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属于所谓“总的”问题或“理论性”问题，即同当前党所面临的各项既定实际任务没有直接联系的问题。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竭力反对把这类问题列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议程，而且很遗憾，他们还得到了超派别的托洛茨基的支持。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也象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一样，主张代表大会的议程要“务实”，要“实际”。他们回避“总的、大的”问题。他们忘记了，归根到底，只有具有大原则性质的政策才是真正实际的政策。他们忘记了，如果不先解决总的问题就去着手解决局部性问题，那么随时随地都必然会不自觉地“碰上”这些总的问题。而在每一具体场合不由自主地碰上这些问题，就必然会使自己的政策陷于动摇不定和不讲原则的糟糕境地。
本来坚持把一系列“总的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布尔什维克，在波兰代表和拉脱维亚代表的帮助下，仅仅争取到使一个问题，即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列入议程。这个问题不仅是代表大会的一切原则性问题当中最主要的问题，而且是一切工作当中最主要的问题。所以这样而且必然会这样，是因为在我们对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上存在的各种不同看法，是俄国革命中涉及无产阶级实际政策的那些问题上所产生的几乎一切甚至不折不扣的一切根本意见分歧的真正根源。从俄国革命一开始，对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问题，社会民主党中就出现了两种基本观点。谁要是撇开这两种基本观点的差别去分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各种策略问题上的分歧，谁就会被许多琐事和细节弄得糊里糊涂而一无所获。
一
早在1905年初，在对我国革命和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的看法问题上，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就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个派别；而到1905年春，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与此同时在日内瓦召开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上，这两个派别已获得了充分的确切的表现，并得到了一定的组织的正式承认。当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自都提出讨论并通过了决议。那些忘记了自己党的甚至派别的历史或企图回避说明各种原则分歧的真正根源的人，现在总是喜欢轻视这些决议。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担负着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充当这一革命的领袖的积极的任务。无产阶级只有领导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群众特别是农民同沙皇专制制度和背叛成性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还在主要的自由派政党即立宪民主党公开出来活动以前，布尔什维克就得出自由派资产阶级必然叛变的结论［注：布尔什维克说，只有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革命才可能获得完全的胜利。］，这是根据害怕无产阶级运动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得出的结论。
孟什维克的看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革命的动力和革命规模的决定者应该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不能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它只应当起极端反对派的作用，而不要企求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孟什维克是坚决反对的。
当时，在1905年5月（正好是两年以前），意见分歧还是纯理论性的、抽象的，因为当时我们党还没有碰到任何直接的实际的任务。因此考察一下这种分歧在后来的实践中究竟如何表现是意味深长的，这对那些喜欢从代表大会议程上删去抽象的问题而换上“务实的”、实际的问题的人很有教益。
布尔什维克断言，按照孟什维克的观点行事，实际上就会把革命无产阶级的口号降低为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口号和策略。孟什维克在1905年竭力证明说，只有他们才是在捍卫真正无产阶级的政策，而布尔什维克却使工人运动融化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孟什维克在实行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方面曾经有过最真诚的愿望，这从1905年5月孟什维克代表会议通过的一个决议中下面这段非常有教益的话可以看出来。这个决议写道：“社会民主党仍然要反对人民的伪善的朋友；反对一切打着自由派和民主派旗帜而拒绝真正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政党。”尽管孟什维克有这些良好的愿望，但是事实上他们的错误的策略理论却为了迎合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而牺牲了无产阶级的独立性。
