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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文章详实的介绍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公检法和警察机关，指出了什么样才是真正的群众自己治理群众，而到了资产阶级专政下，同样的名字，就从群众自己管理，变成了地方政府对群众的镇压和迫害。这就是阶级政权的本质，在资本主义下，永远不可能有真正公平的法律，因为法律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无产阶级只能是乞求公平的要饭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饭的才能变成人，才能真正的砸烂公检法，创造一个群众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新社会。
编者按2：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一切变革都只是使国家机器这个镇压被统治阶级的专政机关更加完善，而是要求彻底摧毁统治机器，消灭一切阶级的专政。这也就要求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只靠“领导”，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要在基层建立“议政和一”的群众专政的政治制度。任何害怕群众运动，特别是害怕群众政治的都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
9月26日是谢富治同志诞辰。谢富治同志生前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为反帝反封建斗争作出了贡献，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期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坚决地同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进行了斗争。虽然是部队出身，谢富治同志却同军中的一大批保皇派不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谢富治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公安部同以罗瑞卿为首的反革命路线作斗争；到了1971年庐山会议，在林彪等一批军队里形“左”实右分子的机会主义面目逐渐暴露时，谢富治同志站在江青、张春桥等同志一边同林彪集团作斗争。若不是因为在1972年病逝，谢富治同志如今恐怕要位列在走资派口中的“四人帮”这张光荣榜上了。或许正因为这一“遗憾”，谢富治同志的受关注程度不如其他四位同志。今天，我们借着谢富治同志诞辰这个时机来对谢富治同志的革命思想做一个总结是有必要的。
戚本禹同志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谢富治同志的：
谢富治和我在工作上经常有联系。我第一次在工作上和他的接触，是为了处理田家英的事情，总理让我去找他的。我去公安部和他谈完工作以后，他就邀请我去他家里吃饭。我到了他的家里一看，不由得感慨起来了，这么一个有着赫赫战功的老将军，家里的摆设却比我还简陋，简直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他嘴里说我是贵客，要好好招待我，可端上来饭菜都是和平常老百姓家里的没什么两样的，只不过多加了几个菜，比起彭真等人的家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从心底里就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谢富治长期担任公安部长，是掌握刀把子的。但他是最不愿意搞冤案的，经常把一些疑难问题摆出来，让我帮助分析。有一次他和我谈起清朝的名臣于化龙，于化龙漏夜批文，觉得手中之笔有千钧之重。红笔一点，身首分离，人命关天啊！谢富治说，他的笔点下去，那要比于化龙更重得多了，不知要关系到多少人的命运了。所以，他总是战战兢兢的，不敢有丝毫马虎。谢富治是个少有的好官，他自己主观上没有去搞过一个冤案。(《戚本禹回忆录》)
物质决定意识，谢富治同志清贫的物质基础就为他政治上的革命路线奠定了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虽然建立起了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革命任务还远远没有结束。一边干部的“一长制”管理又逐渐表现出局限性，往往对群众实施“管、卡、压”，管理效率又低，严重的还造成干部腐化变质，另一边，在马列主义大普及下，开始初步具有政治意识的群众开始具备管理社会的能力。于是，由政治化的群众组织逐步取代国家机器就是必然的。公安部的斗争正是体现了这样一条矛盾，谢富治同志在这样的条件下推进公安制度的继续革命，也就是用群众专政逐步地取代职业的公安机关。
在“四清”运动期间，面对斗争农村“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及清查贪污腐败的任务，王光美主持的桃园经验和谢富治同志主持的枫桥经验，一条反革命的路线和一条革命的路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王光美形“左”实右的桃园经验，大搞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不发动群众和基层干部，而是由工作组主导一切，给群众和基层干部乱戴反革命帽子从而进行疯狂打击甚至动刑，还把干部本身的腐化变质问题，全部都归结于“地富反坏右”的出身，从人的出身上大做文章，把“群众运动”变成了“运动群众”。而在浙江省诸暨县的枫桥区，一开始干部和积极分子对于运动方向也有着和王光美雷同的错误认识，在中共浙江省委对枫桥经验批转的批语中这样描述道：
