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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右派喜欢将文化大革命时候的斗争看做是无序的斗争，是毫无必要的流血，但通过历史，我们看到的是，斗争的目的是联合，无产阶级内部的斗争和分裂，是在孕育着一场新的大联合，孕育着整个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克服不同分歧、保持高度阶级觉悟，从而使得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统一起来。克服了这种分歧，无产阶级就会通过斗争而实现联合，掌握了武装和管理国家的能力，真正的成为政权的领导阶级。而克服这种分歧失败的结局我们都看到，在今天，新一代无产阶级要清楚的认识到，无产阶级内部没有根本性的分歧，通过分歧和斗争，走向总的联合才能取得最终的革命胜利。
- 无产者作为孤立的个体等于零，他的全部力量、全部发展都来自无产阶级共同的组织，当他作为强大有力的组织的一部分时，他就觉得自己是强大有力，任何挑拔分裂组织的行为本质上也都在损害无产者自身的利益。在吸取文革中党内走资派挑动武斗的经验教训之后，我们当代的革命组织在内部一定要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既不能用无原则的民主反对集中统一，也不能用"严格"的集中来压制破坏民主。要正确分析对待人民内部矛盾，要大鸣大放大辩论，要政治思想上的“同志式影响”，不要同志间互相残杀叫敌人快活的流血武斗。
在上篇文章中（《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武斗问题的经验汇总（上）》），我们总结了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谢富治等革命派同志对于武斗根源问题的分析。武斗的根源是阶级敌人利用群众组织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分裂活动，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 在武斗问题中，存在一个敌我矛盾和一个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存在阶级敌人从中作梗，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群众组织中还存在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而前者是主要矛盾。明确了这些矛盾，那么怎样解决武斗问题呢？笔者在下面就将历史上的经验归纳为四个带有根本性的方面。
一、革命的大联合
正如列宁同志所说：“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个别集团的代表人物满心想要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针对文革初期暴露出来的宗派斗争的情况，如何实现各派造反组织的联合是当时棘手的问题，在上海一月风暴初步摸索出来大联合经验以后，革命的大联合就被上升为了一条根本性的战略。1967年10月17日中央下发《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要求“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单位斗批改的进行。”
在文革一开始，因为资产阶级还当权，造反组织的成立受到各种不合理规章制度的限制，所以革命造反派还只能一个一个的突破，阵地一个一个的占领。在各工厂里、各学校里，分别成立一些“××战斗团”，分别在小范围里造反，夺工厂的权、夺学校的权，逐个攻破。接着再成立一些“联络站”，组织跨单位的行动，最后才有可能联合在一起，形成“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市的各造反组织通过“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民主集中进行决策，决策一经通过，各“造反战斗团”就统一行动。
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至少有四方面的意义：一来，大联合使得五个手指捏成一个拳头，革命力量能有质的提升，如果没有大联合，各个小造反团各自为战，只能在各自学校、工厂的夺权中取得胜利，根本不足以造市委、省委的反。二来，大联合能够消除内斗、武斗，原本分散的造反组织因为信息差很容易被走资派通过散播谣言的方式进行挑拨离间，或者被走资派引导去斗争一些社会上无关紧要的人（犯错但是不掌握政权的、犯过错但是已经被批臭的，等等），最终导致造反派的群众基础动摇，大联合则使走资派的这些阴谋破产了。三来，大联合孤立了混入群众中的阶级敌人，使得敌我关系更加明晰，正如王洪文同志说：“我们只要实现革命大联合，就会把敌人暴露出来。”（《来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新飞跃》）最后，大联合教育群众明白集体主义对无产阶级的现实意义，促进破“私”立“公”的思想观念转变。
二、发动群众制止武斗
走资派常常打着“制止武斗”的旗号大肆镇压群众运动，他们同革命派制止武斗的根本区别就是，是自上而下地实行镇压，还是发动群众制止武斗。毛主席1968年呵斥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就说：“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1968年7月30日《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可见，群众是反对武斗的，制止武斗的根本力量还是来自于群众，要发动群众制止武斗。