我们回想一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革命的这两年中在哪些实际政策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对1905年秋的布里根杜马，布尔什维克主张抵制，孟什维克主张参加。对维特杜马也是一样。在第一届杜马（1906年夏）中，孟什维克的政策是赞成责任内阁的口号；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反对这个口号，主张成立左派的即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的执行委员会。杜马被解散时（1906年7月），孟什维克提出了“支持杜马作为召集立宪会议的权力机关”的口号，布尔什维克反对这种对革命口号的自由主义歪曲。第二届杜乌选举时（1906年底和1907年初），孟什维克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成“技术性联盟”（而普列汉诺夫主张建立以“全权杜马”为纲领的政治联盟）。布尔什维克反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主张进行独立的选举运动，但可以建立左派联盟。把这两年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历史上所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和上面谈到的那些基本的、原则性的分歧对照一下，你们立刻就可以看出，两年的革命证明了布尔什维克所作的基本的理论分析是正确的。社会民主党当时必须反对背叛成性的自由派，必须同劳动派和民粹派“一起打”，它通过第二届杜马大多数场合的投票完全确立了这种优势。而孟什维克想揭露一切拒绝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人是人民的伪善朋友的善良愿望，却铺成了同自由派结成政治联盟，直到采用他们的口号这样一座地狱。
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就曾根据理论分析预言，自由派的背叛和农民的民主本能这个问题是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策略上的关键问题。后来在工人政党的政策问题方面发生的一切实际分歧，都是围绕着这个关键问题产生的。从孟什维克策略的错误原则出发，确实是历史地产生出了依赖自由派的政策。
在1906年的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召开前夜，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发表了两个根本不同的关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通篇贯穿着自由派背叛成性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基本思想，只不过是用十月时期后的许多事实和事件（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的分裂；农民协会和各种激进的知识分子协会的建立，等等）给这一思想提供新的例证。布尔什维克分析了几大类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内容，可以说是把具体材料加到了自己原来的抽象公式中。孟什维克则借口各政党的性质不够“稳定”而拒绝在提交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对各政党的阶级内容进行分析。实际上，这是逃避回答本质问题。而这种态度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获得胜利的孟什维克自己撤销了自己关于对俄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案。1905年春，孟什维克在决议中提出要揭露一切拒绝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自由派和民主派是人民的伪善的朋友。1906年春，不是孟什维克，而是布尔什维克在决议案中指出了某个自由派政党即立宪民主党的伪善，孟什维克却宁愿使问题悬而不决。1907年春，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更加暴露了自己，完全抛弃了原来的要自由派和民主派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要求。孟什维克的决议案（见1907年《人民杜马报》第12号上的决议草案——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直接而公开地鼓吹无产阶级和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行动“配合起来”，用俄国话来说，即协调一致！！
真是每况愈下。1905年，社会党人的愿望很好，理论很糟。1906年，既没有任何理论，也没有任何愿望。1907年，没有任何理论，并且公开执行机会主义的政策。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协调一致”，这就是孟什维主义的最新杰作。既然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投票赞成戈洛文，同立宪民主党人举行非正式会议，力图从我们提出的必须实现的要求中取消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以及实行孟什维克的其他宝贵的政策，结果也就只能是这样。
