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棒——工农解放社“怠工组织”的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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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当代赵国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众机会主义看来就是缺实践、缺融工,所以只有在白区工厂撞得头破血流来为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用迷茫的泛左翼的政治生命投资以谋取机会主义者的政治利益。让人办夜校、跟着工人谈政治,不是在为警察明码标价这些泛左翼革命者是什么?于是即使这条路早已被佳士运动证明走不通,机会主义者仍然为了一己私利而自吹自擂。怠工组织三大罪:第一是送死,第二是无能,第三是让别人一起送死与无能。
编者按2、机会主义者线上线下的划分导致其在实际的工作中全无地上地下的分别,一切的组织与灌输工作都是放在表面上进行的,对工人的组织也仅局限于个人之间的联合而非组织纪律的统一。解放社的怠工组织在他们看来搞出了名堂,但毫无疑问其中致命的缺陷足以盖过其取得的所有成果,机会主义者者却对此避而不谈,一笔带过,满足于现有的成就,是一定会撞个头破血流。

一、实名造反、公开革命

青年鼓动员不大熟悉本工厂的劳动条件以及进行鼓动的条件,不知道秘密工作的原则,而只是领会了〈领会了吗?〉社会民主党的一般观点,所以只能做四五个月或者五六个月的工作,接着就被捕,而他的被捕往往使整个组织或至少是一部分组织遭到破坏。既然一个团体只能存在几个月,试问它的活动能有成就和效果吗?

当面灌输是手工业小组最令人无语的一点,追求形式的小组会搞一个夜校讲坛来集中授课,人手不足的小组就像工农解放社这样面对面地说教。机会主义者在形式上如何变换都无所谓,这种当面灌输完全违背了秘密工作的原则,将安全视作儿戏。什么是秘密工作的原则?驻工人小组的代办员必须隐藏自己的政治身份,地上不谈政治,灌输工作交给地下。工人小组中的初步筛选是完全不够的(这里说的筛选是义务劳动,但机会主义者压根就没有这方面的认识),不仅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也为了一般群众的安全考虑,自己代办员的身份是不能被一般群众、乃至未进入地下组织的积极群众所知晓的。在工人的视角中,代办员是带头大哥,而不是思想危险的革命者,这样等到组织发展到了一定规模成了气候,即便引起警察注意,也只可能以聚众斗殴处罚你,而绝不可能以政治罪论处。

地上地下相隔离,大群强调了无数遍这个原则,事实证明确实是在对牛弹琴。工农解放社搞的这个怠工小组就完美背离这个原则,把革命家和群众混在一起,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这看起来似乎是工人最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实际上也是警察最容易发觉与摧毁的,只要把这个组织中的人挨个过一遍堂审,作者就相当于给警察来了一遍政治灌输。等到怠工组织真的发展到引来警察的那一步,工农解放社就会明白,继承性可不是针对班组长调换工作提出来的儿戏,干部以政治罪进了局子,这才叫断了继承性。

二、文字上的灌输、工作上的空白

我们应当在一切稍有觉悟的人民阶层中激起进行政治揭露的热情。不必因为目前政治揭露的呼声还显得无力、稀少和怯懦而感到不安。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容忍警察的专横暴虐,而是因为那些能够并且愿意进行揭露的人还没有一个说话的讲坛,还没有热心听讲并且给讲演人以鼓舞的听众;他们在人民中间还完全看不到那种值得向它控诉’至高无上的’俄国政府的力量……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全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讲坛;——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就应当是这样的讲坛。

工农解放社自己也提到了工人对说教的反感,放弃了拿着圣经四处传教的打算,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进步。但这进步相当有限,怠工组织将书本说教转变成了闲谈说教,把灌输工作浅薄地理解为老头上大课,这实际上是对工人的歧视。革命的认识从哪里来?归根到底是从革命实践中来的,读几本书没什么难的,没有读书的愿望才是工人理论缺乏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工人不愿意读政治书籍、政治冷淡?究其原因,就在于群众看不到值得其控诉的力量,看不到一个高效运转的组织,没有参与进组织工作中来,因此既提不出革命的问题,也不愿提出问题。提不出问题的人是学不到任何东西的,一切灌输归根到底是自我灌输,手工业小组在灌输上的失败要归结到组织的缺位上,他们并没有把工人组织起来。

怠工小组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怠工方式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但绝不是合格的落脚点,因为这个所谓的“工人组织”的工作内容完全是一片空白,在这个组织中活动最甚的就只有作者自己四处窜岗说教,对于工人来说,他们究竟承担了什么工作呢?或许就只有鼓动其它工人一起怠工了,而这种鼓动也是纯粹个人的、看心情的、手工业的,完全无法形成纪律,更不要说工作形式中是否贯彻马列毛主义的原则了(显然是没有的),与其说这是一个组织,倒不如说是某种茶话会,这样的组织既无法完成筛选、也没能力展开行动,仅仅只是提供一个让作者授课的环境而已(或许工农解放社已经满足了)。

三、不思进取、陶醉于此

请你们想象一下那些99%埋头于“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人吧。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在他们活动的整个时期(4-6个月),一次也不会碰到必须建立更复杂的革命家组织的问题;另一部分人大概会“碰到”较为流行的伯恩施坦主义书刊,从中得到“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极其重要的信念;最后,还有一部分人也许会沉醉于一种迷人的思想,即要向世人作出一个“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新榜样,一个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相联系的新榜样。

工农解放社以为革命的一切症结就在于“结合”,只要实现了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结合,接下来的事就全部水到渠成了。可事实并不是这样,俄国革命早期有一大批手工业小组,他们无疑实现了最为紧密的结合,但迎接这些小组的并不是一呼百应,而是警察像收割小麦一样收割这些小组的领导人。如果要做个比喻的话,就像资产阶级的军队在扫荡流寇。赵国也有过十年融工的传统,与工人同吃同住同睡不过是这场运动的脚注,可最后的结果不过一片狼藉,唯一继承下来的经验只有佳士运动的错误。可以说,“到工人中去”是个谁都会喊的口号,也是革命工作中最简单的一步。要说生儿养女,谁没有智慧?仅仅是接近工人,用隐晦的词句讲些革命道理,每个人都有智慧。而如果有人满足于这种智慧,乃至于为此立下丰碑,号称“破除了坚冰,开辟了航道”,智慧也就变成狂妄自大了。

怠工小组提出了一个地上组织的新形式,而由于作者对革命原则的缺失,怠工小组的设计在工人组织的职能上是极不完善的,这个形式也因此并不合格。相较于工人组织采取了什么形式,是怠工小组还是读书小组、做饭小组、监视小组,这都是细枝末节的事情,只需要知道它是一个地上组织,那就足够了。但工农解放社显然并不知道这仅仅是个地上组织,还远不是革命组织的全部,为这种手工业作坊而激动,还提什么先锋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