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斯托雷平六三政变后，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哥列梅金杜马），颁布了新的法令，即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法，从而违背了它自己在1905年10月17日发表的宣言，因为这个宣言上说，沙皇政府必须经过杜马同意才能颁布新的法令。第二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被交付法庭审判，工人阶级的代表们被进去服苦役和终身流放。新选举法使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杜马中的代表人数大大增加，而使本来就很少的工农代表人数减少了好几成。
“五年来设立的绞架，打破了俄国三百年历史上的记录”，全国到处是绞刑架，人民把绞刑架上的绞索称之为“斯托雷平的领带”。几十万人被投入监狱，革命者在监狱里受到严刑拷打和折磨，工人由于参加罢工和革命示威而被判处长期苦役。列宁说：“过去的一年，是瓦解的一年，是思想上政治上混乱的一年，是党路途艰难的一年。所有党组织的党员人数都减少了，有些组织，即无产者人数最少的组织，甚至瓦解了。在革命中建立的半公开的党的机关，相继垮台了。甚至党内有些受了瓦解影响的人竟然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要不要保留原来的社会民主党，要不要继续它的事业，要不要再转入地下和怎样转法。极右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无论如何要合法化，为此甚至不惜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走上大路》）这就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由来。
“召回派”是布尔什维克中分裂出来的机会主义分子。列宁评价他们是：大多数真正醉心于马上就直接同六三英雄们进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曾经倾向于抵制第三届杜马，但是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局势。他们不是重复背得烂熟的词句，而是细心观察新的历史情况，反复思考为什么现实生活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们工作靠的是头脑，而不是舌头，他们进行了严肃认真不屈不挠的无产阶级的工作，他们很快就理解，“召回主义”是极其愚蠢和极其贫乏的。另外一些人则抓住片言只语，用一些自己不懂的话来编制“自己的路线”，空喊什么“抵制主义、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并用这种空喊来代替当前历史条件所规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工作，他们还从布尔什维克中搜罗形形色色思想不成熟的人来建立新的派别。（《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
“调和派”以野心家托洛茨基为代表。列宁对此的揭露是：国内的取消派已经搞垮了国内的中央委员会。国外的取消派又想搞垮国外的全会，即搞垮一切中央。托洛茨基利用这种“合法性被破坏”的时机，进行组织上的分裂活动，筹集用作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的“自己的”基金。他们是分了工的。呼声派把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伙当作“一种合理的色彩”加以保护。前进派把召回派当作“一种合理的色彩”加以保护。托洛茨基则想“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对两者都加以保护，并想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大概是用前进派的钱）。三角联盟（波特列索夫＋托洛茨基＋马克西莫夫）反对双边联盟（布尔什维克加普列汉诺夫派）。部署就绪。斗争开始。（《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的信》）
列宁在这个时期办的报纸叫《工人报》。普列汉诺夫在这个时期反对取消派的策略，他个人退出了取消派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所以列宁主张同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护党派”联合。取消派因为其机关报的缘故，也被称之为“呼声派”。“召回派”因为出版了《前进文集》（盗用了《前进报》的名义），所以也被称之为前进派或前进集团。 托洛茨基所办的报纸叫《真理报》，因为躲在维也纳开黑会，所以也被称之为维也纳俱乐部。
