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视角下的阿Q——地主重重压迫,兼批人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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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 修正主义在评价诸如啊Q、祥林嫂、骆驼祥子这些悲惨的无产阶级劳动者的时候很喜欢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形容。修正主义认为它们是腐化的、绝望的,他们应该振作起来继续被统治阶级剥削,不能为统治者卖命的底层人不是合格的劳动者。而我们认为他们确实“不争”,无产阶级应该站起来彻底抗争剥削他们的制度,他们之所以“不争”正是因为先锋队的建设落后于劳动者的自发斗争。在辛亥革命这样不彻底的革命面前,剥削者已经瑟瑟发抖。而在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面前,一切反对派必然暴露其纸老虎的真实面目。
  2.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 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阿Q正传》反映的社会现实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为农村带去变革,广大贫苦农民仍然受压迫,并且仍然看不到反抗的力量在哪里,这也正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阿Q的头脑之所以被唯心主义的“精神胜利法”灌满,正是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实现“物质胜利”。列宁说:“分散状态压制着人们,使他们‘好像是坐井观天’,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向谁去学习,不知道怎样获得经验,怎样满足广泛开展活动的愿望。”事实上,只要群众组织起来了,只要他们看到了自己组织的力量比资本家和政府更加强大,哪怕平时看起来最“温顺”的工人农民也会起来革命。试想,如果阿Q有一群弟兄能随时把赵太爷打一顿,把赵府给掀翻,那阿Q 还会深陷在精神胜利的泥潭里吗?


自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修正主义当局总喜欢将鲁迅先生包装成批判国民性的先驱,阉割掩盖鲁迅先生的革命性与共产主义思想,借以向人民群众宣传被批倒批臭的“人性论“黑货。他们把鲁迅的文章歪曲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并将其解读为“中国人的劣根性”,为资本主义复辟大张声势,借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妄图抹杀小说中严峻的阶级斗争和熄灭现实中的残酷斗争。 近些年甚至有将鲁迅作品从语文课本中慢慢移除的趋势,专制政府害怕群众会将小说中的内容和今天的现实进行“无端的”“恶意的”的联想,甚至连无害的神像都难以容忍。

下面笔者就用阶级视角简单解读一下《阿Q正传》这部革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作品。笔者记得初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整篇读下来,只记得阿Q的麻木不仁,自轻自贱和精神胜利法。专制政府宣传机器上的解读也都是对阿Q个人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于残酷的阶级斗争以及阿Q是如何被逼成这样的制度原因,并无太大感受和印象,自然,这也侧面印证了资产阶级对群众的愚弄之深与对鲁迅先生的作品解读阉割之狠!

这部伟大的作品于1921年12月完成,彼时正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代。但同时,国外内形势波诡云谲,尽管辛亥革命早已经结束十年了,但是封建复辟势力与反复辟势力的斗争仍在水深火热的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的进行着。阿Q正传这部小说正是以辛亥革命发生前后为背景展开,以贫苦农民阿Q为关键人物进行叙述的,展示了当时中国农村复杂阶级图景的一角。

小说开头就将赵太爷的淫威与残酷本质暴露无遗,“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赵太爷自问自答并毫不客气的给了阿Q一个嘴巴,阿Q却嗫嚅不敢回话也不敢反抗,生动形象将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地位点明,阿Q作为一个贫苦的农民雇工,甚至连名姓的权利都被剥夺!而赵太爷作为封建地主却随意打骂虐杀讹诈阿Q,我们现在所处的资产阶级专政阶级社会不也是如此吗?官僚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可以随意或者隐蔽打杀群众(对上访群众进行监禁关押,对于反抗群众进行无情镇压云云),而群众却敢怒不敢言,毫无办法。阿Q的麻木是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禁锢和吃人的社会造就的,而群众现在的噤若寒蝉或无序自发反抗,是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几十年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指责群众不敢反抗或无序反抗,我们只能责怪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不能有力组织起来,唤起工农千百万。

第二章、第三章除表现阿Q的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是Q的屈辱记录。阿Q没有家,贫者无立锥之地,只能住在未庄的土谷祠,没有固定的职业,只能给人家做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完全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受着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劳动人民,与他有相同背景的还有王胡,小D,吴妈和小尼姑等;与之相对立的就是封建地主赵太爷,赵秀才,假洋鬼子及其走狗等,他们是连阿Q的破布衫都不放过的这样一个残酷剥削的封建地主阶级。这就是未庄社会的主要矛盾。

诚然,阿Q是不觉悟的、落后的农民,有着流氓无产者的作风习气,他的斗争对象经常搞错,仇视同阶级地位的阶级弟兄,甚至调戏同阶级的妇女小尼姑,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矛盾,大多是作为次要矛盾出现,且常常是因为被地主阶级压迫下染上的流氓习气及地主阶级惯用分化手段下的底层互害。整部小说是阿Q的挫折和苦难史,也是中国贫困农民的血泪账。

