斗争的血的事实教育了他，促使了他思想的转变。而如今赵修是不会展现鲁迅作为马列主义者的一面的。姚文元同志在《纪念鲁迅 革命到底》中讲道：“只有革命的人们，才有资格来纪念革命的战士。只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才是对于历史上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最好的纪念。”如今赵修把鲁迅思想中的批判性这一精华去除，把他无害神像化，赵修是没有资格纪念鲁迅的。姚文元同志总结了鲁迅在文艺界做斗争的历程，许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批判的右派分子，早已被鲁迅批判过：
我们纪念鲁迅，他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向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向着文化战线上的各种鬼魅，向着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冒充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伟大的英勇的斗争，粉碎了各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和反动文化，彻底揭露了胡适、梁实秋、“民族主义文学”者……等等地主资产阶级走狗的卑鄙面目，反映了革命的“中国的大众的灵魂”，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我们纪念鲁迅，特别要纪念在他的晚年，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立场上，保卫了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痛斥了周扬等人所执行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鲁迅尖锐地揭露了他们打着“所谓革命作家”的招牌，“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的反动本质，揭露了他们“嘁嘁嚓嚓，招是生非”的宗派主义的手段，揭露了他们两面派的“恶劣倾向”，揭露了他们借“联合战线”之名，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卖国主义和叛徒哲学的罪行。鲁迅坚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批判了“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的信仰，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坚决执行，表现了鲁迅晚年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永远引起我们深深的崇敬。（姚文元《纪念鲁迅 革命到底》）
姚文元同志对鲁迅的学习，也促使其文章具有和鲁迅先生一样的批判性文风。这种文风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强调的那种“文笔”“辞藻”截然不同，其实质在于政治鼓动。 列宁说，宣传工作要揭露社会压迫的政治原理，而鼓动工作则是“竭力激起群众对这种极端不公平现象的不满和愤恨”，两者分别做理性工作和感性工作，互为补充。笔者下面摘录《评陶铸的两本书》的两段话，读者便可感受到姚文元同志文风的鼓动性：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当这位自吹为“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陶铸），在万人大会上，飞扬跋扈地向群众挥拳吼叫“你们如果不相信我，也可以把我搞垮嘛”的时候，他是多么自傲啊！简直要吃人！他是想以此来恐吓群众：谁敢反对他这个“老革命”，谁就要倒霉，而他这个“英雄”是绝对“垮”不了的。但是，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广大革命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越是表演得充分的反动派，垮得就越彻底。回头去看，他的自我标榜、威吓群众的丑态，只不过在两面派的脸谱上增加了一道令人发笑的油彩而已。
这位人物有一句“名言”：“确立社会主义思想”或理想，就是“起码也要使社会主义思想占整个思想的百分之五十几以上”。……这是在告诉资产阶级以伪装的形式出现，把“百分之五十”的语言披上“社会主义思想”的外衣，来掩盖资本主义的丑恶本质。……“资产阶级”只要“学会马克思主义”词句，就可以“眉笑眼开”地“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名、利双收。这就是所谓“百分之五十几”的“社会主义思想”最好的注解。“理想”！“理想”！资产阶级看见这样忠实的代理人，真要感激涕零了。（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
对于鲁迅的钻研，使得姚文元同志可以称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但是还不足以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促使姚文元同志成为一位真正革命者的，则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投身到了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去参与实践。 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五四运动》）姚文元同志在《再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下乡劳动的杂感》中记录了自己下乡参与劳动的经历：
写完了“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之后，就下乡到七一人民公社参加第二战役的劳动去了。劳动对自己是改造，也是教育，打掉了自己身上的一些懒气。越是同农民在一起，就越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荒谬与可笑，那些瞧不起劳动的资产阶级教授学者们，如果请他到田里、河边来试一试身手，准会出不少洋相。热腾腾香喷喷的大米饭，并不是变魔术那样可以一变变出来的，这是劳动人民多少辛勤操作的结晶，每一粒米里都凝结着一次次劳动的汗水。有“懒汉”思想的人到田里来劳动几天，就会懂得为什么“好逸恶劳”是剥削阶级的人性而不是什么“人的天性”了。（姚文元《再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下乡劳动的杂感》，载于《冲霄集》）