戚本禹同志提出：“你们可以学北京的办法（笔者注：指北京西单武斗事件），回去以后要搞游行示威，发动群众制止武斗。制止武斗的协议要在全市张贴。”（1967年8月18日对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谢富治同志在公安方面的工作则更系统地发挥了“发动群众制止武斗”这一原则。早在“四清”运动初期，在王光美桃园经验的错误领导一下，各地的部分干部和积极分子就要求对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逮捕一批、武斗一遍，单纯依靠公安司法机关的机械做法。谢富治同志在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试点，用发动群众的方式替代单纯依靠公安司法的做法，总结出了枫桥经验，即《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此前布站也有文章总结过（《从砸烂公检法到国家的消亡——纪念谢富治同志诞辰115周年》）。枫桥经验总结道：
为了引导干部和群众按照中央“决定”的精神去同敌人进行斗争，我们同干部、群众一起学习了中央文件和省委指示，用回忆对比的办法，总结土改以来对敌斗争的经验。让大家敞开思想，辩论敌人到底怕什么，多捕好还是少捕好，“武斗”好还是“文斗”好。……
讨论中，多数群众并不赞成多捕人。他们说，有些四类分子“怕管不怕关”，“怕群众不怕监牢”，捕起来以后，还要大家替他养活老小。
辩论得最激烈的是“武斗”、“文斗”问题。古唐大队副大队长说：“江山是打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敌人只能打服不能说服。”但很多人不同意他的说法。不少群众反映，过去有的斗争会是“干部揿头皮，民兵戳面皮，青年看把戏，老人弗（不）出气”。“斗争时话还没说清楚，就劈头劈脑地打起来，不仅斗不倒敌人，反而增加了他们的抵抗”。尤其是那些可以教育的人，打了就更反动了。经过大辩论，干部和群众得出的共同结论是：“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倒敌人，擦亮社员的眼睛”。（《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通过大讨论，干部和群众最终达成一致，抓人武斗不是办法，要靠群众专政。对于群众中的坏分子，要召开群众评审会，在评审会上允许反革命分子申辩，和群众大辩论，既能使群众在辩论中自己教育自己，提高政治认识，又能使得坏分子的错误思想暴露得更加彻底，使得群众认清敌我关系。 这些经验得到了毛主席重视，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谢富治同志关于枫桥经验得汇报讲话以及枫桥经验全文，进行全国推广，及时制止了“四清”运动中的错误倾向。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谢富治同志主持砸烂公检法，通过发动群众为制止武斗作出了新的贡献。在1967年一月革命以后，全国各地大夺权，走资派利用公安机关大量镇压、逮捕革命群众，甚至对革命群众进行严刑拷打，成了武斗的罪魁祸首。一些地区的左派组织虽然夺了公检法机关的权，但是旧的公检法的资产阶级体制并没有改变，左派当权仍然只是机械地运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抓人，在群众运动中，往往造成冤假错案。谢富治同志提出“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你推翻一层，搞一个勤务组，还是一样。抓人解决不了问题，主要靠群众专政。”对于群众组织中挑起武斗的坏头头，应当由群众自己揪出来扭送至公安部，公安人员在这其中利用专业技能进行协助，而不是包办代替。 这种群众扭送制度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在全国进行推广，显著地改善了武斗的局面。
三、革命派整风运动
既然武斗是阶级敌人利用群众组织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挑起的，那么要制止武斗，除了揪出阶级敌人，就还要解决群众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派性观念和无政府主义观念。在上海一月革命夺权成功以后，造反派内部的错误思想逐渐暴露，在后来王洪文同志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当时思想混乱的具体情景：
有的同志滋长了骄傲情绪，以左派自居，不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听不进不同意见。动不动就给别人扣上“逆流”、“老保翻天”、“反夺权”的帽子。有的同志抱住自己的“山头”不放，说什么“我是掌权的，大联合也得听我的”。有的同志不能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来识别干部，而是以对自己的“好”、“恶”来作为是否能结合的标准。有的人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不要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为所欲为。
这些不良倾向的存在，干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影响大批判的深入开展，妨碍抓革命，促生产，削弱和损伤了革命组织的战斗力。（王洪文《整掉不良的作风》）
在这种背景下，革命派怎样继续前进成为了当时群众大讨论的问题。1967年2月25日，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贴出题为《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的一张大字报，引起毛主席注意，人民日报次日在第一版刊登了这篇大字报，并附上了评论员文章。在这张大字报中，上海鲁迅兵团的红卫兵们首次提出了革命派要在思想上继续革命：
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突出思想革命