托洛茨基的维也纳俱乐部也主张党的“统一”，并且打算和犹太崩得集团一起居间调和。列宁对此的揭露是：崩得分子和托洛茨基要起媒人的作用，使“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不管其中的一方是否已经放弃取消主义）“结成配偶”。这种媒人观点就是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的调和主义的全部“思想基础”。如果说现在他们埋怨和哭诉，说统一不成功，那么对这种说法的理解就应当有很大的保留。这种说法应当理解为作媒不成功。托洛茨基和约诺夫对统一、对同“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不管他们对待取消主义的态度）统一所抱的希望“落空了”，这只是意味着媒人落空了，只是意味着媒人观点不正确、不现实、毫无价值，而完全不意味着党的统一落空了。（《政论家札记》）
取消派与俄国国内的自由派，乃至于黑帮杜马的头头脑脑打得火热，所以取消派又被称为“斯托雷平工党”。召回派则骗取了高尔基的信任，获得了一定的资金资助，他们在意大利卡普里岛上搞了一个党校，这个党校是召回派的据点，专门兜售召回派特有的马赫主义哲学、造神论思想，以及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说”（召回派为了取悦并欺骗高尔基而生造出来的一个词）。召回派看起来“左”的很，比列宁还要“左”，实质上是形“左”实右。所以列宁才专门写了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取消派”和“调和派”的机会主义比较容易识别，而召回派欺骗了一部分工人，所以有必要把“召回派”的错误逻辑捋一下。顾名思义，“召回派”要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列宁是这样分析的：
这位召回派同志在谈到杜马党团的时候，首先提出一个前提：“杜马党团是党的自然顶峰，也可以说是党的外交代表。”这是不对的，写信者夸大了党团的意义和作用。写信者象孟什维克那样，过分地夸大党团的作用，难怪人们说，两极相通！孟什维克根据党团是党的 “顶峰”这个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必须使党适应于党团；召回派根据党团是党的“顶峰”这个观点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糟糕的“顶峰”对党有致命的危险。孟什维克和召回派的前提都是错误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甚至在最“理想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条件下，都不会同意把自己的议会党团看作党的“自然顶峰”，看作党的“外交代表”。这个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我们派代表参加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黑帮的代表机关不是为了办外交，而是为了进行一种特殊形式的党的辅助工作，为了从特殊的讲坛上进行鼓动和宣传。工人政党的议会党团甚至在“理想的”民主选举制度下，也总是带有某些一般的资产阶级选举的烙印，例如，它和党的整体比较起来，总是带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味”，因此我们永远也不把党团看作党的“顶峰”。党团不是总参谋部（如果除了写信者用的“外交”方面的比喻之外，也容许用“军事”方面的比喻的话），它在有的场合更象一队号兵，在有的场合更象一队侦察兵，或者说是某一辅助“兵种”的一个组织。这位召回派同志把党团从辅助的党组织 变成了党的“顶峰”，是为了夸大党团的意义，使我们派到资产阶级黑帮杜马中去的这支队伍的活动具有根本错误的性质。（《关于两封来信》）
列宁认为“召回派”套用过去布尔什维克抵制两届杜马的死板公式是根本错误的：如果政府召开杜马为的是要同各个反革命的阶级进行磋商，那么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正好是：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没有“实力和实权”（来帮助革命），而第三届杜马过去和现在都有“实力和实权”（来帮助反革命）。革命者可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应当）不参加没有力量帮助革命的机关。这是无可争辩的。但纲领起草人把革命时期的这种机关同有力量帮助反革命的、“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的杜马混为一谈，这就犯了天大的错误。他们把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见解恰好用到实际上不能用的场合！因此，这也就是把布尔什维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政论家札记》）
简而言之：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没有“实力和实权”（来帮助革命），所以抵制杜马是为了促成革命； 第三届杜马过去和现在都有“实力和实权”（来帮助反革命），所以在杜马里工作是从特殊的讲坛上进行鼓动和宣传来帮助革命。
跋3
犹杜什卡·托洛茨基在全会上竭力表白自己是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他赌咒发誓，说自己是护党的。他得到了资助。
全会闭幕后，中央委员会削弱了，前进派加强了，他们搞到了钱。取消派也巩固了，他们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唾骂秘密党，以取悦于斯托雷平。