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的对待自由派的政策遭到了最彻底的破产。孟什维克根本没有敢把刊登在《人民杜马报》（第12号）上的自己的第一个决议案提出来。他们收回了这个决议案，甚至在由大会的所有5个派别的15名代表（4个布尔什维克、4个孟什维克、2个波兰代表、2个拉脱维亚代表、3个崩得分子）组成的委员会上也没有把它提出来。使社会党的政策和自由派的政策“配合起来”即协调一致这一口号大概不仅引起了崩得分子的反感，而且甚至引起了许多孟什维克的反感。孟什维克来到委员会上已经“经过了一番修饰”：他们重新写了一份决议案，完全取消了“配合起来”的说法，不说“配合起来”，而说无产阶级利用其他政党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是建立共和制，等等。然而，这完全无济于事。大家都非常清楚，披上这件故意涂抹得五颜六色的华丽外衣，是为了掩盖同一个“配合起来”的政策。从这个决议案中得出的仍然是过去那个实际结论：“在个别的特定的情况下和这些政党〈既和自由派，也和民粹派〉达成协议。”在委员会的15个成员中，赞成以这样的决议案为基础的只有4个人，也就是说，只有孟什维克！孟什维克的政策遭到了再惨不过的失败。代表大会决定以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作为基础，并在作了一些非本质的修改后整个予以通过，票数是：158—163票对100零几票（有一次是106票），10—20票弃权。但是，在着手分析这一决议案的基本思想和孟什维克所提出的修正意见的意义之前，还要谈一下在委员会讨论这一决议案时一段颇有意思的插曲。
提交委员会的决议草案不是两个，而是三个：布尔什维克的、孟什维克的和波兰代表的。波兰代表和布尔什维克在基本思想上是一致的，但是，波兰代表反对我们决议案的那种对每一类政党进行分析的写法。他们认为这是玩弄辞藻，认为我们的决议案繁琐。他们提出的草案主要是简短地说明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的两个基本原则：（1）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任务，必须保持自己的阶级独立性而同其余一切政党划清界限，不管这些政党怎样革命，甚至怎样坚决主张共和制；（2）联合各劳动派政党，既反对专制制度，又反对背叛成性的自由派。
毫无疑问，波兰代表决议案中的这两个极重要的思想，很好地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给俄国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提供一个简单明确的指示而不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几类不同的政党，这种构想也是很吸引人的。然而经验表明，如果以波兰代表的决议案为基础，这次代表大会就不能全面地、清楚地、明确地解决问题。为了否定孟什维主义，必须十分详细地从正面说明社会民主党对各种政党的观点，不然就会给含混的解释留下余地。
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在委员会里立刻抓住了波兰代表的决议案，正是为了利用这个余地。委员会以7票（孟什维克4票、波兰代表2票、崩得分子1票）对7票（布尔什维克4票、拉脱维亚代表2票、崩得分子1票；委员会的15名委员中有1名弃权或缺席）决定以波兰代表的决议草案作为基础。接着，委员会对波兰代表的草案作了一番“修正”，结果把草案改得面目全非。甚至作了这样的修正：允许和自由派达成“技术性”协议。这样一来，波兰代表自然就收回了被孟什维克歪曲了的草案。结果，不仅波兰代表，而且无论是崩得分子还是孟什维克，都不同意把这样的草案提交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全部工作都白费了，代表大会只好直接表决是否以布尔什维克的草案作为基础。
现在请问，代表大会决定以这一草案作为基础，有什么原则性的意义呢？代表大会究竟因为无产阶级策略的哪些基本点才在这一草案上取得一致，而否定了孟什维克的草案呢？
细心研究一下这两个草案，就可以很容易看出这样两个基本点。第一，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实际上对非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批评。第二，这个决议案正确地规定了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的策略，用十分明确而具体的内容充实了革命“领袖”这一概念，指出可以而且应当同谁“一起打”，打谁，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打。
孟什维克决议案的主要错误在于，它没有包括上述两点中的任何一点，由于它没有内容，因而为机会主义敞开了大门，归根到底，也就是为把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偷换成自由派的政策敞开了大门。实际上，看一看孟什维克对非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主义批评就知道了。这种批评归结起来是这样一条：“实现这一〈即我国的〉革命的那些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情况，阻碍着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展，在一极上产生了斗争的不坚定性和想用立宪的和平的方法消灭旧制度的幻想，而在另一极上又产生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和土地空想这两种幻想。”
第一，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关于政党但又不指明是哪些政党的决议案。第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决议案并没有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同的两“极”的阶级内容进行分析。第三，在这个决议案里没有确定各阶级对“我国革命”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把这一切缺点综合起来，应当说，在这个决议案中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不见了。
