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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在阶级社会，一切事物无不被打上阶级的烙印，教育自然也不是什么超阶级的东西，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头钻进象牙塔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下的幻想。越来越多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在如今反动的教育路线下，青年们与其说是受教育不如说是受毒害，在经济危机的当下，阶级跃迁愈发变得困难起来，受毒害的青年们的行为也就愈发地疯狂起来。如何救救孩子？也唯有在先锋队的领导下彻底推翻这腐朽的社会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末尾“所谓好学生只是适合应试教育的小资产阶级”的说法不妥，学生群体不参与实际的社会生产，更多的是存在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现出小资产阶级的立场。
2.此次事件不仅反映出特色走资派复辟、改开数十载以来，“寒门愈难出贵子”、“名贵高校遍地门阀世家子弟”现象的背后是资产阶级教育体制对于无产阶级无情的改造驯服和工业化流水线的分门别类，按大小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不同等级规格分流“加工”、以阶级跃迁改变命运的幻梦蒙蔽学生。中修嘴中的好学生，恰恰普遍是大小资产阶级长期垄断绝大部分教育资源以维持阶级再生产的产物，少数“逆天改命”阶级跃迁的个例正是被资产阶级刻意用来迷惑欺骗劳动人民的“图片仅供参考”幌子。无产阶级不能再被这样扭曲的资产阶级游戏规则所束缚了，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才是斗争的正道。
3.本文最后一段对好学生的论述存在一些偏差，学生群体不参与社会劳动，只能说拥有小资产阶级倾向，在做事上拥有一些小资产阶级习气（自由散漫、个人主义等），并不能直接打为小资产阶级，其次，好学生和重点中学的诞生，是中修垄断教育资源的途径（这类学校的资源比普通中学多得多），通过这种资源的倾斜（因为教育是阶级再生产中的一环），能继续维护它这一套阶级再生产的体系。
近日，一则消息在互联网上不胫而走：一个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大一女新生，在一场C语言开卷考试中，和自己的清华大学男友通过腾讯文档共享来作弊，被一位临时担任监考老师的大四辅导员发现，被发现后，对方给了这位新生充足的时间去自己独立做题，但她连最基本的一道题都无法独立完成。辅导员只能让这个大一女新生签字确认自己作弊，她不认同辅导员的处罚，“暗中”叫来了自己的男友，对辅导员进行单方面殴打。
因为校方在互联网上压热度，相关的关键词无法直接搜索，学生们就戏称这为“清华拳”事件，据悉，这个清华的学生，曾以大庆市全市第一、省第四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他被其女友摇来以后，对辅导员大打出手，出言不逊：“你这种垃圾学校的人，你怎么敢还手啊？”，事后，清华大学仍未做出回应，北航也只是草草处分了涉事女生。
目前互联网上涌现出了各种讽刺“清华拳”事件的视频，不少还把他套进了最近火热的恩情文学，好像舆论都是“一边倒”，在“声讨”这个薛维旭和其女友。但是，网上的这些视频，实际上只是对薛本人和其女友行为的讽刺，而且有趋于娱乐化的趋势，对事情发生的根本原因，则基本没有讨论，或是对其明贬暗褒 ：一些人还有着一种理中客的观点，嘴上说着官方不发通知，那就是另有隐情，难道被打的辅导员就没有错吗？
如果单单拿出这一件事情，赵国资本主义教育的拥趸能找出一万种借口来辩解：家庭素质教育没做好、年轻人一时冲动、辅导员太“苛刻”、这只是个例…但如果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把近来的一系列有关赵国教育的事情结合起来看，我们就能抓住事情的重点：赵国国内存在着的校园霸凌、抑郁症高发和对学历的盲目崇拜…诸多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绝不是个例，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赵国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在这种分数之上的应试教育体系下，会源源不断产生出类似的事件。
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官僚资产阶级恢复了高考制度。而教育作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环，也不可避免地会被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教育制度，一定不可能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确，赵国的高考制度，嘴上是一直喊着绝对“公平”，却有意地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哪怕不存在任何高考舞弊的现象，学生们所处的阶级是截然不同的，而这种阶级的差异，让赵国建起了一堵高墙，资产阶级的子女得以通行无阻，但无产阶级的子女就被拦在了墙下。