犹杜什卡把中央代表赶出了《真理报》，而且在《前进报》上写了一些取消主义的文章。由全会任命的党校委员会作出明确的决定：任何党员讲师都不得到前进派的派别党校去。而犹杜什卡·托洛茨基却违反这个决定，不但到那里去了，而且还同前进派讨论了召开代表会议的计划。现在“前进”集团已经用传单公布了这个计划。
现在这个犹杜什卡又在捶胸大叫，说自己是护党的，要人相信他决没有向前进派和取消派卑躬屈膝。
犹杜什卡·托洛茨基就是这样羞红了脸。
——列宁《犹杜什卡·托洛茨基羞红了脸》（1911年1月2日〔15日〕以后）
注释：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谢德林笔下的犹杜什卡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列宁在这里用犹杜什卡这一文学形象来比喻列·达·托洛茨基。
跋6 合法派同反取消派的对话（节选）
（1911年4月29日〔5月12日〕）
合法派 ：我很愿意说明。不能预料，明天的合法的工人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但是不能不看到工人运动发展的总趋向。我认为这种总趋向就是这样，我可以大胆地描绘一下合法党的情景，我也知道实际情况不会完全是这样，但大致会是这样。为了给你描绘这个情景，我根本没有必要去进行“创作”。我只要仔细看看实际生活的教训，看看在革命后的新的条件下的工作经验。我只要总结一下这个经验，去掉细枝末节，抓住基本线索就够了。杜马中有合法的工人代表。有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这个党团遭到迫害，受到密探监视，不能集会，它的有经验的人被抓走，它的成员或许明天就被投进监狱和发配流放地，——合法党决不会如你们那些目光短浅的拥护者所想的那样能排除法庭和警察的迫害。然而，尽管遭到迫害，合法党团还是存在。合法的工会、俱乐部、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杂志和周刊，都还存在，——它们受到的迫害更加厉害，屡遭查封，被罚款压得难以维持，它们的编辑做一个月的编辑工作可能要坐一个半月的牢，工会经常被解散，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存在。请深思一下这个事实吧。没有合法工会、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报刊、合法的社会民主党代表，是一回事；那是1905年以前的情况。有它们存在，尽管不断受到迫害，尽管经常遭到查封，则是另一回事；这是1907年以后的情况。这就是新情况。要善于抓住这个“新情况”，把它扩大，加强，巩固。
反取消派 ：你一开始就答应要比以前发表议论的那些合法派更勇敢、更彻底，但是，你现在还只不过在重复一切取消派早已讲过的那些话。
合法派 ：我已经说过，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实际生活的经验，自然就会很清楚彻底的、坚定的合法主义的情景。实际上，合法的工人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各个因素都已经存在。应当大声地、直截了当地说出实际存在的东西。应当无所畏惧地承认，这些分散的因素虽然不会今天明天就集合起来，但一定会集合起来，这样的党一定会出现。应当把它建立起来，它也一定会建立起来。它将遭到迫害，但它一定会存在下去，——没有合法的工人政党的年代过去之后，是合法的工人政党不稳定的存在（由于受到重重迫害而中断存在）的年代就要来到，而后，在俄国，纯欧洲式的合法的社会民主党的年代就会来到。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存在的年代已经来到了，它已经比你们百分之九十九遭到破坏的地下组织现实些。为了把合法派彻底团结起来，使他们的活动更有信心，更有秩序，更加坚定不移，应当敢于说出实际存在的东西，敢于如实地说出这个现实，敢于提出口号，举起旗帜。任凭法庭和警察把它从我们手里夺去，哪怕夺去几十次，也不能把它消灭，不能把它长期夺去，因为它概括了实际存在的、正在成长的、不能不成长的东西。
反取消派 ：别离题，别离题。不然我要提醒你注意一句俗话：唱得倒好听，可是天晓得做不做。你答应直截了当地说话。那么好吧，你就直截了当一点、具体一点地说吧：你们的旗帜上要写些什么？
合法派 ：我正要说这个。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合法的工人运动促进协会。这个协会的原则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协会的目标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改造社会生活条件，消灭阶级，消灭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等等。合法党即我们协会的最近目标，是实行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彻底民主化；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沿着民主方向促进土地问题的解决；实现最广泛的工人立法。最后，新协会的活动手段，是采取一切合法的宣传、鼓动和组织手段。
