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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文艺作品应当为工农兵服务，反映人民的诉求。然而，复仇题材作品往往沉溺于个人恩怨的纠缠；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引擎，而这些作品却将焦点放在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复仇上，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这不仅偏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更掩盖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马列毛主义者只有坚持政治报路线，建立革命家组织，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真正的“复仇”并非依赖个人能力，并非英雄的史诗，而是需要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进行有组织的阶级斗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这才是对一切压迫阶级的彻底清算。
2、 这种复仇题材的文艺作品依然是一定时期统治阶级思想的体现，无论是突出描写个人的仇恨亦或是较为新颖的“化干戈为玉帛”，一个是用表面的仇恨（矛盾）掩盖根本的阶级矛盾，另一个更是推崇“以和为贵”妄图潜移默化的影响广大被剥削阶级放弃阶级斗争，无论是哪一种本质上都是统治阶级专政在文艺领域的体现，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长治久安的工具。当然这种复仇题材在当代又借助民族主义这一载体“发扬光大”，从往日个人恩怨上升到民族矛盾，继续荼毒这广大无产阶级，使之成为帝国主义争霸的炮灰，不断分化着无产阶级使之保持被剥削阶级的处境。广大马列毛主义者只有在坚强的革命组织的带领下开展融工，通过政治灌输和揭露让无产阶级觉醒阶级意识，让马列毛主义掌握群众肃清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危害从而紧密团结起来。
文艺作品中为了推动故事发展，往往会运用到各种形式的矛盾，复仇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主人公由于某些原因被人杀死亲属，从此以后立誓将报仇来作为人生的唯一目的，故事的经过可以是复仇过程中的曲折经历，而结局往往是主角杀死仇人完成复仇(或是在复仇途中殒命)，经典文艺作品如莎翁的《哈姆雷特》和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都是如此。
只是随着时代发展，文艺作品创作者们也开始思考复仇题材的不同发展方向，有的开始思考复仇之后的空虚人生，有的开始思考是否要放下仇恨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但无论这些故事如何发展，其共性在于他们都只是从个人层面来进行故事的构思，复仇故事的起因和结果都只局限与个人，而不会上升到社会全体，这既是因为创作者的能力所限无法对社会全体进行描述，也是因为创作者自身往往想要借以作品中的个人矛盾来以偏概全的映射社会全体的矛盾(这部分的案例就可以参考抗日神剧中的仇恨描写)，至于现在的复仇题材由原有的正常复仇来转变到现在的反思，甚至是放弃复仇等，这些现象可以有许多猜测，或许是由于文艺作者与读者市场对题材审美上的需求变化，又或者是统治者们因为社会矛盾频发处于想要抹平这类复仇心理的目的从而在文艺作品中声张放下仇恨。
但无论是猜测也好，讨论也罢，这些文艺作品中从未能够指出的，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古代封建社会中，贯彻其中的核心矛盾都是阶级矛盾，哈姆雷特的复仇再悲壮也好，也掩盖不了这只是少数王宫贵族之间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以及其中的矛盾显然无法代表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即阶级压迫，其中所表达的也远无法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事实上广大人民群众的统一目的只会有一个，那就是推翻施加压迫的统治阶级，若要说有仇恨，那么仇恨的对象也只会是奸邪狡诈的统治者。换句话说，以复仇作为矛盾来描写出的文艺作品，其本质也不过是用来掩盖阶级矛盾的工具。
另一方面，这些具体故事中的具体复仇情节的表现也难免体现出个人英雄主义，《基督山伯爵》之中的主角唐泰斯拥有着超人的智慧和精湛的剑术与枪法，最后能够顺利实现复仇也正是依仗着这些个人的才能，可是在当下现实中，不断受到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无产阶级，他们作为个体几乎没有任何手段去对抗拥有着法律和警察等国家机器的官僚阶级，实际上，要完成从被压迫人民向压迫者的“复仇”，首先所需要的是将人民群众组织在一起，以组织作为武器，发起革命才能够打到一切的压迫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