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的阶级的根本利益产生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政党，——不是由于阶级利益而在一些人身上产生和平幻想或“调和倾向”，在另一些人身上产生“革命主义”。不是这样。而是某些令人莫解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情况阻碍着整个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展。这就是说，资本家的调和性和庄稼汉的革命主义的产生，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和农民在摆脱了农奴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而是由于整个“我国革命”的某些条件和某些情况。决议案的下面一条甚至还说，“这些阻碍革命发展的不良倾向”，“在当前暂时沉寂的时刻”特别清楚地“暴露出来了”。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撇开各个阶级的利益去寻找不同社会倾向的根源的自由派的理论。这不是社会党的决议，而是左派立宪民主党的决议；指责两极的极端表现，指责立宪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和民粹派的革命主义，这实际上就是赞扬介于它们之间的东西。这使人不由得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在我们面前的是不是一些在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之间寻求中庸之道的人民社会党人？
假如我们的孟什维克不是背离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就会明白，资产阶级和农民在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中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政党：一类是自由派政党，一类是民粹派政党。在俄国革命当中所产生的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政党、派别以及政治组织，经常地和必然地（反动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除外）倾向于这两类政党，这是无容置疑的和无需证明的。如果我们只限于指出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两极”，那不过是重弹一些陈词滥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指出有两种“极端表现”，有两极。在任何一个稍微广泛一些的社会运动里，必然存在这样的两“极”和比较“中庸”的部分。这样来说明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成一种不说明任何问题的空话，而不是运用这一原理来分析俄国各类政党的阶级根源。孟什维克对资产阶级政党并没有进行社会主义的批评，因为把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反对党称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还决不是进行社会主义的批评。如果你们没有指出哪些阶级的利益，哪些在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利益决定着各政党的本质和这些政党的政策的本质，那么事实上你们就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你们就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词就不过是你们用来表示对马克思主义的尊敬的一句抽象的口头禅，因为你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并没有指出某种类型的自由派或民主派代表着资产阶级的一定阶层的某种私利。无怪乎我们的自由派，从民主改革党和立宪民主党起到《同志报》的非党的无题派止，看到孟什维克这样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兴高采烈地支持所谓民主派中的机会主义和革命主义这两种极端表现会带来危害这种“思想”……因为这不是思想，而是庸俗的陈词滥调。事实上自由派并不害怕“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词！他们害怕的是，在人民面前揭露他们的自由主义的纲领和言论代表着哪些有产阶级的哪些物质利益。关键就在于此，而不在于“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词。运用阶级斗争学说的，并不是那些经常把“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词当作护身符的人，而是那些真正指出某个政党的资产阶级性究竟表现在哪里的人。
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一概念只是要求指责机会主义和革命主义这两种极端表现，那么这一概念就把马克思主义学说降低到庸俗的自由主义空谈的地步。自由派分子并不害怕这样使用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再说一遍，他害怕的不是词句，而是行动。要让自由派分子接受使他感到不愉快的、“散发着马克思主义气味”的术语，他是能够同意的。但是，要说他这个立宪民主党人代表着以某种某种方式出卖革命的资产者的利益，这个观点，无论是自由派分子或是《同志报》的具有伯恩施坦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不会接受。正因为孟什维克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把它降低为不说明任何问题的、没有任何要求的空话，正是因为这样，无题派如普罗柯波维奇、库斯柯娃之流以及立宪民主党人等等，才竭力主张支持孟什维主义。孟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是按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个标准修改过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孟什维克立场的第一个主要错误就是，孟什维主义实际上没有对各非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社会主义的批评。