反取消派 ：你是否设想，我们的政府会准许这种协会登记吗？
合法派 ：别担心，我决不至于幼稚到去作这样的设想。当然，我们的协会是登记不上的，但也不能认为它是不合法的，我们的任务也就在这里。在每个省，工人将一个接着一个地去草拟这种协会的章程并呈请当局批准。这将是为争取合法地位进行的彻底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不能因为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党的纲领中的“可怕”条文而去迫害这种协会的创办人和成员，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目前只是所谓的党，它纲领中的诸如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等“可怕”条文（更不用说许多决议中的关于武装起义等等的“可怕”条文）吓不倒任何人，没有任何意义，不起任何作用，如果说起了什么“作用”，那就只是起了使一些实际上没有做任何违法事情的人去服苦役的“作用”。这就是问题关键之所在，这就是目前党内状况的悲喜剧。僵死的东西抓住活的东西。各种决议和旧党纲中陈旧的、实际上被生活否定的、不再使用的和事实上已经送到档案馆里去的“条文”，只是为我们的敌人服务，只是有助于扼杀我们，而对目前的现实运动、对现在正在进行的，即在第三届杜马中，在合法的报刊上，在合法的工会、合法的代表大会等等上进行的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却根本没有任何好处，绝对没有任何好处。正因为如此，我们合法派认为，问题的实质决不在于摆脱最可怕的迫害和惩治（就象你们的——请原谅我这样说——在迫害取消派方面训练有素的拥护者所要断定的那样），而在于第一是公开的工人运动的原则意义，第二是利用现存制度的矛盾的原则意义。是的，旧教徒先生，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决不在于背诵词句的多少，不在于必须永远遵守“正统的”公式，而在于促进广泛的工人运动，促进群众的组织和主动性。即使有些话“没有全说出来”，但我很清楚，你和你的拥护者们是会专门把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合法杂志等等没有全说出来的话“全说出来的”，——即使有些话“没有全说出来”，但事业将会向前发展。更广泛的工人阶层将被卷入运动。对于总结公开行动，将会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每个觉悟的工人将会抓住恰恰是压迫他们的制度所固有的、当前对它最突出的那个矛盾，即在形式上承认法制和实际上否认法制之间、在“准”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存在和“不准”社会民主党存在的尝试之间、在正式声明中承认工会和在实际生活中迫害工会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抓住压迫无产阶级的这个制度的矛盾，而不在于僵化了的公式。这也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我甚至可以说是基本原因之一，即它能够随时为运动而牺牲公式。它能够在1871年以后建立一个在纲领中只承认“合法”政治活动方式的党。它能够开展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而它的社会民主党纲领比我们的要“合法”得多，因为纲领没有提并且从来没有提过共和国。而你们，你们却准备在典型激进的没有群众性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没有群众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情况下，向全世界显示“典型激进的”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样板。
反取消派 ：如果在每个省，每个觉悟工人都把你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协会”的草案抄录下来并呈请批准的话，那么，到现在为止，你的计划所产生的，实际上只是处理协会团体事务的机关里的一个收发公文的“群众运动”。既然你自己也说，这个协会不会得到批准，那么任何公开的运动，甚至任何“公开的”协会，除了只能在你们合法派的幻想中出现以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出现。但在详细回答你以前，我想再问一下，你是否设想这个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协会”是代替旧的即现在的党而存在，还是同它并存？
合法派 ：对，对。你涉及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这也就是取消派的正式领袖们的一个可悲的错误。他们不敢沿着绝对正确的道路迈出一大步，同时却又向机会主义方面迈出极其冒险的、对事业毫无用处的许多步。我要说：可以做合法派，不要当取消派。应当做合法派，不要当机会主义者。必须承认合法的运动形式，不是承认一半，不是只在口头上承认，而是切实地、在行动上承认，就是说，立即建立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但放弃革命是不能容忍的机会主义，而我们许许多多（即使不是大多数）取消派，却都流露出这种放弃革命的情绪。放弃领导权就是机会主义，这是我坚决斥责的。我们不需要放弃什么东西，不需要取消什么东西。新的、合法的党应当和旧的同时并存。它们将会互相补充。