私人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子女们，他们的资本家父母们早就为他们铺平了道路，哪怕他们不学无术，也能把他们送入国外的常青藤，而他们只要付出一丁点努力，也能凭借父母的人脉关系和熟知题型的老师，进入所谓的名校，事后还能骄傲地鼓吹自己的努力，蔑视别的学生（前几个月的迈巴赫少爷就是如此）。
而小资产阶级上层的子女，例如各类教授和公知的孩子们，他们的父母能提供大量应试方面的资源，可谓是走在了“起跑线”上，他们的子女，也能比较轻易地进入高校。大部分的小资产阶级，从小就被灌输进“高考改变命运”的理念，很多小资父母在教育上花费大价钱，让子女们去补课，培养所谓的应试能力，幻想着通过高考的独木桥实现阶级跃迁。
到了最广大的无产阶级，他们的子女就基本与精英教育所宣扬的985、211等所谓名校无缘了。他们既没有财力让子女出国，也没有资源请来各类命题老师、通过竞赛保送，挣扎着请来的辅导老师，也很难提升子女的应试成绩，无产阶级的孩子们还往往饱受歧视，在性格上更加自卑、出现各种心理问题，可能在高中就被“分流”了。
由此可见，在平等的外皮下，资产阶级的高考制度是最不平等的。正因如此，毛主席在当时看到，一些党内干部的子女，或是通过保送，或是因为不用帮家中生产，比别的无产阶级的孩子有多的多的时间和资源去学习，考试分数高，更容易进入名校；而无产阶级的子女，很多要帮家里干活，本身学习时间就不多，而当时教育制度存在着课程太多，题目太难太怪，只为了考倒学生的情况，工农同胞们的子女，很难进入好的大学，毛主席认为，当时的教育是把工农兵同胞们挡在了大学前。因此，后续废除了高考，改用工农兵推荐制度——这并非是资产阶级们污蔑的“全凭领导意愿选拔”、“文革中学生们都不上课了”，“人们都变成文盲了”，恰恰相反，在实行工农兵推荐制度后，中国的儿童受教育率迅速提高，可以说，这给予了每个无产阶级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权，是要极力消除教育上的资产阶级法权的。
一次的考试成绩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能力，同时，很多学生为了追去进入好大学，只注重文化成绩，是为了个人的升迁而学习，不想着日后把自己所学的知识用于为人民服务，因此，他们身上很多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思想，十分严重，学生也得不到全面发展，存在着只注重应试，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没有任何独立的生活能力。此外，课业太重，学制太长，也让学生们缺乏实践的能力，工科的学生们没有做过实践，文科的学生只会写正确的废话…总而言之，工农兵代表制度曾是一次伟大的探索，它看到了教育上长期存在着的不平等、不合理的资产阶级法权。
那么，在资产阶级复辟以后呢？走资派们恢复了高考制度，并通过这种制度实现上文所写的分流——通过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高考制度，让资产阶级的子女能够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小资上层的子女们能继续当好资产阶级的帮凶，鼓吹着资本主义的美好；小资上层挤破了头，妄想跨越中修设置的层层障碍，实现阶级跃迁，很多沾染上了以个人为中心，不惜一切代价只为分数的思想；而无产阶级的子女，长大后不仅被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剥削，更在思想上被剥夺。资产阶级教育所灌输的，是要让小资产阶级们和工人们好好听话，甘心被剥削，努力为资产阶级奋斗。不少人产生了这样一种心理：哪怕被资产阶级剥削了，他们却不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错误，而是认为自己还不够努力，认为自己还是太“愚笨”了，这就是受到了资产阶级教育的荼毒。
回到本次事件，显而易见，薛同学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在中学时代就已经被老师和学校捧上了天，或许还拥有着其他学生没有的特权，在其他小资产阶级同学的羡慕中，早就被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浸润，他清楚自己成绩优异，因此“恃才傲物”，利用起自己的特权，自以为天下无敌，嚣张跋扈地打了那个辅导员，并放下狠话。而他的女友，在考试中作弊被抓住，竟然不感到羞愧，而是质问辅导员为什么要揭发她的作弊行为，让她这么难堪。