它实际上离开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立场。伦敦代表大会消除了这种歪曲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理论的错误。第二个主要错误是，孟什维主义实际上不承认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应当采取独立的政策，不给无产阶级规定明确的策略。避开机会主义和革命主义这两种极端表现，——这是从他们的决议案中得出的第一个孟什维主义准则。有时候可以同自由派和民主派达成协议，——这是第二个准则。要使自己的政策同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政策配合起来（协调一致），——这是《人民杜马报》和孟什维克当时的决议案所提出的第三个准则。你们可以把其中提到第三个准则的地方随便删去多少处，可以添上“无产阶级的政策必须是独立的”这种愿望和要求，添上共和制的要求（象孟什维克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所做的那样），——即或是这样，你们也丝毫不能消除孟什维主义的第二个主要错误。无产阶级政策的独立性并不取决于在适当的地方写上“独立的”字样，也不取决于提到了共和制这一点，它完全取决于正确地指出实现真正独立的道路。而孟什维克恰恰没有这样做。
事实上，由于各个阶级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客观对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种倾向的斗争：自由派力图阻止革命，无产阶级则力图把革命进行到底。如果无产阶级这时认识不到自由派的这种倾向，认识不到自己的任务是直接同他们进行斗争，不去努力使民主派农民摆脱自由派的影响，那么事实上无产阶级的政策就不是独立的。孟什维克正好把这个事实上并不独立的政策合法化了，因为，允许有时候达成协议而不规定协议的路线，不规定区别我国革命中两种策略的主要分界线，这种做法正是意味着这一点。“有时候可以达成协议”这一公式实际上是替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替“全权杜马”、替责任内阁打掩护，也就是替那使工人政党实际上依赖自由派的整个政策打掩护。如果工人政党不给自己提出如下的直接任务，即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不仅反对专制制度，而且反对自由派，努力同自由派争夺对民主派农民的影响，——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在当前的历史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工人政党的独立的政策。20世纪初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情况是这样的：社会民主党实行任何其他政策，事实上都是屈从于自由派的政策。
伦敦代表大会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关于非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案，这一事实意味着工人政党坚决屏弃一切背离阶级斗争的倾向，意味着大会实际上已经承认对非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主义批评，承认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的各项独立的革命任务。
大会否决了孟什维克对决议案提出的修正意见，这一事实更加有力地说明了上面一点。
二
当代表大会决定以布尔什维克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草案作为基础的时候，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对草案提出了一大堆修正意见。从提交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一些反对意见看，提出的修正意见一共有70多条。我不打算在这里叙述为了制止这种捣乱行为而进行的曲折斗争，尽管这种捣乱行为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名的22条阿基莫夫的修正意见［174］；我也不打算把大量毫无内容、琐琐碎碎的修正意见一一列举出来。我只举出5条确实非常重要的、具有原则意义的修正意见。现在把这些修正意见按照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顺序介绍一下。
我们决议案的论据部分第3条直截了当地指出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领袖作用”。孟什维克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见：把“领袖”这个词换成“先锋队”、“先进部队”或“主要的动力”。所有这些意见都被否决了。可以重复多少遍，说要保持无产阶级完整的阶级独立性，布尔什维克都不会反对。但是，不完全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袖作用，就等于为机会主义敞开大门。无产阶级可能成为地主的打了折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的动力”。如果无产阶级不善于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它就可能成为帮助其他阶级取得胜利的主要动力。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如果不背叛自己，它就不应当以此为限。它应当帮助无产阶级从消极地充当主要动力提高到积极地充当领袖，从为打了折扣的自由而奋斗的从属地位提高到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充分的自由而斗争这种最独立的地位。这可以说是区分社会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机会主义策略和革命策略的关键所在。前一种策略甘愿让无产阶级充当主要动力，后一种策略则力求使无产阶级充当领袖，而绝不只是充当“动力”。