你笑什么？这没有什么可笑的。你一定会说，这是“骑墙态度”。我倒要问问你：难道合法报刊和秘密报刊同时并存，不是与我的计划，确切些说，与我从目前经验的一切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完全类似的现象吗？如果说在1905年以前，侨民不能在合法报刊上发表文章，当时一些刊物由于登载了侨民即使是用笔名发表的文章而被查封，那么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侨民用自己的名字在秘密报刊和合法报刊上发表文章了，这不是很能说明我们这个矛盾的时代吗？这种“骑墙态度”你是容许的啊！这种态度不会产生任何“骚乱”。仅仅由于墨守成规，完全由于墨守成规在妨碍你懂得这种“骑墙态度”是我们时代的一切条件决定的；应当掌握时代的矛盾，应当善于站到发生目前重大事变的这个基础上来，只有站到这个基础上来。“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相结合”，你们口头上都承认。你们也要在行动上加以承认。说了一，就不要怕说二。既然在策略上和一般组织上承认基本论点，就不要怕在党的组织上承认这个论点。最后，你们要坚决地、认真地、真诚地放弃这种荒谬的、反对合法地位的无政府主义偏见。
反取消派 ：这也正就是你们不幸之所在：你们在玩弄合法地位，你们“在搞合法化”，而德国人依据的是真正存在的合法地位。合法报刊和秘密报刊的例证非常鲜明地反驳了你们。秘密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合法报刊上发表合法报刊允许发表的东西，他不是在玩弄合法地位，而是真正利用在某个狭小范围内确实存在的合法地位。而你们的合法的工人政党，或马克思主义协会（和取消派的“公开的工人政党”一样，你们实质上同取消派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是合法的幻想，因为你们自己承认，谁也不会批准这种组织，这种所谓的“合法”协会实际上是不可能合法存在的。正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都在做“革命体操”一样，你们都在做“合法体操”。如果立宪民主党人那里合法地存在着一个并非合法存在的党，那原因并不在于立宪民主党人掌握了矛盾的形式，而在于他们的工作内容没有丝毫革命性，他们没有在群众中进行任何民主组织活动。他们的工作内容是自由主义君主派的，因此专制制度能够批准、能够容忍这种政治活动。而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阶级中间的活动，专制制度就不能容忍，企图用改头换面的手法来促进事业是天真的想法。而你们的“合法协会”也和取消派的“公开的工人政党”一样，正是冒名的协会，是玩弄化装把戏，因为实际上，你们指靠的是社会民主党人。你们为了确定你们“协会”的目标、纲领和策略而选用的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提法，是口头上的掩饰，是纸上的自卫，同样还是那种合法的体操。我们党应当在杜马中发表演说，建立合法工会，在合法的代表大会上进行活动，否定这些，就是无政府主义或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估计到新时代的新条件就要承认这种活动。但是，政治活动的合法地位还谈不到（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除外），因为还没有争得这种合法地位的条件，想“爬入”合法地位的幻想是枉费心机的。在1871年以前，德国人那里的这种合法地位已经完全形成，对国家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全部完成，直接革命运动的条件已经完全消失：正是由于这些客观条件，而不是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手腕高明，真正合法的而不是玩弄合法地位的、不是做“合法体操”的社会民主党才能建立起来。
从这种合法党的纲领、决议等等抄录这些或那些合法条文，把这种“合法地位”搬到俄国来——这是天真的幻想，无聊的游戏，因为你们不能把德国业已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德国彻底实现了的民主主义的历史、德国60年代的“来自上面的革命”[123]、德国实际上的合法地位搬到俄国来。在有些君主制国家里，共和党是合法存在的；在我们俄国，在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成了欧洲那样的资产阶级制度以后，合法地位实际上将是个什么样子，这要在行将到来的战斗结束以后才能看得出来，这要取决于这些战斗的结果。而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是善于在六三制度时期这种特殊条件下，使自己和群众做好迎接革命的准备。