仅仅是参与劳动是不够的，许多知识青年下乡，也只是做做样子，这看如今泥潭派装模作样的所谓“融工”就可见一斑了，他们进工厂不过是走马观花、体验生活，搞所谓“斗争”也不过是自我安慰，没有斗到实质性的地方。姚文元同志则踏踏实实地投身到组织工作当中，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走动，组织大串联，组织调查会，组织两派群众谈判，把各个造反团体联合起来，把造反组织和党组织结合起来，使得造反力量凝成了一股绳。 特别是在上海，姚文元同志为一月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1967年1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组织工总司等32个全市造反组织，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吹响了全面夺权的号角。8日，在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下，成立全市生产的实际领导机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随后又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取代公安司法机构。在夺权成功以后，姚文元同志又主持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清楚造反派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进一步巩固了夺权成果。
扎根到群众中进行长期的斗争实践，这正是姚文元同志同其他一干“左翼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 曾经，俄国的高尔基也是一位“工人作家”，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后，他却把自己困于彼得堡内。正当广大工人农民正在为保卫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浴血奋战的时候，当年曾热情欢呼过革命暴风雨的高尔基却在抱怨镇压反革命太“残酷”，却在呼吁资产阶级的“博爱、平等”，甚至还发牢骚说自己和共产主义的“分歧在加深”。列宁发觉身为工人作家的高尔基脱离了自己的阶级，脱离了工农群众，于是抽出时间写了一封长信，告诫高尔基：
您使自已所处的地位，使您不能直接观察工人和农民，即俄国十分之九的居民生活中的新事物；您只能观察故都生活的片断，那里工人的精华都到前线和农村去了，剩下的是多得不合比例的没有地位、没有工作、专门“包围”您的知识分子。
我不想强迫别人接受劝告，但是我不能不说：您要彻底改换环境，无论是接触的人或居住的地方，或工作都得改换一下，否则生活就会完全令人厌倦了。（列宁《给阿·马·高尔基》）
姚文元同志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列宁对于高尔基的告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对一切知识分子适用的。 于是，姚文元同志领导的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署名“任犊”，在《朝霞》杂志1975年第三期上发表了题为《走出“彼得堡”！》的文章，后来《人民日报》1975年4月6日全文刊载了此文。这篇文章强调知识分子深入工农群众接受改造的必要性，在当时全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文章中讲道：
很显然，列宁所说的“彼得堡”，我们不能仅仅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称来读。走出“彼得堡”，就是冲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圈。
走出“彼得堡”并不是放弃“彼得堡”。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战胜它、占领它。 但既然“彼得堡”这个反动包围圈的形成，不是仅仅代表了几个人，而是代表了整个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么，无产阶级要战胜它，也绝不能光靠一个或几个个人，而只能依靠整个阶级的力量。
世界上的坏事往往从不劳动开始。离开了劳动岗位，离开了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自己不警惕，不注意思想改造，实际上，已逐渐离开了作为一个工人的社会存在，“工人作家”里的“工人”二字，仅仅变成了一个形式上的点缀，或者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回顾。这样，对于一个作者来说，不仅由于离开了创作源泉，很难写出扎根于革命现实生活中的优秀作品来了，而且，存在决定意识，立场观点也必然发生变化。——（任犊《走出“彼得堡”！——读列宁一九一九年七月致高尔基的信有感》）
姚文元同志从一位崇拜鲁迅的“左翼文艺作者”开始，完成了“走出彼得堡”的蜕变。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是与S先生这些学理主义者截然不同的。首先，姚文元同志的文章透过学术抓立场。 在文化大革命前夜，许多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就企图把对《海瑞罢官》的讨论限制在“学术范围”，这其实正同如今S先生的作为一样。彭真在当时跳出来说姚文元把“纯粹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对待”，周扬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迫不及待地要人们去研究“包含复杂的内容”的所谓“学术思想上的问题”，开了一大批题目，要人们去搞烦琐考证。这其实正暴露了路线上的分歧。姚文元同志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直接点出：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吴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阶级立场便是走资派的要害。机会主义者用这种形而上学的“学术研究”为实质性问题打掩护，如果被他们带跑偏去搞学理主义辩论，则上了当，因为机会主义者比谁都更会玩弄条文，他们可以把一切“正确的口号”化用来实现他们反动的论点。革命派在对付他们时，必须要有充分的政治敏感性，透过“正确的口号”看到反动的本质。政治敏感，正是革命者需要具备的另一个素质。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乏走资派举起革命派提出的口号来实现他们反动目的的。在文革初期，毛主席提出“‘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到了文革后期，邓小平竟也举起这个“‘敢’字当头”的口号，讲所谓“敢于整顿”，其实是想把当时的当权的造反派整下去。1976年2月6日，姚文元召集《红旗》杂志编辑组谈话，商量撰写批邓文章，就直接点出：
