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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科技进步会带动革命走向不同的进展,但不是说就要因此放弃掉根本的核心。反革命者总强调现在军事日新月异,游击战和根据地都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革命的时代过去了;而机会主义者也在强调互联网带来的变化,强调职业革命家的时代过去了;这些都是错误的,没有由先锋队领导的工人运动是不可能走向政治斗争的,而这种领导离不开严密的革命组织,已经被证明是破产的手工业方式,没必要再去用鲜血尝试一次了。
- 机会主义者对表面形式的迷信崇拜,使他们根本发展不出任何实质的革命力量,这当然也是因为机会主义者本身不愿意做实际的组织工作,他们只在“摘桃子”这件事上才情愿发挥首创精神。机会主义者松散拉垮的手工业小组不明白这样的道理:100个人如果没有用军事纪律(哎呀!又用到这么“布朗基”的词语了)组织起来,那么这100人就算全都挤在一个屋子里,也不可能产生集体协作的新力量。没有实质的可以推动革命的力量,机会主义者空喊再多正确的口号,也只能跟在群众运动后面吃尾气,最终也要被革命群众无情的鄙视和抛弃。
资本主义社会用物的联系蒙蔽了人的联系,因此见物不见人的形而上学观念就占据了统治地位。如今,网络就是这样一种物。机会主义者们常常就网络一事大作文章,他们声称,网络的出现使得现在的革命路线不能再“照搬”列宁和毛主席的理论了,现在应该有一种针对网络问题的“新理论”。我们知道,决定革命路线的是社会性质,那么按照他们的说法,似乎网络的出现也导致社会性质发生了质变,资本主义迈入了比帝国主义阶段更“新”的一个阶段。于是如一切修正主义者那样,他们高呼着马列毛主义需要“创新”,列宁的革命理论已经“过时了”。毛主席曾一阵见血地指出这些别有用心的“理论发明家”的本质:“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手工业派十分钟爱上述这种言论,因为网络可以作为他们回避组织建设任务的挡箭牌。组织建设,本来应是当前运动中最迫切的一个任务。 列宁对此说:“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怎么办?》)组织程度就是现在制约革命发展的首要因素,因为分散的状态压制着人们,使人们好像是坐井观天,革命家的任务就是去把群众组织起来,而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革命家自己先要有稳固的组织力量。过去十几年各种手工业式融工的失败案例,各种工人自发运动的覆灭,正是证实了这一点。机会主义者们因为自由散漫的习气,自然是不愿意正视这些经验教训的,于是他们寻找各种借口。把网络的作用凌驾在社会关系之上就是这些借口中的一项。 东风在其刊物《井冈山通讯》上发表的文章《区域性集中路线:从手工业起步》把这种崇拜网络的观点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和过去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最大不同点便在于:我们是从分散在各地同时保持密切联系的状态开始,而历史上的革命者则是从聚集在各地但互不沟通的状态开始。因此,如果说过去的革命者任务在于将各地有组织的小组沟通在一起,并且凝结成为一个更大的组织。我们今天的任务则首先要将分散在各地的革命者聚集在少数几个地区建设实际的工作小组。(见《井冈山通讯节选第7号》)
致远星编辑社的先生们也如出一辙地用“线上条件”为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辩护。当布站文章批判他们“必须暂时地发展手工业方式融工”的荒谬说法时,他们振振有词地回应道:
他们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兜售手工业组织,认为我们是工联主义,这其实根本就是最浅显的理解,因为他们当然会下意识忽略了,他们引以为傲的线上条件。自然,他们可以把分散=割裂联系,而全然忘记这样的说辞只不过在过去适用,而在今天却根本不同。(见致远星编辑社《关于第三部分前的一点补充》)
东风和致远星编辑社这些不愿意潜心进行组织建设的人,把网络当成了他们的大救星,在他们看来,似乎只要有了网络这个条件,无产阶级的分散状态就结束了。于是,组织建设这项他们最畏惧也本是最艰巨的任务一下子就被抛掉,他们终于长呼一口气:“感谢互联网,我们不用像革命先辈那样遵守枯燥的组织纪律了!不搞组织建设真是一身轻松!”这样的想法显然是用网络这个物的因素替代了组织关系这个人的因素。 他们认为只要手工业小组保有线上联系,就不能算手工业的,这就暴露了他们对于工业化的无知。工业化组织的关键是纪律和协同能力,两个融工小组在线上像qq聊天式的“联系”难道有任何协同性和纪律性可言吗?网络只是物,它在资产阶级手里可以被运用来分化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手里可以被运用来组织无产阶级。 机会主义者们声称网络的出现就“打破了分散的状态”,现实难道不正正相反吗?短视频、电子游戏等廉价娱乐使得人们的社交“原子化”,网络上盛行的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磨灭人的斗争意志,挑起劳动人民内部矛盾,这就是因为网络成为了资产阶级手里的专政工具。资产阶级不允许无产者联合起来,只要他们还占据着统治地位,无产者被分散这一现实就不会自发改变。 网络的出现,最多只能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量变而不会造成质变,而这种量变往往还是朝着反革命的方向进行的。