在这种条件下，合法的工人阶级政党，公开的工人政党，是句空话，这种空话的实质是机会主义合法派集团的……合法化。“人民社会党”的这种合法化是事实。我们合法的、取消派的报刊工作者集团的这种合法化是事实。抱有脱离革命、不要领导权思想的机会主义分子倾向于这些集团，不得不倾向于这些集团，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不是由于某些取消派的“错误”，而是由于所有知识分子取消派集团的社会成分。把合法派和这些人区别开来，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实际上他们是分不开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客观条件就是这样：“人民社会党”的合法化，取消派著作家集团的合法化是可能的，必然的，而工人政党的合法化只是一句空话。
工人阶级的秘密党是存在的，即使现在它遭到严重的、极其严重的削弱，它的大部分组织遭到瓦解，这也没有危及它的存在。一些小组和集团一次又一次地在把革命的地下组织恢复起来。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组织力量，什么样的思想传统，什么样的党，能够影响而且将会影响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工会工人、俱乐部工人和各种合法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的公开行动：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是机会主义的取消派著作家集团。这就是“同取消派作斗争”的现实内容，这就是在这场冲突中在双方之间形成一条鸿沟的客观基础。任何善良愿望，合法派和取消派之间的任何字面上的区别，都填不平这条鸿沟。
跋7 党内危机的结局（节选）
（1911年12月8日〔21日〕）
新的环境引起社会民主党内各种趋势的重新组合。最不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分子，无产阶级的各种资产阶级同路人，在艰难时期的压迫下，开始离开两个新的派别。有两个流派最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离开社会民主党的情况，这就是取消派和召回派[3]。它们又必然造成两个派别内部的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核心互相接近的趋势。这就是促使1910年一月全会[4]召开的实际形势，这次全会是导致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发展中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前进和倒退的起点。
对于全会所树立的不可磨灭的思想上的功绩，以及它所犯的重大的“调和主义”错误，至今还有许多人没有很好地理解。而不理解这一点，就根本不能理解党内现状。因此，我们应当再次说明目前危机的起点。
下面从一个“调和派”在全会前夕写成并在全会之后立即发表的文章中援引的一段话，比任何长篇大论或者从更直接更丰富的“文件”摘引来的任何材料，都更能帮助我们说明这一起点。在全会上占优势的“调和主义”的首领之一、崩得分子[5]约诺夫同志，在《争论专页》[6]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党的统一有可能吗？》的文章（1910年3月19日，在第6页上有编辑部加的附注：“本文是在全会以前写成的”），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不管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本身对党多么有害，它们对各派的有益影响，看来是毫无疑义的。病理学上有两种脓肿：恶性的和良性的。良性脓肿是一种对身体有益的病。这种脓肿在形成过程中吸收全身的一切毒素，因而也就可以促进身体的康复。我认为，取消主义对孟什维主义，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对布尔什维主义，就起了这种作用。”
这就是一个“调和派”在全会期间对事情的估计，这个估计把在全会上取得胜利的调和派的心理和思想不折不扣地描绘出来了。这一段话的基本思想是对的，是十二万分对的，正因为它是对的，所以布尔什维克（他们还在全会以前，就同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全面展开了斗争）在全会上未能同调和派分道扬镳。他们未能分道扬镳，就因为在基本思想上有一致的地方；分歧只在于贯彻这个思想的形式；形式是服从内容的，——布尔什维克当时这样认为，而且他们是正确的，虽然由于调和派的错误，这个“形式对内容的适应过程”使党差不多“虚度了”两年的光阴。
这个错误在哪里呢？在于调和派不是只把清除了“脓肿”（仅仅视其清除程度）的流派合法化，而是把一切空口许诺清除脓肿的流派都合法化了。无论前进派[7]、呼声派[8]或托洛茨基都“签署了”反对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的决议——就是说，许诺了“清除”——就算完事了！调和派“相信了”诺言，把党同不是护党的“脓肿式的”（用他们自己的说法）小集团纠缠在一起。从实际政治的观点看来，这是幼稚行为，从更深刻的观点看来，这是无思想性，无原则性，这是阴谋手段，因为实际上，谁要是真正相信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是脓肿，谁就不能不懂得，脓肿一旦成熟，就要吸收全身的毒素，就要把毒素排出体外，谁也就不会试图把“脓肿的”毒素压回去，使全身中毒。
