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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正是因为阶级矛盾空前剧烈，随便提一句都会撞到阶级斗争的话题上，所以万圣节装扮这种发挥空间大的活动才会被专政资产阶级十分忌惮。而这也是借万圣节进行发挥的自由派们所能达到的最高度了。他们站在自由派的立场上能感受到背后的矛盾，却把单独的现象当成阶级矛盾的全部并作为斗争的方法。于是专政机器明面禁止什么就立刻去冲击什么，大搞行为艺术。然而革命是不可能止步于这种肤浅的发声行为的。革命必须要从根本出发，把这阶级矛盾的社会生产、群众组织形式掀个底朝天，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纲领建设一个新世界。2.上海万圣节cos事件是一场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运动，他们的诉求不外乎是“言论自由”、“穿衣自由”这些空洞的、丝毫不会影响资产阶级统治的口号，他们的行动无组织无计划，被中修一碰就碎。无产阶级需要的是有组织的夺权，而不是这样的闹剧表演。另外，文末提到的“灌输论”并不是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不是自发地在工人头脑中出现，需要从外部灌输，灌输的前提是组织，需要用民主集中制的方式将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政治灌输，把工人运动从自发引导向自觉。同理，文化大革命也是通过鼓动群众自下而上起来造反，让群众学会自觉进行政治斗争、自觉管理国家，从而逐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为迈向共产主义做好准备，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改造意识形态。
从上海万圣节问题，看资产阶级自由派如何绑架群众
自十月中旬以来，有关上海万圣节集会问题的讨论引起海外右派的“揭露”和“希望”，他们揭露特色国家的暴力行径，却归咎于所谓“中共的专制”，希望群众通过政治活动改变政府立场。他们要的是反共，要的是资产阶级内部利益的再分配，以及再一次的把民众当作上位的消耗品。本文就来揭露右派的话语如何混淆阶级立场，指出我们当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
上海万圣节——特色政府的高压维稳与自由派的事实揭露
下图：上海市黄浦区相关部门向区内各街道办发出控制万圣节装扮的指引；某校万圣节相关要求
万圣节，一个普通的欧洲——基督教文化的节日，为什么使得特色国家如临大敌？而且为什么偏偏是上海？为什么是“cosplay装扮”？原因在于2023年上海万圣节集会中，体现出的，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反抗，这个反抗是通过文化和游行集会实现的，目的是指向要求占据统治地位的特色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提供有利于小资产阶级的生长环境，包括代议制的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制度，以及对于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言论自由。
特色政府防左又防右，为了维持自己的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始终不肯放弃它的“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实为法西斯主义的招牌，从日常生活生产到教育和网络，为了维持稳定和分化人民，无所不用其极。思想上无法管制，那就用国家暴力机器——警察，来进行围追堵截。这次的万圣节问题对于特色国家的维稳来说只是一个缩影，一次“小小的困难”。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转化因为私人所有制而产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根本阶级矛盾，同时为了维护一个地区资产阶级利益团体的利益，需要广大的群众为它卖命，采取的方式就包括煽动民族主义、宣扬超民族、超阶级的国家。就如同上图中所表示的，一切不利于统治阶级它自身延续的活动，都可以作为“境外势力”来反对。这也是资产阶级专政如何绑架本国内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人民的表现，从法西斯主义到特色国家的帝国主义，“没有国家你什么都不是”——“没有墙哪来的砖，没有雨哪来的云”，这些反人类的逻辑、唯心主义的判断就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国家这个阶级专政形式的显现。马列毛主义告诉我们，“工人没有祖国”、“世界人民大团结”，这是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进步，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最终消灭掉国家的。国家作为阶级专政的工具，资产阶级内部也有不同的要求，大小资产阶级之间如何协调他们的矛盾，就通过国家的权力分配来协商，最终也只是协商，下一部分我们具体展开资产阶级自由派如何阐释他们的目的。
自由派媒体反对特色国家的维稳，他们揭露出自2022年以来万圣节的“言论自由”、“青年觉悟”，例如以下说法：
在中共对言论自由的严酷打压下，中国民众极少公开批评当局的政策。但在警察的注视下，去年的10月31日上海的万圣节，民众罕见地展示了“言论自由”。上海年轻人聚集在巨鹿路等区域，穿着各式各样的奇装异服，有人头戴监控摄像头模型，明显影射中共无处不在的监控系统；有人将自己打扮成鼻青脸肿的程序员，代表被吹爆的科技行业；还有举着“虽远必诛”纸牌的“吴京”，讽刺中共战狼⋯⋯有民众装扮成小熊维尼跳舞，也有皇帝出巡的装扮，明显是讽刺习近平……由于中国股市表现凄惨，有人拿着上海证券指数的布条，并带上一把“韭菜”，讽刺官方割韭菜；甚至还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的电影《霸王别姬》中的人物程蝶衣——胸口前挂着一张“打倒程蝶衣”的牌子。