在第四章“恋爱悲剧”发生后,地主乡绅赵府对阿Q进行无耻的讹诈,赵府哪里会在乎是一个劳动妇女被阿Q调戏呢,只是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他调戏的是赵府的用人,就是在打赵府的脸,就是在挑战封建道德,且又可以用这个借口讹诈上一笔(拿一斤香烛给赵府,请道士给赵府驱鬼,不准向赵府索取工钱和布衫等),里字面子都有了,稳赚不赔的买卖。于是阿Q失去了唯一的棉被,最后的布衫,连旧毡帽也没有留下,地保走狗也乘机勒索,只剩下一条不可脱的裤子,阿Q彻底陷入一无所有的状态。

第五章、第六章中,阿Q光着膀子,饿着肚子,被逼上了末路,甚至连想做赵府的奴才都不行了,不得不去“求食”,偷吃的,进而不得不离开土生土长的未庄进城去做发财的“勾当了”,这里一步步看上去是阿Q自己走上绝路的,可是其实真的是这样吗?阿Q甚至被赵太爷剥夺了出卖劳动力的机会,精神胜利法在饿着的肚子面前也是不管用的,他已经失去了一切,不偷,难道要活活饿死吗?逼迫他走上绝路的罪魁祸首正是以赵太爷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及束缚农民阶级的封建礼教。阿Q进城“发达“后,回到未庄得到许多人的敬畏,但这样的发达终究又被赵太爷一伙的重重压迫给戳破了,为了从阿Q手中购买便宜的赃物,赵太爷可以连夜叫阿Q过来,等到无油水可捞时,又对阿Q进行压迫,阿Q终于无路可走了。

然而阿Q便是真的如此麻木,无可救药吗?阿Q对革命党的态度非常值得思量,他本以为革命党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他一向“深恶而痛觉之”,但是没想到这百里阔命的举人老爷们这样怕,他就也对革命党有些神往了,他知道造就他艰难处境的正是这些举人老爷们,于是“革命也好啊,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恶”,在新兴的革命力量面前,阿Q看到了反抗的希望,在未庄第一个大声嚷道“造反了,造反了”,想“同去”革命。在革命力量前,阿Q获得了尊严,赵太爷怯怯的唤他老Q,赵秀才攀他这个“穷朋友”,一切反动派都是害怕革命的风暴的,他们在革命面前缩头畏尾,背地里却时刻密谋着复辟,“赵太爷父子回家,晚上商量到点灯”便是最好的佐证。

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投机分子也混入了革命阵营,赵秀才伪装革命,假洋鬼子便和他“咸与维新”,“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赵太爷也摇身一变和革命派扯上了关系,在阿Q做梦都要“投降革命党”时,地主阶级及其走狗竟悄无声息的篡夺了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果实还没有成熟,就已经坠落,等待阿Q的只有死亡,可怜又可叹的阿Q竟成了“革命”的牺牲品。

毋须多言,阿Q是一个愚蠢落后不觉悟的贫苦农民形象,信奉男女之大防等封建教条,深信精神胜利法这种唯心主义毒药,但这是他的本质吗?“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阿Q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的思想便是地主阶级思想意识的一种反映,孔老二当年被追杀,落荒而逃,就说“天生德于予我,恒魋其如予何”(上天降德给我,恒魋能拿我怎样呢),这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是异曲同工吗?地主阶级大肆宣扬大毒草“中庸”等思想来从精神上奴役劳动人民,在落后的农民身上就表现为精神胜利法这种看似滑稽可怜可笑的思想,所以所谓精神胜利法不过是“中庸思想”的一个变种,是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几千年来强加给农民阶级的思想枷锁。而阿Q身上真正本质的东西是反抗压迫,是不自觉、朴素的倾向革命,他对假洋鬼子深恶痛绝,对赵太爷,钱太爷无精神上的崇拜,尽管在革命高潮还未到来的时候,也能凭借着朴素的阶级仇恨,不自觉的欢迎革命。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欢迎革命到来的人,却被因革命的领导权被篡夺而丧命了,本应该是革命对象的人却依旧穿着长衫作威作福。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全篇小说都浸透着阶级斗争的曲折与复杂,鲁迅先生用大量的笔墨在渲染控诉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思想禁锢,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而不是统治阶级所宣传的所谓阿Q的形象反应了中国人的麻木与自轻自贱的劣根性,恰恰相反,阿Q的落后与不觉悟形象正是阶级压迫和思想毒害的最好证明!

而当今我们特别要注意,无产阶级是有迫切的革命的需要的,且这种自发的反抗性已经愈发充分的爆发出来了,在革命高潮即将到来时,机会主义分子也会嗅到革命的味道,混入革命阵营内部,自觉或不自觉的充当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内部的代理人,进而破坏革命。专制政府是可能因各种因素突然垮台的,但是如果先锋队还没有准备好,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被自由派或机会主义分子篡夺,人民群众的结局也便如阿Q这样遭到清算。所谓革命,不过是换了个压迫人民的集团。因此当务之急,便是加快建设职业革命家组织,向无产阶级群众进行有组织的政治灌输,将群众潜在且喷薄欲出的自发反抗性转为自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力量,彻彻底底敢叫日月换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