诸暨县枫桥区，在运动开始阶段，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要求多捕人（七个公社共有六万五千人口，有地、富、反、坏分子九百一十一名，其中有比较严重的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一百六十三名，要求捕四十五人），在运动过程中，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干部和群众觉悟进一步提高之后，一个也没有捉，就把多数敌人制服了。他们的经验充分地说明现在完全可能和应该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
有不少同志不善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力量，通过说理斗争，去制服敌人，对他们实行专政，而习惯于单纯依靠公安、司法机关，采取简单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有的同志动不动就想把人捉起来，甚至要求多杀几个人来打开局面，推动运动。这些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中共浙江省委批转《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语）
枫桥区采取了什么办法纠正了原来的错误路线呢？首先，枫桥区的干部们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听取群众对于斗争方法的意见：
为了引导干部和群众按照中央“决定”的精神去同敌人进行斗争，我们同干部、群众一起学习了中央文件和省委指示，用回忆对比的办法，总结土改以来对敌斗争的经验。让大家敞开思想，辩论敌人到底怕什么，多捕好还是少捕好，“武斗”好还是“文斗”好。同时，发动干部和群众对本生产队的专政对象进行了一次清理，分类排队，对每个四类分子的表现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处理办法。排队以后，情况明朗了。四类分子并不都是铁板一块，也有守法的和基本守法的，这两类大约占半数，在违法分子中，有严重破坏行为的只占小部分。不少群众反映：“四类分子表现有好有坏，破坏有轻有重，如果一刀切，都捕起来，都斗一遍，赏罚不分明，对改造敌人不利。”
讨论中，多数群众并不赞成多捕人。他们说，有些四类分子“怕管不怕关”，“怕群众不怕监牢”，捕起来以后，还要大家替他养活老小。
辩论得最激烈的是“武斗”、“文斗”问题。古唐大队副大队长说：“江山是打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敌人只能打服不能说服。”但很多人不同意他的说法。不少群众反映，过去有的斗争会是“干部揿头皮，民兵戳面皮，青年看把戏，老人弗（不）出气”。“斗争时话还没说清楚，就劈头劈脑地打起来，不仅斗不倒敌人，反而增加了他们的抵抗”。尤其是那些可以教育的人，打了就更反动了。经过大辩论，干部和群众得出的共同结论是：“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倒敌人，擦亮社员的眼睛”。（《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通过大讨论，干部和群众最终达成一致，抓人武斗不是办法，要靠群众专政。具体办法就是开评审会，在评审会上允许反革命分子申辩，和群众大辩论，既是以理服人，又提高群众的政治认识，让群众在评审过程中自己教育自己：
首先以生产队为单位，全体社员参加，对四类分子普遍进行评审。先评守法的，再评违法的。对于守法的，给以适当鼓励；基本守法的，指出他好的地方，批评他不好的地方；有一般违法行为的，给以严厉批评；对于有严重违法破坏行为的，作为评审的重点，由群众批判斗争。有的四类分子，在参加评审会前，做好了“护膝垫”，准备罚跪。到会一看，不仅不打、不罚跪，表现好的还得到鼓励，就坦白交代了自己违法活动和思想。有些四类分子说，这次评审是“明镜高悬，好坏分明”，表示要“悬崖勒马，重新做人”。
……
经过生产队的评审，大部分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都缴械投降了，剩下少数不低头认罪的分子，再以大队为单位进行斗争。
……
古唐大队富农陈善新，群众说他“大会年年斗，坏事年年做，越斗越皮条”。连他自己也说：“我反正是变戏法的猢狲，上台斗斗没啥关系。”这次斗争会上，陈善新仍然耍各种花招，共申辩了三十八次。他越申辩，看清他的反动面目的社员越多，好几个平常被他拉拢的落后社员都起来揭发他。 陈善新终于低头认罪，交代了腐蚀干部、破坏山林、煽动单干、幻想变天的罪行。斗争会后他说：“七次斗争打过六次，这次没打，斗得最痛。”紫薇大队中农社员崔功章，过去开会从来不发言，生产队长同别人打赌说：“崔功章要能发言，我拿出两百块钞票来。”评审富农分子陈庭木时，陈死不承认害死耕牛的罪行，崔功章破例地三次发言揭发了他。事后，队长拍着自己的头说：“我这个脑袋就是不相信群众。”不少原来对“文斗”思想不通的干部，在事实面前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在1963年底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谢富治同志根据枫桥经验发表了《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的讲话，毛主席对其发言稿批道：“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谢富治同志的讲话和枫桥经验全文《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安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激烈了，新的斗争任务也就出现了。阶级社会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政府机关，当党内资产阶级窃据了国家机关时，公安、检察院、法院等政府机关，不仅会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群众运动，而且其制度本身也会成为等级森严又臃肿低效的资产阶级体制。 在1967年一月革命一声枪响，全国大夺权开始以后，党内资产阶级就开始利用公安机关大量镇压、逮捕革命群众了，甚至对革命群众进行严刑拷打。检察院和法院也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给革命群众贴上反革命的标签。这些公安机关镇压群众名义上说是“为了制止武斗”“维护社会秩序”，实际上就是当了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公、检、法成了反革命机关，严重阻碍了夺权的进行。
