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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资本家人为地制造劳动者之间的对立，通过扩大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差异来分化劳动者，从而更好的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外包制度只是他们的手段之一，正如文中所说的，工人群众应当认识到这种制度的不合理性及其反动性，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
2.一方面无论是劳务外包还是劳务派遣，外包员工都受到的剥削是十分严重的，外包员工的许多权益也根本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一些企业通过外包的方法，降低在职员工的工资，将矛盾转嫁到无产阶级内部。正如笔者在文章中所提到，这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为了应对经济下行，所采用的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
近日，工劳快讯上一则关于30岁程序员由正式工转为外包员工的新闻。做入职介绍的时候，张睿发现领导的眼神在躲避。那一刻，他知道自己是“外人”了，领导大概不愿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关系。领导是他的前领导，之前张睿在京东做正式员工，和领导关系不错，每个月私下约饭。那是两年多前，二百多人的业务线被砍，包括张睿在内的大部分员工被裁。领导转岗到新项目组，正缺张睿这样的设计人员，但只能是外包岗。因待遇、权限较低，不稳定，缺乏晋升机制，外包岗在互联网圈一直在鄙视链底端。更要命的是，工作内容单一、重复、非核心，成为“污染简历”的元凶。下面笔者简单谈一下关于这种岗位的问题。
外包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又一分化和统治无产阶级的手段。资本家在进行可变资本的支付时，并不能满足于他们口头上所讲的按劳分配的制度，而是要有所区分。他们对外宣称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这实际上是在为他们的不合理的分配打掩护。资本家根据所设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法权来对工人阶级予以区分。具体的，根据学历、专业、年龄、性别、技术熟练程度、职业经验等等对工人进行了划分。在正式工与外包的划分上，资本家主要依据的是工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取得的资格凭证，如学历和技术甚至社会关系。在一家由正式工和外包所组成的企业中，在进行同一种工作的条件下，正式工和外包员工的回报往往具有很大不同，表现在薪资待遇和各种福利上。有的互联网大企业，外包员工与正式员工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但是却连正式工的水和零食这点小小的福利都没有。以这种脑力劳动为例，他们所从事的是同样的劳动，都是根据资本家所掌握的技术生产资料，加工生产出包含了社会认同的自身抽象劳动在内的产品。这一个过程，除了流水线上的分工有所不同，比如模块开发的分工，各自的劳动价值从根本上说应该是相同的。而资本家根据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以正式工和外包的区别，厚此薄彼，实质上是否认了劳动的价值。
资本家要制造工人阶级内部的对立，以便于他们长期稳定的剥削。这种对立造成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比如在一家工厂里，工人阶级形成正式工与外包工的两种阶层。外包工可以被资本家任意降低工资，安排无偿加班，甚至随意裁撤。对于正式工而言，这些压榨手段也可以存在，但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在一些行业和部门，外包员工基本得不到资产阶级法律的保护，自身权益极易被侵害；同时资本家也难以做到给他们缴纳社保和五险一金。在快递行业的卸车捡货的日结工作中，资本家雇佣大量的临时员工，对此资本家甚至不采用计件工资的算法，而是一日一结，因为这样可以省下大量可变资本。而日结员工的工作时长竟能有十多个小时，凌晨三四点的卸货对于他们来说尤为痛苦，但是得到的回报却很小，他们劳动中的绝对剩余价值较之正式员工来说更多。由此，我们就能看到正式工同外包工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在资本家的操控下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在面临压迫时，这批包含了正式工和外包工的工人群众往往很难以组织起来对资本家进行有力的反抗。
除了同正式工的经济地位不同外，外包员工自身之间的竞争也要强过于正式工。马克思说过，资本家会为了竞争而降低可变资本的付出，表现为使工人做更多的工作。资本社会通过更加细化的分工，使得拥有的特殊技巧的劳动者愈发简单化，其技艺变得愈发没有价值，从而迫使劳动者进行竞争。外包这种制度设计出来，就是让这些劳动者所在社会分工下成为越来越常见且廉价的劳动力。以IT行业的外包来说即是如此，技术的革新带来的分工愈发细致，如前后端开发、测试、运维等等，因为这些分工领域的能够从事的工人太多了，就使得他们在这个领域的劳动力价值越发廉价，满足需求后可以被资本家随时解雇。而广大外包工人为了维持自身的工资总额，就得多劳动，就不得不追求外包工作机会和接受外包工作带来的竞争。因此出现外包工人加班比正式员工更多的现象也不足为奇。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工人的处境将会越来越困难，因为这种外包分工所带来的竞争，使得同他们竞争的工人也不得不卷入进来，会为了工作机会和效益增加自己的劳动，从而出现外包行业工作越多而工资越少的现象。在外卖行业也是如此，骑手之间也有正式工和外包工之分，外包工的工资是廉价的，但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度却超过正式工。
这种制度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在上个世纪这种称为临时工，现在叫外包员工，也称劳务派遣，实质都是资本家的可以随意解雇的一种模式。我们来看刘少奇对此的说明：
“国家雇请的临时工，这么一些人，这是一种制度。这是一种什么制度？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叫做劳动力的自由市场。就是我有工作我就雇请你，工作做完了，合同期满了，我就可以解雇，可以不请了。需要的时候雇请、订合同，不需要的时候解雇，按照合同解雇，这是一种制度。”
——《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57年4月7日)“要把所有的临时工都改为长工，不准资本家辞退工人，失业好几年的工人一定要复工，这些要求是不适当的。资本家为了生产，需要雇请工人就雇请工人，需要辞退工人就辞退工人，资本家应该有这个权力”。
——《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5月19日)
不愧是当年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言语间充满了修正主义的反动论调。现在这种临时外包的制度又重新活泛起来，而且目前大部分基层工人都成为了这样的临时工；有的工厂甚至不存在所谓正式工，而全部都是可以被随意辞退的。在这种制度下，资本家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工人则处于更加无权的地位上。
综上所述，这种制度是极端不合理的，但是资本家为了解决经济下行所带来的问题，还要将外包员工这一规模继续扩大，以便于增加他们的效益和降低他们的成本。矛盾的斗争性在这里就表现了出来，即资本家为了维持他们的剥削而加强外包制度，却进一步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反过来就会影响他们的剥削稳定。好比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看似稳固实则不安。当资产阶级通过这种方式收买和分化工人阶级变得越发困难的时候，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日期就近了。工人群众应当认识到这种制度的不合理性，觉醒自己的阶级意识，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