“先进部队”这种说法也是不完全承认无产阶级的任务是领导其他民主阶级，或者说，至少会使人作这样的解释。
第2条修正意见是，删掉决议案结论部分的第3条（对自由派政党的评述）中指出自由派欺骗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地方。孟什维克说，为了马克思主义，删去或修改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唯物主义者不应当用“欺骗”这样的字眼来说明党的社会成分。这种论断的诡辩性太明显了，所以代表大会不会上这样的圈套。为了马克思主义而否认资产阶级政策有欺骗作用，这和为了“经济因素”而否认一切暴力完全一样。只有大卫、福尔马尔之流和其他机会主义骨干才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而否认立宪民主党在当前政策中对俄国农民和小市民的欺骗作用，或者企图把这种作用说得小一些，这也就是替自由派进行粉饰，把事实歪曲得有利于自由派。这是因为立宪民主党对他们的农民选民和小市民选民赤裸裸地进行欺骗是十分确凿的事实。在一个阶级的利益引起了某些理论上的幻想即引起了虚幻的观念的时候（例如，在农民的利益引起了虚幻的想靠剥夺地主土地而获得一切财富的期望的时候），说党欺骗了自己的选民，那是不恰当的。在人民的某些阶层的议会代表把这些阶层的直接利益奉献给剥削它们的人们的时候（例如把农民出卖给地主等等），公开地、大声疾呼地指出这些阶层受了它们的议会代表的欺骗，则是必要的。马克思在1848年写道，德国资产阶级出卖了农民［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31页。——编者注］。如果我们在1907年的俄国不敢指出我们的资产阶级和我们的立宪民主党的这种行为，不能向人民群众证明这一点，那我们就会玷污社会民主党人这一伟大的称号。
第3条修正意见是，在决议案结论部分的第3条中增加一点：承认可以同立宪民主党达成“技术性协议”。这条意见被代表大会用记名投票否决了。我们当时声明说，如果接受这条修正意见，我们就不得不撤回整个决议案，因为，当修正意见歪曲了决议案的基本思想时，我们是有权这样做的。我们声明说，我们根本没有谈到要专门禁止同立宪民主党达成任何协议。这里不涉及禁止或允许特殊情况，而是在讲总的政治路线。谁要是诚心想执行代表大会的这个决议，他就不会去同立宪民主党达成选举协议，或者同它提出共同的口号，虽然并不排除在杜马中可能出现共同投票的“特殊情况”。而对于那些不诚心执行代表大会决议的人，你要想根据某个说法“抓住”他们总是徒劳的。我们的孟什维克所谓和自由派达成“技术性协议”意味着什么，我们全党在实践中对这一点是太清楚了。
第4条修正意见是，应当在决议案的第4条中加上一点，说明同民粹派的土地空想主义和革命主义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孟什维克曾数次提出这条意见，并且经常更改其中的个别字句或决议案中插入这条意见的地方。这条修正意见被代表大会整个否决了。毫无疑问，对这条修正意见进行讨论，是有原则意义的。孟什维克在这里又企图以马克思主义作幌子，塞进某种同马克思主义完全敌对的东西。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既反对民粹派的土地空想，也反对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的手段。孟什维克推论说，既然如此，那就请在这里，在你们的决议案里说明这一点。我们回答他们说，请原谅，亲爱的同志们，这一切我们在这里都已经很好地说明了。不管你们的愿望和认识怎样，你们的补充是一种反对没收地主土地的花招。要知道，我们并没有忘记，把没收地主土地说成是“空想主义”和“革命主义”的，不仅有一切自由派，而且还有许多非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诸如普罗柯波维奇、库斯柯娃之流的先生们，以及某些（幸而不多）曾建议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和党中央委员会不要断然坚持没收的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决议要写得使人能够看懂。决议应当考虑实际政治中存在的一切政治倾向，而不应当考虑某些社会民主党人的良好愿望（就算他们的愿望往往都是最好的愿望）。我们在自己的决议案里坦率地、明确地指出民粹派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我们把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径直称作纯粹的“迷雾”。社会民主党不可推委的责任就是同他们掩饰无产者和小业主之间的阶级对立的行为作斗争。这样也就说明了问题，这样也就谴责了民粹主义所包含的真正的空想成分，这样也就谴责了小资产阶级的“超阶级的”革命主义。此外，在我们的决议案里，不单单是指责和否定这些政党，而且指出了它们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这就是我们所指出的这种积极因素。谁要是由于反对小市民社会主义的“迷雾”而忘记了这一因素，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当前的革命中，这一现实的因素同民粹派对未来的虚幻的空想比起来要重要得多。目前，由于这一现实的斗争，自由派的政策和无产阶级的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分歧。自由派的政策认为彻底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是空想和空调的革命主义，因为摧毁这些东西对资产阶级是不利的，是危险的。在现时的实际政策里，对民粹派的空想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攻击所反映出来的正是资产阶级的这种阶级私利。而无产阶级的政策恰恰相反，它把空想主义、革命主义以至把非阶级的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平均制”幻想这种迷雾，同坚决与地主和农奴主作斗争这种现实性东西区别开来。彻底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对自由派来说是有害的空想，而对我们来说是无产阶级当前最迫切的利益所在。现在我们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同自由派进行最无情的、非常实际的斗争，使民主派农民摆脱自由派的影响。