机会主义者们企图把他们对于“线上条件”的观点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也就是小组阶段论,据他们所说,小组阶段论就是适应新时代特色的革命理论:“既然有了‘线上条件’这个优势,就应该大力发展手工业方式融工这个‘欠缺’的方面啊!”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理论”的本质是为他们的自发性崇拜作掩护:
“手工业方式”这个概念,除了表示缺乏修养之外,还有别的含义,即整个革命工作规模狭小,不懂得在这种狭小的工作基础上是不能形成良好的革命家组织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企图为这种狭隘性辩护,把它上升为一种特殊的“理论”,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也崇拜自发性。(《怎么办?》)
所谓的“线上条件”根本抹杀不了当前运动最迫切的这个任务。能够协同作战的革命部队根本不会如机会主义者的幻想那样自己从“线上条件”中生长出来。路线是决定一切的,事在人为! 不把人的能动性伸到手工业因素里去扫一扫,手工业的因素不会自己跑掉,毛主席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至于客观条件,只要路线正确了,没有条件也可以创造条件。 列宁时期就没有“线上条件”,但是他们创造了全俄政治报这个条件。列宁说:“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怎么办?》)通过办报这条流水线,一来能在写作中暴露组织成员的思想,通过批判错误思想来达到组织的思想统一,二来能够锻炼起组织成员的纪律意识和分工协作能力,为其他一切革命工作做准备。当时的机会主义者认为列宁这种有条理地组织起来的军队所从事的是一种使它脱离群众的工作,而列宁恰恰指责机会主义者无法理解“磨刀不误砍柴工”。如今的线上条件上也可以搭建起这样一条革命流水线,也可以统一组织成员的思想,也可以锻炼组织成员的协作能力。但是正如房子不靠人去修不会自己平地起一样,工业化的革命组织也不会自己凭空从线上条件中诞生出来。
另一种关于网络的机械看法则是用线下线上的界限去模糊地上地下的界限。 持这种观点的机会主义者们其实是同前面那种一脉相承的,他们指责利用网络工具进行地下工作的革命者们是“脱离群众的布朗基主义”,这其实正如同过去指责列宁政治报计划脱离实际的机会主义者们一样。于是他们煞有介事地划分出一条线上工作路线和一条线下工作路线,并用“辩证法”的精美外壳把它们包装在一起,发明出“线上线下相结合”这一条惊世骇俗的战略。显然,机会主义者们又一次被网络这一表象遮蔽了双眼。如果革命战略要按照线上线下划分的话,是不是也要按照白天黑夜、室内室外、步兵炮兵来划分呢?这当然是荒谬至极的!线上线下这种划分根本就是伪命题,它抛弃了社会关系这一本质,只有地上地下才是真命题! 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地区,革命战略必须是地下领导地上。列宁说:
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这种坚强的革命组织按其形式来说也可以称为“密谋”组织,因为法文的“conspiration”(“秘密活动”)一词相当于俄文的“密谋”,而秘密性是这种组织所绝对必需的。对这种组织来说,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条件,其余一切条件(如成员人数、成员的挑选、职能等等),都应当同这一条件相适应。因此,害怕别人责备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建立密谋组织,那就未免太幼稚了。
……
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使群众中本来已很模糊的一种认识完全消失,也就是使他们忘记要为群众运动“服务”,就需要有一些人专门献身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怎么办?》)
地下领导地上这条战略是普遍适用的,线上分为地上和地下,线下也分为地上和地下,而网络条件不过是如今可以用来实现地下工作的一个工具而已,没有这个工具也可以借助于别的工具,这只是具体的战术问题。 机会主义者们偏爱把这种地下领导地上的原则污蔑为“线上领导线下”,这实际上就反映了他们自己对党群界限模糊不清,最终必然在运动中把领导权拱手让给工联主义者。按照他们的理解,同在线下的革命家组织和工人组织,就应适用相同的战略,于是他们同工人组织建立的只是某种“平等的友好合作关系”,工联主义的组织、经济主义的组织、乃至恐怖主义的组织,无论什么组织,都拉拢过来,美其名曰“统一战线”!而至于怎样在地上吸引工人呢?对于这些模糊地上地下界限的人来说,当然只能是在工厂里大摇大摆地喊出政治口号,他们觉得,只要自己的口号喊对了,就能一呼百应。最终的结局当然在意料之中:工人对你毫无兴趣,警察却对你感兴趣得很!
