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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随着资本主义中国进入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中国垄断资本控制着中国每一个角落，但是，中国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的商品过剩不断积压，经济危机加剧阶级矛盾愈发激烈，新兴的二流帝国主义中国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自身的危机愈发猛烈，中帝国主义要么缓和国内的内部矛盾，要么转移矛盾进而解决危机，很明显，台湾问题是中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认为转移矛盾和解决危机的最佳途径。
2.统一，是什么统一？究竟是资本家利益的统一还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利益的统一？现在中帝借民族主义叙事叫嚷着要“武统台湾”，仿佛这是天生正义的，可事实是这完全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要武统台湾，生产关系革新了吗？两岸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保证了没？显然都没有，而这其中唯一获利得只能是资产阶级统治者！
随着特色资本主义复辟以来的不断发展，到如今特色已经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变成了一个新兴的二流帝国。由于其内部的生产过剩危机，急需拓宽市场，于是就把爪牙伸向了台湾岛，打着“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旗号，来“统一”台湾，实则是为了扩大市场，缓解生产过剩危机，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性质是一样的。而特色大肆宣扬统一是历史的趋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种说法荒谬性何在？让我们借古论今，用马列毛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解剖刀来破除这一政治谎言。
一.秦王扫六合：统一为历史所趋
要看秦始皇的统一之所以会成功，就离不开当时社会的具体背景。马列毛主义讲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样是算历史进步的，如果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反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那么便是倒退的。然而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一定会变革，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有人代表着旧有的生产关系，有人代表着新的生产关系。代表着旧有的一定会百般阻挠变革的到来。因此，从私有制以来，人的历史便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不是顺风顺水的，而必然是夹杂着腥风血雨的阶级斗争。代表奴隶制的周王朝到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这个过程。随着产力的发展，铁器的出现和在生产中的使用，土地私有制逐渐发展起来，导致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奴隶制农村公社制度开始解体，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的逐渐形成，出现了个体生产者的封建依附关系，使得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渐被封建生产关系所取代。毛主席指出“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这些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引起了奴隶主内部、奴隶主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政治权利的再分配。
乱的基本形势是乱了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使他们受到沉重的打击，而一批又一批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却冲破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度，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数以百计的奴隶制小封国被消灭了。新兴地主阶级利用奴隶和平民反抗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大好形势，不断扩大自己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影响。历史在向封建制社会前进。——《中国古代史（1975年版）》
这就奠定了春秋战国的基本局面。了解了这个基本背景，我们便可以考察秦始皇为什么能够统一中国。春秋战国无数所谓的英雄豪杰，唯独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况且这些战争是以吞并为目的的战争。优越的地理条件，其他诸侯暴乱，无信等等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探究根本原因就应该回到人民的头上，回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头上：历史是由人民推动的，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其政策越顺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变革的越彻底，人民也就越支持，反之，若是逆着历史潮流，维护周礼，便会如孔老二这条丧家之犬一样被人民唾弃。在这个时期的儒法斗争就是代表旧势力的奴隶制和代表新生事物的封建制的斗争。秦国的商鞅变法正是代表新生事物的变法，从政治，经济，军事等上层建筑的改革，改变了生产关系，使得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秦国与六国相比，人民生活较为安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较为缓和，打起仗来，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这是国家富强的基础。——《秦代人物论》