单纯的军事观点，在鲁迅兵团的部分同志（包括有些领导同志）中发展得比较厉害。这种单纯的军事观点的主要表现，就是把目光和精力全集中在“揪出×××”“砸烂×××”“罢免×××”“打倒×××”上面，错误地理解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终目的单纯只是为了揪出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似乎揪出一批，打倒一批，罢免一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取得了“彻底”胜利，中国就不会变颜色了。……具有单纯的“军事观点”的同志，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理解这次磅礴全国，震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深远的意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决不是什么“罢官革命”。……单纯的“军事观点”，单纯的罢官，单纯的为了“打仗”而“打仗”的错误倾向，只能使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过场，其结果，是组织上罢了修正主义的官，而在思想上却没有罢他们的官，修正主义的土壤还是存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个被打倒了，而第二个又会爬上来，甚至可能自己就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鲁迅兵团的每一个战士都应该看到，运动系的领导十几年来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贯彻的是一整套修正主义的路线，在这个修正主义的“安乐窝”内，我们的同志或多或少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修正主义的影响，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广大群众和我们自己的世界观，都还需要很好的改造。（《鲁迅兵团向何处去？》）
1967年3月26日，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位同志主持召开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并共同起草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报告》，报告中重提毛主席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并强调将其运用在文革造反派当中，真正得革命派要敢于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
反革命组织、经济主义的组织、小团体主义、自私自利的组织，他们都决不会搞整风。因为他们的头头尽干坏事，见不得人。你瞒我，我骗你，有的组织专搞地下活动，他们如果一搞开门整风，立刻就要垮台，坏人就要暴露出来。想把革命停止下来、开倒车的人，也不会搞整风。只有毛主席教育下的共产党，只有我们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不怕整风。我们敢于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报告》）
整风中强调要去掉“怕”字，不能怕右派乘机进攻，不能怕丢掉“个人权力”，不能怕整得组织分裂，不能怕被揪住小错误上纲上线，等等。要开展整风运动，根本上要依靠大批判，开门整风，让群众广泛地向造反组织反映意见，把所有错误思想摆到台面上来大讨论。 除此以外，要开展学习会，学习理论，明确革命造反的政治意义，让革命群众摆脱工联主义、经济主义的狭隘界限。只要整风运动开展得好，只会越整越团结，而不会越整越分裂，这样阶级敌人也就更难挑起群众内部武斗了。
四、文攻武卫
关于文攻武卫问题，是如今互联网泛左翼内部思想比较混乱的一个问题，许多“左派”人士也声称，文攻武卫是“极左”，是“武斗的根源”，是错误经验。事实果真是这样吗？我们可以先来回顾一下江青同志提出文攻武卫的历史背景。“文攻武卫”这一口号最初是针对河南造反组织“二七公社”提出来的，在河南军区保皇派介入文化大革命以后，军区公开支持文革开始时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和从造反派队伍中分裂出去的少数派，并操纵成立了河南省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河造总），公开宣布全省造反派自动联合成立的"河南二七公社"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河南在全省范围内开始了对二七公社的残酷围剿，从此开始了大规模武斗，河南造反派存亡危急。江青同志在1967年8月11日对北京学生代表讲话时对此回顾道：
在有的地方，一个条件，群众受蒙蔽，第二个条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有力量，革命派处于劣势，赤手空拳。有的地方，我看见了心里很难受的，小孩也被捅了。象河南二七公社，提出文攻武卫，对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而你们是不是象河南二七公社呢？有的还提武攻文卫，这不是碰鬼了吗？文的怎么卫呢？出于需要，出于必要，对革命有利，在有一些地方，条件具备了，应该自卫，不然革命派就遭屠杀、迫害。可这不等于说我提倡武斗啊！（江青1967年8月11日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
可见，“文攻武卫”这个口号在当时是针对造反派占劣势的情况提出来的，河南二七公社几乎都要被绞杀殆尽，如果再不采取防卫，河南就只会陷入资产阶级专政的黑暗局面。