邓半年来大讲“敢”字当头，讲整顿“软、懒、散”。钢铁会议上大讲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我历来不同意“软、懒、散”的提法，看到就删。离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来讲这些问题，就没有标准。不是说班子没有战斗力，懒，是好的，问题是执行什么路线。对干部有五条标准，第一条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所谓“敢”，有具体内容。他所说的“敢”，不是说敢于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而是说敢于压群众，敢于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 有的人搞革命是软的，搞资产阶级那一套是硬的。（姚文元1976年2月6日召集《红旗》杂志编辑组谈话）
列宁强调，时评文章的写作应该遵循政治揭露的原则，要揭露群众生活中每个不起眼的现象背后的政治原理，要让工人认识到，不仅在工厂里受压迫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工厂外住房压力、婚育压力、食品安全、战争犯罪等等，全都是因为资本主义，因此仅仅推翻一两个资本家是没有用的，要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姚文元同志也正发挥了政治揭露的原理，他主持上海市委写作组撰写了大量文艺批判、自然科学批判、经济学批判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了方方面面。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姚文元同志召集《红旗》杂志编辑组商讨撰写相关文章，其写作思路可谓为今天的时评写作提供了模范：
地震也是批邓课堂，说明邓小平一系列谬论破产。邓讲物质刺激，但灾区最少物质，积极性很大；邓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物质基础，正好是群众起来，四面八方支援，灾区人民自力更生；说积重难返，雷锋不在，实际经过文化大革命，更坚强；说软、懒、散，实际很有战斗力，在突然事变面前，能把唐山说是软、懒、散吗？要看到事物的本质方面。有的地方派性厉害，但事变来了仍要共同战斗，要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姚文元1976年8月12日召集《红旗》杂志编辑组谈话）
在批判中，既要真凭实据，又要反对“材料挂帅”，这是我们应当向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学习的另一条精神。 政治立场必然是通过具体事件来反映的，要整政治也必须整到具体事务上，如果批判不能讲到真实事例，则只有空谈，一旦空谈，则给了机会主义者发挥的空间，他们曲解你的文章，要么用你正确的观点来实现他们的机会主义目的，要么把你正确的观点歪曲为反动观点大加批判。批判文章，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不能走上另一个极端，即形而上学的“材料挂帅”道路上去。 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根本上还是人与人的斗争，是阶级力量上的对比，而不是“材料”上的争论。怀仁堂政变以后，走资派污蔑革命派，正是靠着炮制“黑材料”，他们断章取义、造谣诽谤，他们只能依靠这个手段，正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群众”这个活的力量。今天的S先生也如出一辙，他所炮制的《“千钧棒”棒打马克思，“燎原火”火烤辩证法——大群笑话汇编（持续更新中）》正是和走资派炮制的“批判四人帮”黑材料一样的货色。1967年2月25日一篇题为《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的文章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材料挂帅”的问题，这篇文章引起毛主席注意，转发到人民日报第一版上：
在有些同志思想上存在着“材料挂帅”、唯材料论的错误倾向。……单纯地强调材料，说什么：“搞好这场运动靠材料，要靠‘知情者’来揭”“材料最重要，有材料就一切都好办！”这种人还煞有介事地反问什么“没有材料怎么搞运动”等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于是有些同志就热衷于材料，集中精力搞材料，掌握一些材料就自以为“英雄”“好汉”“知情者”，这样群众当然只能跟在后面听听报告，喊喊口号，助助声势，这样群众无形中一切只能听命于“材料占有者”，而核心小组的领导也成了“有职无权”、“鞭长莫及”了。广大群众，还怎么能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呢？还怎么能够在运动中得到锻炼，提高觉悟，发挥积极性，增长才干呢？
……
单纯的罢官，单纯的为了“打仗”而“打仗”的错误倾向，只能使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过场，其结果，是组织上罢了修正主义的官，而在思想上却没有罢他们的官，修正主义的土壤还是存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个被打倒了，而第二个又会爬上来，甚至可能自己就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鲁迅兵团向何处去？》）
在我们今天，政治报的写作比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有不同的意义。列宁说：“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怎么办？》）政治报写作不仅是起到政治揭露、组织宣传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作为革命组织的脚手架。本来毫无协同能力的革命者，通过办报写作，就能统一思想，提高分工协作能力，以便为其他任何革命工作做准备。文章能暴露作者的思想，从而使错误的思想及时得到纠正。同时，办这种报纸又拉起一条工业化流水线，使得革命组织的生产关系摆脱手工业方式。办报纸不是要锻炼出一批“写手”，而是要锻炼出一批能够协同战斗的战士。 姚文元同志绝不是如走资派口中所说的只是一位“写手”，姚文元同志是一位“走出彼得堡”的战士。写手和战士，代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他们分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真正革命者的真实写照。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今天在S先生这些人身上仍然是鲜活可见的。今天，我们纪念姚文元这位革命的战士，正是为了掀起新的斗争，把新时代的机会主义者斗倒斗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