（这里有一个自由派的概念“文革2.0”，认为十九大以来的习，在进行新的“文革”，作为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如此地六亲不认，可谓是奇异搞笑了）
下图：2023年上海万圣节部分影像
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要求与拿群众作为挡箭牌
上部分介绍了有关上海万圣节问题的信息，揭露特色国家的反动本质。
这一部分我们来品鉴一下资产阶级自由派只言片语中所表达的阶级属性，以及他们是如何蛊惑民众为他们没有明确前提的“自由”献身的。
从这些媒体的话语中，我们首先能够窥探到属于旧时代（资本主义）知识分子的意识：
“万圣节……到中国，是一个在地化的过程……而中共反对文化交流”
在这里，自由派的分子们，对于他们最讨厌的“文化政治化”闭口不谈了，还记得他们是怎样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实践吗？到了这里，万圣节在当今中国的政治化，又成为他们合理宣言的材料了。
为什么？因为2023万圣节要求的不是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是个人主义的自由。因为样板戏的无产阶级形象威胁他们继续书写和崇拜“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不仅如此，一项经典议题又被右派提出，即，认为鲁迅反共。直接原因是2023年万圣节中有人扮演鲁迅，以及鲁迅历史上一些没有明确前提限定的批判话语。这个议题本应在00年代的公知时期就被打破，而当今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还是不愿放过，使劲地劫持鲁迅。鲁迅追求的自由民主，从他不懈翻译社会主义理论、组织左派团体的行动中就可以看出，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而由于当时历史条件，为了应对反动国民政府的审查，鲁迅的话语不得不用讽刺反讽的形式。就像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明的那样：(在当时的条件下)鲁迅不得不用这些方式，而我们解放区则不需要继续说暗话，向民众直白的说明就好。而当今右派还在强词夺理，以及断章取义数十载，究竟是谁言之无物？
从这些知识分子的要求，我们可以触及到一个资产阶级立场的脉络。
其中最重要的议题是所谓“自由”。为了这个议题，以上海这座城市为例，连“蒋中正”、“江文人”都再次复活了。
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时，蒋介石说过：“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不能有头绪。”……中共统治中国之后，上海作为“资产阶级的巢穴”受到最严厉的整肃，资本家从肉体到精神被摧毁。“陈毅当上海市长时，每天早上都问秘书：“今天又有几个空降兵？”他用如此轻佻的语气问的是上海资本家跳楼自杀的数字——当时，短短几个月内上海好几千资本家喝硫酸、饮毒药、跳楼、投江、上吊，几个火葬场来不及火化自杀者的尸体。消灭了资本家，取消了自由市场经济，上海从此黯淡无光…… 上海的命运直到1990年代江泽民掌权、上海帮崛起以及开发浦东新区才有了转变。
终于，“自由”的所有权显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要求的自由就是资本家继续剥削压榨无产阶级的自由！
这就是自由派要求的所谓“自由”的本质。
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自由派内部的“地域鄙视链”：
上海成为中国走向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上海人普遍存有岁月静好、唯我独尊的满足感。1990年代以来，上海没有像北京、广州和成都那样，出现有一定规模的异议人士或维权活动人士群体。北京…… 当然拥有最多政治异议人士。广州有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相对自由化的媒体及其聚集一批自由派知识人，后来更出现南方街头运动…… 成都，从来就孕育天生具有反骨的文人。而民国时代文化思想最繁荣、最活跃的上海，最近三十年来却波澜不惊，闷声发大财。
根据所谓“民主运动”的活跃性，这里显然已经表露出一个资产阶级的地域排名：北京>广州>成都>上海。为什么右派内部也是无限可分？正如它们自己指出的“闷声发大财”，特色国家政府就是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工具，在不同时期，大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一，曾经整个资产阶级都能野蛮生长。到了目前，小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小资产阶级再没有生长的空间。为了实现在资产阶级内部进行再分配，希望通过资产阶级的民主程序来作为保障。然而，为了整个阶级继续盘剥无产阶级的利益，就不得不承认整个资产阶级的剥削利益，所以，也就出现了自由派话语中，利用“蒋介石”、“资本家”、“江泽民”这些个不分大小的资产阶级代言人，为自己带来合法性。
资产阶级自由派就是这样的矛盾，一方面要小资产阶级存活下去，另一方面，垄断资产阶级一定会从中产生而后切断小资产阶级的机会。整体说来，就是为个体开了一扇窗，最后为整个人类社会关上进步的大门。
自由派的要求，决定了他们必须依靠革命力量最强大的无产阶级来达到目标。
于是，自由派也开始和百年前一样，“敬告青年”。
在上海万圣节的相关报道中，自由派不断强调“青年的力量”。与特色政府相对应地，我们都不陌生的“青年大学习”，交相辉映。二者相同的特征就是，从不提及青年追求他们所宣扬价值观的阶级本质。无论是“四通桥”、“白纸运动”所表现的个人主义的自由，还是“爱国主义”、“传承传统文化”所表现的反动集体主义，都是去阶级化的。