我们谈到的孟什维克的这种修正意见，反映了孟什维主义的一种最流行的错误，这就是把资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的反动性（即在同地主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中的反动性）和农民的反动性（这种反动性并不是表现在反对地主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而是表现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也就是说，不表现在解决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的时候，而表现在解决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的时候）等量齐观。孟什维克的这一根本错误遭到了代表大会的驳斥。但这一错误对实践具有很大影响，因为它掩盖了允许无产阶级跟自由派和农民民主派都同样采取一致行动的政策。
孟什维克的最后一条修正意见即引起普遍注意的修正意见，也是关于第4条即第4条最后一句的。孟什维克提议从中删掉指出要同立宪民主党进行斗争的地方（“……站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反对黑帮和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为了使这个为代表大会所绝对不能接受的修正意见变得在表面上多少可以被接受，提议用争取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说法来代替那种使他们不愉快的说法。这是一种独特的手法，他们企图“把苦药丸包上一层糖衣”，企图在最能为布尔什维克接受的口号的掩饰下贯彻为布尔什维克所不能接受的政策（不去直接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招牌是你们的，而货色是我们的，——这就是孟什维克这些地道的机会主义政客通过自己的提案所道出的本意。
当然孟什维克这种天真的军事诡计立刻就被布尔什维克的那些长板凳上（我们在伦敦教堂里的确是坐在长板凳上，所以这里并不是转意）［175］发出的哄笑声给揭穿了。当一位波兰代表在孟什维克的修正意见遭到失败而提出另一个修正意见，即在决议案里保留指出同立宪民主党进行斗争的地方，同时加上承认要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一点的时候，仍然是从那些长板凳上发出了简直是经久不息的哈哈大笑和雷鸣般的讽刺的掌声。当然，代表大会接受了这个修正意见。由于尔·马尔托夫曾经在《回声》（第5集）上说我们主张把革命进行到底是所谓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思想并对我们大发雷霆，孟什维克投票赞成波兰代表的提案（“为形势所迫”！）就特别应该得到讽刺的掌声。
孟什维克的不成功的诡计竟非常成功地为我们效劳了，因为，由于这条修正意见，代表大会承认了我们未向大会提出的另一个决议案即关于无产阶级阶级任务的决议案的极其重要的思想。
三
一位著名的孟什维克（好象是马尔丁诺夫）在代表大会上说，不应该把现在对待立宪民主党的态度固定下来，他希望孟什维克不是逃跑，而是秩序井然地退却。现在立宪民主党人是没用处了，就算是这样吧。但是不要把这一点固定下来，因为他们还可能有用处。
这几句话不成功地表述了孟什维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分析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结尾时是值得谈一谈的。说表述得不成功，是因为给现在这个反革命政策指明了阶级根源的决议案丝毫也不排除还有可能利用一切能够“有用处”的东西。孟什维克那个重要的思想是：如果说现在立宪民主党辜负了孟什维克的信任，那么曾经有一个时候他们并没有辜负孟什维克的信任。
这种思想是错误的。立宪民主党从来都是辜负孟什维克对他们的信任的。只要看看1905年10—12月我国革命最高潮时期，并把这一时期同当前时期即差不多是最低潮的时期对照一下，就足以确信这一点了。无论是在最高潮时期还是在最低潮时期，立宪民主党人都辜负了孟什维克的信任，没有证明孟什维克的策略正确，而是以自己的行为破坏了他们的策略。在高潮时期，孟什维克自己都积极地同自由派进行斗争（请回忆一下《开端报》），而现在，把第二届杜马中历次的投票总和起来，就能再清楚不过地使人看到“左派联盟”的政策正确，而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不正确。
俄国社会民主党未来的历史学家应当把我国革命的这个最高潮和最低潮之间的时期称作动摇的时期。孟什维克所代表的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时期朝着自由派一边动摇。一年的争论（1904年底一1905年底）为争论问题作了历史准备，并对这些问题作了概括。一年半的革命（1905年底—1907年上半年）在实际政策方面实地检验了这些争论问题。这次检验用事实表明，支持自由派的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这次检验使人们承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唯一革命的政策是：联合民主派农民，反对背叛成性的自由派，争取把革命进行到底。
要说伦敦代表大会结束了社会民主党朝着自由派一边动摇的这段时期，那是过了头。不过不管怎样，这是消除动摇的一个重要开端。