但是，修正主义者最善于把正确的口号进行曲解，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服务，对于“文攻武卫”也是一样。走资派开始对革命派内部矛盾也提出“文攻武卫”，借机挑起武斗，这就完全篡改了江青同志的原意。 谢富治同志察觉到这股错误倾向后，在接见天津市群众代表时指出：
一小撮“走资派”始终是不甘心的，他们千方百计破坏文化大革命，方法之一是制造矛盾，挑起武斗。武斗，这是一股歪风，北京正在煞这股歪风。这个东西，干扰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歪曲了江青同志“文攻武卫”的精神。江青同志是针对河南二·七公社的情况讲的。他们造反派力量小，保守派力量大，不武卫要吃亏。你们不是这种情况，是革命派之间搞武斗。（谢富治1967年8月15日接见天津市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后来，在部分地区造反派夺权成功，并且掌权以后，“文攻武卫”思想又得到了新的发展，成为了革命派保卫新生政权的有利工具。在上海，工人们掌权以后，提出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以应对反革命分子的反扑。 张春桥同志1967年7月31日写信给毛主席请示，请示中很清楚地说明了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成立不仅能够自卫，还能主动地制止武斗：
“文攻武卫”的口号提出来以后，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要求成立武卫组织。据了解，目前上海的武斗虽然不多，但是，小规模的武斗经常不断。出现武斗，一般是由市革命委员会派出少量徒手解放军战士去制止。他们人数少，到得慢，而且往往挨打，效果也并不都好。如果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成立工人武卫指挥部，在市区每个区搞一万人左右的队伍，十个区（不含郊区）搞十万人左右，从一百几十万产业工人中选拔并不困难。这十万人，当然不需要天天出动，每天有十分之一的人值班，就足够了，也不会妨碍生产。（张春桥1967年7月31日《关于上海工人要求成立武卫组织的请示》）
此后，上海新生的“文攻武卫指挥部”成为了上海革命民兵的基础，工人们从徒手训练开始，到拿木棒，到拿枪，逐渐成为了一支能够长期维护城市治安的成熟武装力量。无论是城市中出现了武斗骚乱，还是出现反革命暴乱，武装起来的工人们都能随时出动，加以制止。
事实上，武斗的根源本来就是无产阶级没有掌权，正是因为无权，在运动中处于被动地位，才使得走资派有机可乘，能够进行挑拨离间等等阴谋活动。哪个阶级专政是一切问题所在。 1967年1月21的《人民日报》社论就很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当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却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事件，甚至武斗流血，多少革命的闯将受打击，遭迫害，被开除，被镇压，直到最近，又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大反扑，出现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大泛滥？
几个月的反复和曲折，一场场惊涛骇浪的阶级斗争暴风雨，深刻地教育了广大革命造反派。他们越来越明白了：革命之所以受挫折，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印把子没有攥在自己手里。那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所以如此猖狂，之所以敢于这样欺负人，就是因为他们还有权！ 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于是，革命群众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咬紧牙关，斩钉截铁，下定决心：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只有工人阶级的武装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政权，文攻武卫指挥部正是从掌稳政权这个根本问题上解决了武斗问题。
结语
过去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旧中国的工业还很不发达，因此新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相当一个阶段就还很不成熟。阶级意识不成熟，工人阶级的联合就不紧密，政治敏感性也不够，小生产的思想还很泛滥，这一切都给了走资派以可乘之机。 但是如今，赵国是一个工业帝国主义国家，只有广泛地建立了群众组织，使全国的群众组织通过地下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在举行革命暴动以前就使这种组织的力量比资本家和政府强大得多，我们的革命才能不依靠任何偶然因素而取得成功。 未来的群众组织一方面将具有更大的潜力，一方面又面临更艰苦的锻炼，所以自然就会造就一批更成熟的工人阶级和更坚韧不拔的组织。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一定会超过过去的文化大革命，群众组织广度和深度也必然会更更上一个台阶。在那样的客观条件下，再加上汲取了历史上文革的经验，有一条正确的路线，群众内斗的情况一定能较历史上减少很多，群众将自己解放自己，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无产阶级会以更大的力量、更快的步伐向着共产主义社会迈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