革命家在地上不公开自己的马列毛主义信仰,这条原则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都是适用的。 地上的群众组织从事的是把革命暴动生产出来的工作,而地下的革命家组织从事的是这种运动的再生产。要保证革命运动的可持续性,就必须保证革命家组织的秘密性。革命家们在地上把工人群众吸引过来,绝不是单纯靠嘴皮子说(这样势必自爆),而是要靠力量,而这种力量就来自于地下的严密组织。革命党要让群众能把它当成靠山,就必须自己先要坚强。 列宁说:“只有在看到向我们控诉真能发生作用,看到我们是一种政治力量的时候,他们(笔者注:指群众)才会来向我们控诉。我们要想在旁人眼里表现为这样一种力量,就要……提高我们的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怎么办?》)地上的群众本来就因为分散的状态而感到无力感,例如,工人们因为没有可靠的信息来源,很容易在各种环节被资本家坑,斗争中也只能处于被动地位。而如果革命家系统地扎根在每个企业里,遍布在工厂、办公室等等一切环节,他们通过地下组织串联起来,这在地上的工人看来只是“人脉很广”,而这种“人脉”足以使工人们了解到社会上一切方面发生的事情,于是能反过来造成信息差把资本家耍得团团转。进一步地,一个厂里的革命家能随时调动整片工业区的革命家,而整片工业区的工人也随之而动,这种力量在工人看来就是“神通广大”的,群众自然就会认革命家“做大哥”了,此时再进行政治揭露和组织工作就是顺水推舟的。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群众遇到一点鸡毛蒜皮的家务事都要找红军主持,正是因为红军凭借铁打的纪律作风成为了群众的靠山。在如今网络的条件下,这种严密组织当然可以借助网络来实现。而对于不能透过“线上”表象看到“地下”本质的机会主义者们来说,这一切是不可思议的:“‘线上’的组织竟然能吸引到‘线下’的工人!?”任他们的手工业方式融工搞得再“精致”,也捉摸不透他们口中的这些“布朗基主义者”为什么会获得这么坚实的群众基础。
这些例子反过来对于革命者的启示也是深刻的:组织建设不是做物的工作,而是做人的工作。 搭建工业化的革命组织,不在于把其中使用的各种网络工具做得多么细致,不能过分依赖网络工具,这只会陷入唯技术论的误区;重点应是锻炼革命家的民主集中意识和协同能力,人是活的力量。毛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只要锻炼出了一批有成熟协同能力的革命家,即使撤销掉脚手架,也能够把革命建筑修建成功。 但是现在作为开始,没有脚手架就根本不足以锻炼出这样一批革命家。如今一些蹲在办公室里致力于研究“革命软件”“马列毛主义AI”的泛左翼,正是反过来把物的力量凌驾于人之上了,最终便不可避免地掉入唯技术论的泥潭。
中修近年所谓的“产业转型升级”,指望“互联网+”经济能够挽救经济危机。但实际上,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没有改变,“互联网+”经济也照样只能加剧生产过剩。如今,赵国泛左翼中形形色色的网络崇拜论观点也正是和中修的这种幻想一样可笑。酿成经济危机的因素是人,是资产阶级自己,而要掀起社会革命的也是人,是广大无产阶级。 现在,革命者必须摒除对于工具的一切浮躁幻想,潜心进行组织建设这项物质工作。组织是通向革命的最后一项物质基础,而这项物质基础是靠革命家们去创造的。 据说,十月革命中死的人还不如拍摄十月革命电影时死的人多,这是不是说明革命很轻松呢?不是的,革命的艰苦性在于在举行革命前就已经进行了长期的组织工作,在这时期内地下斗争中牺牲的同志是看不见的,但却比看得见的牺牲要多得多。这些艰苦的组织工作使得无产阶级在举行暴动以前就已经比资本家和政府强大得多,到了革命那一天自然就看起来“很轻松”。手工业派如今抱着网络条件日复一日地幻想“轻松”那天的到来,等到真正的革命派挥洒血汗把无产者一点一点地组织起来了,他们就要跳出来篡夺革命的领导权了,毛主席把这样的行为称作“摘桃子”。桃子是怎么结出来的呢?自然是有人栽了树,有人浇了水,桃子也理应由这些辛苦劳作了的人摘。如果天真地以为桃子会自己从“线上条件”上结出来,等到别人劳作完,真的结了桃子了,就贪婪地想窃为己有,那我们只能说,你们确实是在想屁吃(pe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