这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带来的恶果。在文革时期，毛主席就已经看到当时存在着的走白专路线的情况，学生不为革命而学，为了“成名”、“富贵”，学校为了升学率，把应试好的学生当作宝，哪怕他思想上极为反动，学校也熟视无睹，认为他们是好学生。而在资本主义复辟之后，赵国的学校对升学率的追求更加疯狂，各类重点学校脱颖而出，从教师资源到升学资源，再到竞赛资源等等，都不是一般的初高中能想象的。学生们得到的政治教育，是要忠于已经腐化变质的中修，所谓的素质教育，不过是把孔老二那套腐朽的儒家思想和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相融合——只说爱国、爱党，不说爱什么样的国、爱什么样的党，无产阶级为什么要爱资产阶级的国，拥护资产阶级的党，不去帮助外国的受压迫的同胞，而是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把枪口指向别的无产阶级呢？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本来应该改造自身小资思想的额学生沾染了更多的资产阶级的臭气，变得好逸恶劳，一些成绩好的学生，更是利用老师对他睁一眼闭一只眼的特权，霸凌其他同学。网上已经流出薛在高中和同学打架的视频，不难想象，这位所谓品学兼优的学生，不管犯了什么错都是一路被开绿灯，自然越发目中无人。而他的女友，为了应试的成绩，早就习得了资产阶级那一套为了目的不惜代价的品行，为了成绩而舞弊，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普遍的现象，绝不是中修所说的个例，它就是资产阶级恶性竞争思想在教育上的反映。
一以概之，中修嘴中的好学生，只是在应试教育占优的小资产阶级们，并不是真正品学兼优，立志于为人民的利益和幸福而奋斗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因为在这种资产阶级的选拔制度下，有一技之长而不善于应试的学生被排除，无产阶级的子女没有机会接触所谓的985、211名校，而这些名义上的名校，却不为无产阶级打开门扉，选拔出的只能是一群“小镇做题家”，只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或者自己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们。
网上仍有人对薛抱有幻想，要用各种理由为他开脱，但如果薛不是清华的学生，而是哪个大专、中专的学生，被打的辅导员不是北航的辅导员，而是哪所二本、三本的学生，会不会有人在底下蹦出来：“打人的学生为什么不开除，你看，我说中专、大专的学生都是败类吧，分流得好”，会不会有人说“被清华的学生打，那是你的‘幸运’ ”。说到底，这种对高学历的盲目崇拜，不过是小资产阶级们对优越生活的幻想，他们料想着如果自己也是高等学府的学生，也能呼风唤雨，该是“何等风光”。至于谁对谁错，其实他们并不在意。因此，网上对薛的批判，始终是局限的，丝毫不触及到赵国资产阶级教育的根本。
不管是厦大的李胜，清华的薛同学，还是最近跌下神坛的姜萍，无不诉说着资产阶级教育的反动。尽管资产阶级极力掩饰他们并没有倾斜教育资源，但事实不会骗人，资产阶级教育下培养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高材生，就是这样的反动和功利。
有人也许又要指出，你看，赵国政府不是一直在课改、在减负吗，不是一直在宣传素质教育吗？所谓的品行、品德，也不能脱离开阶级来讨论，无产阶级敢于斗争、善于合作、吃苦耐劳的精神，就是资产阶级的眼中钉，对他们而言，无产阶级的斗争就是要造他们的反，他们自然不可能支持，因此，他们污蔑社会主义时代、文革，矮化毛主席；他们需要的是听话的劳动力，需要的是支持资本主义竞争的小资产阶级们，因此，这些高校学生的品行败坏，恰恰是所谓素质教育带来的结果。其次，课改、减负，并不能改变资产阶级教育的本质，就如同张桂梅，中修鼓吹她让女孩们走出深山，但能走出深山的，能有几个？走出深山后，去了哪呢？资产阶级不敢说，他们更不愿说出，为什么偏远地区的孩子没有书念——因为资本主义的逐利，这些没有资源、交通不便的地方，早就被资产阶级撇之脑后。况且，在所谓的课改后，高考的竞争和难度远比之前更高，所谓的减负，只是形式上减了，一丁点也不会触及资产阶级制度。更需要强调的一点，正是因为灌输给学生的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也模仿着资产阶级社会中充斥着的尔虞我诈，现在的学生好像变得更成熟了（只是早早就沾染了资产阶级的臭气，许多人还将此冠为所谓的高情商），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子女们为了得到表扬或是单纯地害怕被批评，用尽各种方法来获取成功，抄袭、作假，只要能成功、能实现阶级跃迁，手段似乎不那么“重要”了。
因而，我们不能为中修的甜言蜜语所欺骗，资产阶级教育不可能“变好”，所谓的各种教改、课改全是空头支票，要实现每个人平等的受教育权，要让无产阶级的孩子们也能得到高等教育，全面发展，只能通过革命，将资产阶级政府推翻，将资本主义制度粉碎，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毛主席的探索，才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