全会之后的第一年从实际上揭露了调和派的无思想性。在这整个一年内，实际上进行党的工作（清除脓肿，恢复健康）的是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9]。无论《社会民主党人报》[10]或《工人报》[11]（在托洛茨基驱逐中央代表[12]以后）都可以证明这个事实。1910年的一些人所共知的合法出版物[13]，也可以证明这个事实。他们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共同工作，这不是空话，而是事实。
这一年（1910年），无论呼声派、“前进派”或托洛茨基，实际上都离开了党，恰恰跑到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方面去了。“良性脓肿”依然是脓肿，而且并非良性，因为它没有把“毒素”排出党的机体，却让这些毒素继续感染全身，使身体仍然处在不健康状态之中，以致不能进行党的工作。进行党的工作（在对外公开的出版物方面）的是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他们并没有理会“调和主义的”决议和全会成立的各委员会，他们反对了呼声派和前进派，而不是同他们在一起（因为同取消派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在一起工作是不可能的）。
而国内的工作怎么样呢？一年来，中央委员会竟没有开过一次会！为什么？因为国内的中央委员（即那些理应受到“取消派的呼声报”亲吻的调和派）总是“邀请”取消派。可是，过了一年，过了一年零三个月，还是一次也没有把他们“请来”！可惜，我们的好心的调和派在全会上没有规定传唤到中央委员会去的“拘传”制度。结果恰恰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在全会上反对调和派的轻信和幼稚态度时所预见到的那种对党来说可耻的荒唐局面：国内工作陷于停顿，党被束缚住手脚，而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前进》文集[14]上却掀起一股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向党进攻的浊流！一方面是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另一方面是召回派和造神派[15]，他们都竭力破坏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持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们却在“邀请”取消派和“等候”他们！
布尔什维克在1910年12月5日的“申请”中，公开并正式地声明，他们废除同其他一切派别订立的协定。《呼声报》[16]、“前进派”、托洛茨基破坏了在全会上缔结的“和约”，这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了。
…… …… ……
国外的老练的外交专家俨然以行家姿态议论纷纷：“不能让自己孤立”，“应当同崩得和高加索区域委员会进行谈判”。
啊，真是一些滑稽演员！
让那些现在摇来摆去并为布尔什维克“孤立”惋惜的人学习一下，深入思索一下党在这两年中的历史的意义吧。唉，其实我们自己觉得，这样孤立倒比任何时候都要好受，因为我们已经把国外一帮渺小的阴谋家打垮，而且帮助彼得堡、莫斯科、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南方等地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团结起来了！
谁要是哀叹孤立，谁就是丝毫没有懂得全会在思想上所完成的巨大工作，也丝毫没有懂得它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在全会以后一年半当中，国外仅有形式上的统一，国内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完全陷于停顿。在1911年的半年或四个月当中，布尔什维克表面上的极端孤立，第一次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推动起来了，第一次把社会民主党的国内中心恢复起来了。
谁要是还没有弄清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这些“脓肿”思想上的腐朽和麻木，谁现在就该从“呼声派”和“前进”小集团的历史中得到教训：这些小集团为了把一切曾经试图拥护它们的人们拉过去——和他们一起堕落——竟闹到进行无益的争吵和耍卑鄙的阴谋手段的地步。
社会民主党护党派同志们，行动起来吧！把你们同非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不顾党的决议而追随这些思潮的小集团之间的最后一点联系完全割断吧。团结在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周围，帮助它召集代表会议和加强各地方的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害的一场重病过去了，危机正在结束。
统一的、秘密的、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