附言：资产阶级报刊正在加紧利用社会民主党的被迫沉默和伦敦代表大会的“半合法性”，象诬蔑死人那样诬蔑布尔什维克。当然，没有日报，我们休想同无党派的《同志报》较量，在该报上，一个过去的社会民主党人阿·布拉姆，还有尤里·佩列亚斯拉夫斯基先生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大跳其康康舞［176］。好在没有记录，可以为所欲为地胡说八道。在阿·布拉姆、佩列亚斯拉夫斯基之流的这些文章里，除了无党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常的怨恨之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所以只要点出这些文章也就足以使他们受到应得的蔑视了。由《交易所小报》［177］转发的同司徒卢威先生的谈话，则是另一回事。这个谈话好象直到现在还没有遭到驳斥。除了蔑视之外，还应该分析一下这个……样品。他倾向十月党人，仇恨左派；这是自由派内在倾向的真正典型的反映。司徒卢威先生承认那些说他使十月党人被选进主席团（杜马的）以及他同十月党人进行了谈判和协商的旧的传闻。他主张同十月党人联合！谢谢您，司徒卢威先生，您真是出色地证实了还在去年秋天《无产者报》（第5号：《俄国政党分类的尝试》）就已作出的对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评论！［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1—27页。——编者注］司徒卢威先生觉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无力，想使自由派的重心靠近有产阶级。如果立宪民主党式的自由派同王权不能达成协议，就叫立宪民主党人滚蛋，就让哪怕是十月党人式的“自由派”去同王权达成协议。这是始终一贯的做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这会使情况明朗化和明确起来。新杜马是地主的杜马。新的选举法出色地、非常明确地把可靠的地主、资产阶级权贵同不可靠的农民、城市小市民和工人区别开来。自由派当中产生了新的派别；司徒卢威先生同“左派的冒险政策”开战，反对他们“利用落后农民群众的愚昧无知的社会本能”！！（“社会本能”——这是文理不通，而由于文理不通，它的荒谬性就更加明显，司徒卢威先生愈是靠近已经离他不远的俄罗斯人民同盟，他所写的东西显然就会愈加文理不通，荒谬性就会愈加明显）
的确，这不是偶然的。作为知识分子政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是软弱无力的。如果它不同革命的（“愚昧无知的社会本能”）农民进行斗争，它就会软弱无力。如果它不同财主即同地主、厂主……十月党人结成紧密的联盟，它就会软弱无力。的确如此。我们早就向立宪民主党说过：“你所做的快做吧。”［178］谁要是主张同王权达成协议，那就去找十月党人，去找斯托雷平们，去找俄罗斯人民同盟。
谁要是支持人民，那就跟社会民主党走，只有社会民主党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为反对自由派对劳动派的影响而进行无情的斗争。
有些人认为，正是孟什维克的政策能使立宪民主党发生分裂。真是天真的想法！不论过去还是将来，只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左派联盟的政策才会使立宪民主党发生分裂。只有这种政策才会加速不可避免的分裂，使资产阶级自由派走向十月党人，使资产阶级民主派走向劳动派。社会民主党今后仍将象过去一样，要促使劳动派在无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进行选择。
司徒卢威之流的政治家们，勇敢地前进吧！
载于1907年圣彼得堡出版的文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总结》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卷第368—388页
注释：
［173］《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一文发表于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文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总结》。收入这一文集的还有德·伊·列先科、尼·亚·罗日柯夫、诺沃谢洛夫、格·叶·季诺维也夫和马·尼·利亚多夫的文章。——366。
［174］指经济派分子阿基莫夫（弗·彼·马赫诺韦茨）在讨论《火星报》制定的党纲草案时提交第二次代表大会委员会的修正意见（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258页）。——378。
［175］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在伦敦南盖特路兄弟会教堂举行的。俄语скамья本义是长板凳，转义是议席。——383。
［176］康康舞是法国的一种下流舞蹈，19世纪30年代出现在巴黎的大众舞会上，后来流行于咖啡馆舞台。——385。
［177］《交易所小报》（《Биржевка》）是俄国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报纸《交易所新闻》的别称。该报于1880年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每周出两次，后来出四次，从1885年起改为日刊，1902年11月起每天出两次。这个报纸的特点是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没有原则。1905年该报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曾改用《自由人民报》和《人民自由报》的名称。从1906年起，它表面上是无党派的报纸，实际上继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1917年二月革命后，它恶毒攻击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1917年10月底因进行反苏维埃宣传被查封。——385。
［178］这里是借用圣经里的一个故事：耶稣已经知道犹大要出卖他，就蘸了一点饼给他吃。犹大吃了以后，魔鬼撒旦入了犹大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13章）——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