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秦国比六国处于优势地位，而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也增多了起来，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消除分散的封建政权，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这是秦始皇在统一中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并且在军事上采取了正确的措施（远交近攻等）而得以胜利。吞并六国的“侵略”战争，非但不是不正义的，反而是正确的，是伟大的，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生动例子。秦始皇的胜利不是个人原因，而是人民的原因，是历史的原因，他的历史活动契合了当时历史发展的大趋向，成功的奥秘就在于此。
二.曹操惨败赤壁，鼎立未尝不可
赤壁之战大家都耳熟能详，周瑜的火攻，苏轼的《赤壁赋》无不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场战争决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什么曹操的号称五十万大军打不过仅有五万人的军队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优秀将领起的作用吗？这场战役曹败的根本原因依旧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解答。
在官渡之战之后，曹操基本统一北方地区。然而因为北方在长期战争中生产遭到了破坏，经济衰落，知道曹操决定南下攻打赤壁的时候这种情况依然不见好转。赤壁之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战争力量的主体不是什么指挥官，也不是什么将领，而是参与战争的几十万的士兵。不论是三国演义这种历史小说也好，还是马列毛主义诞生前的历史书也罢，往往都把战争的成败描绘成各个将领的斗智斗勇，深谋远虑的结果，而把双方的士兵描绘成了只会听从将领指令的跑龙套一般的角色。这从根本上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是英雄史观的。没有士兵的参与，这些将领们的指挥方针都是一纸空谈。在这场并不涉及生产关系的改变的战争中，双方的士兵的战争的积极性是怎么样的呢？
士兵战斗积极性的高低问题,是同人民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士兵们战斗积极性的高低,总的来说,不过是人民对战争态度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而人民对战争的态度是由这场战争与各个战争参加方的人民的利益关系确定的。在各种利益关系中,最主要的是经济生活的利益,所以归根结底,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利益问题，历史命运的最后决定者是经济力量。——《三国人物论》
曹操方面已经说过，北方因为战乱，百姓们流离失所。而曹操这时还要动员十五六万的人长途跋涉的去向荆吴地区进攻，并且进攻的目的还是为了满足曹操的统一大业，这种统治阶级的互相争夺并没有让人民得到一点好处，反而大大大的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人民不可能会支持这场战争，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积极性。这种没有改变生产关系而仅仅是为了政治扩张而发动的战争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
再来看东吴地区的情况：在两个不同的军阀的混战中，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人民不可能设想出共产主义，于是对人民来说，两个军阀之间的战斗，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荆州地区在那个时期基本没有卷入军阀混战的漩涡，经济发展比北方要好。豪族地主和农民依然是对立的关系，但是比起北方来说，矛盾没有那么激烈，人民还是希望保持现有的经济生活。而曹操发动的南下战争，确使得东吴地区的人民的这种生活有破灭的危险。并且在连年战争中，从北方逃亡到南方的人不在少数，这尤其使人们对曹操发动的南下战争有反感，这些就引起了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积极性。
我们在史书上看到的南军在与曹军作战时表现的那种硬拼精神,就是这种积极性的反映。这些就是周瑜、刘备之所以能指挥他们为数不多的部队打败曹操人数众多的人马的基本原因。——《三国人物论》
在这种两方人民的力量的对比下，我们便能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庞大的曹操军队战胜不了数量差距十分显著的蜀吴军队。归根结底是因为这场战争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是曹操为了完成自己的统一大业的一厢情愿，这场战争奠定了三国三足鼎立的局面，让人民的生活得以有相对稳定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曹操败，孙刘胜的结果反而是符合历史的发展的了。
三.借古论今谈统一，阶级矛盾要分清
对比秦始皇的统一和曹操的赤壁之战我们可以看出，符不符合历史发展和统不统一没有必然的联系，换言之，当统一符合历史发展的时候，符合人民利益的时候，其是进步的，当鼎立的局面符合人民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时候，其也是进步的。有人认为曹败的局面推迟了中国统一的时间表，是历史的倒退，这是不对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形式主义般的统一进步、分离倒退的抽象法则。统一不是目的，符合人民的利益的，在当时社会下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才是目的。诚然，根据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在广大中国疆域内实行政治经济的统一是符合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是这一根本利益要根据具体时代的具体矛盾看其是否作为主要矛盾来起作用，如果不是主要矛盾，那么统一与否的正确性和正义性就应当从主要矛盾的方面来为其定性。对于古代的统一战争，这里引用戚本禹先生的话。