而共产主义者，绝不羞于告诉敌人自己的真实意图。我们所追求的自由，不是单单个人的或者别的阶级的自由，而是整个无产阶级、整个人类的解放，只有如此才能够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单个人的自由也由此得以保证。我们所追求的民主不是暂时的民主形式，不是一个阶段的民主国家，而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国家本身的一个工具。
自由派的诉求，需要通过群众力量来实现，也因此，在这次有关上海万圣节的讨论中，群众这个词始终被自由派提及，认为一切都归功于群众的自发性，自由派也发出希冀，要群众多多运动，多多发表言论。不提及运动目标的阶级性，这就是它们模糊、欺骗民众的根本手段。然而自由派只在言论上靠群众，只要群众为他们的目标出力，却不允许实现群众的需求。因为占据剥削地位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敢发动群众，就如同第一次国共合作所展现的，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力量急速觉醒的情况下，最终资产阶级代言人背叛革命，同时也是背叛资产阶级的革命。发动群众只是资产阶级话语用于实现自身目的的方式，阶级矛盾使得无产阶级群众与资产阶级不断远离。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自身的革命，不需要为某个其它阶级服务。
我们时代的可能性
我们在前面提及到重要的一点，自发性。自由派话语下，它们各种运动和行动的组成，依靠于活动中的个人或者精英，尤其是个人的自发性、精英的全能。然而自发性往往是没有根本性作用的，结果就常常被资产阶级话语概括为人性引发的一系列影响。就如同2023年万圣节中，既有要求进步的“鲁迅”，也有“程蝶衣”怀念“霸王别姬”，运动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明确的，这就是群众自发性的局限，但同时又能使得特色政府焦头烂额，这种希望让我们想，如何把自发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力量化为有利于整个阶级解放事业？科学社会主义杜绝了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方式的局限性，自发性有意识地上升为阶级自觉。随此，进一步得到的就是列宁的先锋队理论，和相应的灌输方法论。把无产阶级中，每个人的自发性，在专职革命家集体的影响下，使运动符合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人民革命的自发性，一定使得运动中，个体和集体的利益矛盾存在冲突，灌输论不是要求“格式塔”式的庸俗社会心理学解释，而是保证一个有限度的政治意识共识。这种意识如何建立，又不得不提到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通过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切入，要使得整个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得到改造，改造的不是别的，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之前落后的社会意识。
同时，直接的、对抗性的矛盾也是一个重点。比如资产阶级自由派，在笔者收集的相关资料里，没有要求建立新政权的要求，要求的只有“反共”；再如当今一些所谓“社会主义小组”，只有反抗中修之名，没有反抗中修之实。
如何对抗旧的社会秩序、国家机器？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和小组的机会主义，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切反例。用先锋队领导中心和公开的互助、暴力方式与当今政权对抗，不对所谓和平合法方式抱有幻想，才是真谛。
然而，当今存在一些机会主义派别，通过形式主义的表里划分，认为：“没有工人看的东西就不要说”，否认改造意识形态工作的整体性，机械地要求只对工人阶级灌输——同时研究哲学黑话，再用黑话反哺自身；以及，通过另一种非本质的划分，要求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方式，去直接认识具体的工人和相应的环境，反对辩证法，一定要让所有人走历史弯路。
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正如他们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我们不再需要新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相比于百年前、五十年以前，社会主义运动的条件已经改变，当今中国有着3亿左右的无产阶级力量，已经不需要再来一遍新民主主义革命了，当今革命领导权一开始就可以由无产阶级掌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最后，我们再来补充一点，社会主义不存在改良主义的行径。社会主义中的矛盾不是靠改良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通过改造教育而非改良，阶级矛盾新形式——先锋队内部斗争靠的是社会整体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而非改良。所谓社会主义通过改良解决矛盾，那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因为它取消了矛盾的对立性，只留下统一性，就如同前面一直提到的那些资产阶级花招了。具体的行动如此，抽象的逻辑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