历史上发生过的统一战争大体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有利于人民经济交往,有利于人民生活安定,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这是带有进步性的统一战争。例如秦始皇、刘邦以及西汉初年中央政权所进行的统一战争;二种是不利于人民经济交往,不利于人民生活安定,不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这是带有落后性的统一战争。例如匈奴族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原地区的侵犯性战争;第三种是情况比较复杂的,在进步与落后的问题上,存在着双重性质的统一战争。对这种情况的统一战争需要经过具体的分析,才能确定其历史的价值。曹操统一中国的战争就是这种情况——《三国人物论》
虽然引用了这段话，但是笔者认为，戚老的所谓的“进步与落后存在着双重性质的统一战争”不应该被误解为折衷调和，而纯粹是历史的局限性所导致。接下来，笔者将以台湾问题为切入，论述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人对历史的认识从自发到自觉、从唯心到唯物的抓住主要矛盾来分析统一问题。
自从资本主义社会以来，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反映到人身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自从阶级诞生以来，人的各种行为都搭上了阶级的烙印，不论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看不清阶级是什么的自发的跟着历史发展的古代，还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人们能够自觉地认识阶级，认识历史发展的今天都是如此。台湾问题毫无疑问是满足资产阶级市场扩张的需求的，而在战争过程中，无产阶级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炮灰，战争结束了，资产阶级们赚了战争的钱，缓解了生产过剩危机，扩大了市场，转移了矛盾，而等待无产阶级的只有家破人亡。统一不是一个抽象的正确与否，其只有服务于主要矛盾的时候才能判断其实质，所谓“同一民族，必须统一”这句话用次要矛盾掩盖主要矛盾，用古代的民族统一来掩盖现今的阶级矛盾，是形式主义的，是形而上学的，是居心叵测的。又有人说，统一有什么不好，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进步的要求。这句话的阴险程度之深，足以吓到很多人，毕竟“社会化大生产”，“历史要求”多么专业，多么唬人啊！所谓历史进步，就是要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要解决当下的主要矛盾。这里我们先看一下生产关系的定义。
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第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第一,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它们的相互关系;第三，产品分配形式。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主要方面，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的状况主要说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由谁支配的间题。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产品分配形式,也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方面,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起着重要的反作用。——《哲学小词典》
资产阶级的扩张战争改变了私有制吗？没有。改变了雇佣劳动吗？没有。改变了分配形式吗？也没有。这难道有什么进步性可言吗？历史确实要社会化大生产，不过要的是无产阶级公有制下的社会化大生产，而不是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大生产”，抹杀阶级性，掩盖主要矛盾，一概是他们惯用的手段。他们又要说：古代也没有改变私有制，难道古代就没有进步吗？这也是纯粹的胡说。诚然，奴隶制到封建制确实没有改变私有制，但是其实实在在的改变了生产关系。封建制下的农民起义，反抗压迫的自发性的斗争虽然没有改变私有制，但这是历史的局限性导致的。所谓历史的局限性，就是历史矛盾还没发展到足以让人们认识到私有制的问题，但是不能否认这些自发性的斗争起了改变生产关系的作用。戚老所说的：“双重性质的统一战争”就是这个问题：曹操统一中国的战争固然是军阀之间的混战，赤壁之战的统一在当时是不符合主要矛盾的发展的，但是从中国古代整体来看，统一有利于中国的国情。然而到了今天，谁要是不看主要矛盾的发展，谁要是不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便是非蠢即坏。如果把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后的自发性和自觉性来举个例子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在一架飞机还没建造的时候，人们可以大胆设想飞机应该如何建造，而当飞机飞行的原理被人们探索清楚以后，如果还有人不顾飞机飞行的原理随意建造，那么必然是愚蠢的。机会主义者们和反动派的面貌是一样的：如果历史和现实没有指出先锋队这条正确的路线的话，那么各种探索无疑是积极的，然而在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要建立先锋队的时候，他们还在大肆宣扬工人们的自发性斗争，甘愿做群众的尾巴，那么便是反动的了。
所以说特色打着统一的幌子，没有任何的历史根据可言，仅仅是为了转移矛盾，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要擦亮双眼，看清形式背后的本质，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推翻资产阶级专政，打碎私有制，不要被反动派们的诡辩所蛊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