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同志在毛主席支持下发表了“砸烂公检法”的讲话。谢富治同志首先指出了各地公检法机关在走资派领导下作恶的情况：
四川抓了三万五千人，川大一个学校就抓了五百多人。这不是公安机关出的点子？湖北大家知道，有三钢（钢二司、钢工总、钢九一三）、三新。钢工总是一个有四十多万人的革命群众组织。独立师、公、检、法少数坏头头出点子，军区下命令，陈再道闭着眼睛不看材料，也不审查，一句话就抓了钢工总五百人，公安机关不仅不加抵制，而且出谋划策，所以公安机关在那里臭得很，成了被打倒对象，成了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
……
这是作为领导思想来讲的，作为广大群众不是这样的，问题是在领导。你不能说公安部百分之八十是支持保守派的，我们不承认这一点。公安部也有错，就是办错了事的，也是我们领导人。（谢富治1967年8月7日《在公安部斗争罗瑞卿大会上的讲话》）
这样，一些造反派起来夺了公检法机关的权。但是左派当权了，旧公检法的资产阶级制度没有打破，还是照样抓人，只不过原来是抓左派，现在是抓右派，比原来好一些，好得不多，仍然造成冤假错案。
我们没有接触武汉的公、检、法，他们都是曾经造了一次反甚至两次反的，可是思想没有转过来，他们的本事就是抓人。最可笑的是，最近我们看到了新派到武汉军区的一个新班子反映了专政方面的一份材料，要在八个方面抓人，从“百万雄师”的什么头头起，通通都抓，污辱谢富治的要抓，污辱王力同志的要抓，一共八个方面的人要抓。我没有注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了这个材料，说不行，要我们研究。这个材料还是军队系统反映的，过了两天，看到了原始材料，是武汉公安机关的一个造反派，叫什么革联的提的，他造了一家伙反，地位变了，同样抓人。当然，抓人有阶级性，是右派当权，就抓革命造反派，左派、革命造反派当权，当然抓右派。但是文化革命里面的有些问题你闹不清楚，自己不了解，不加分析，（就会抓错人）。
当然，现在肯定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派，是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派。但是我们不能靠抓人的办法，抓人解决不了问题，主要靠群众专政，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谢富治1967年8月7日《在公安部斗争罗瑞卿大会上的讲话》）
于是，谢富治同志提出：“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你推翻一层，搞一个勤务组，还是一样。”必须要改变整个公检法制度的形式，用群众专政代替旧式的公检法机关。群众中当然存在坏人，有人挑起武斗，有人打人，有人散布谣言，应当对他们进行管制。而群众就是对这些坏分子看得最清楚的。谢富治同志总结出，群众专政的一条经验就是由群众自己揪出群众组织中的坏人，自己扭送到公安部。 这里面专业的公安人员要协助群众，不能当甩手掌柜，也不能包办代替。
毛主席讲：北京大体上是按照这样做。是群众扭送的多，公安机关抓的少。 但是有点没有做到，就是群众左派扭送的多，现在来看，没有一个是保守派自己送。象联动分子大多数是革命群众扭送的，保守势力送来的一个也没有，都是左派送来的。这比公安机关就先进了一大步。如果做到保守势力自己抓，这个工作还很艰巨。政府可以在广大群众要求下，加以协助，抓少数坏头头。 这个我们不是没有做过，有些学校要我们抓人，我们派了人去，但主要还是靠他们，我们主要是协助。
……
苏联那一套，公安机关、保卫机关特殊化、特殊地位，凌驾于群众之上，不是群众监督公安机关，而是公安机关监督群众，这对我们公安机关的影响深得很。我们公安机关不是在广大群众监督之下，而是搞特殊，去监督别人，这个东西老也转不过来，再加一个“驯服工具”的毒害。
……
我看，以后公安部的地位要把它降到一个普通勤务员，现在讲的勤务员实际上权力还是很大，要当真正的勤务员，什么人都可以领导、指挥，权力很小，象芝麻大那么一点。（谢富治1967年8月7日《在公安部斗争罗瑞卿大会上的讲话》）
这其中，公安机关也不是直接取消了，而是同群众组织实行结合制，他们在功能上互为补充：
当然我们说的是群众性的，特别是几派斗争，主要靠群众自己解决。至于什么强奸犯、杀人犯、个别隐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帝国主义特务、修正主义特务，当然专政机关有权力处理他们，在这些问题上也要保证我们一定的机密性，但也要经常通过群众。凡是能够通过群众的，应该通过群众，不要搞得那么神秘化，不能通过群众的是极少数。（谢富治1967年8月7日《在公安部斗争罗瑞卿大会上的讲话》）
后来，部分实践上先进的地区，将上述经验进一步总结，形成了更系统化的群众专政小组和群众专政指挥部。各工厂、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分别设群专小组，配备枪支、管教及看守等人员；全市的群专小组串联起来形成民主集中的群专网络，由革委会下设“群众专政指挥部”统一领导，下设具有专业技能的集训队。遍布全市的群专网络使得敌人无以遁形。
这时可能就有人跳出来说：“你这样搞怪不得把社会弄得这么乱，怪不得发生这么多武斗。”事实与这些人的想象恰恰相反，群众专政不仅不是制造武斗的根源（走资派才是挑起群众内斗、武斗的罪魁祸首），反而能够有效地制止武斗。革命派和走资派制止武斗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发动群众制止武斗，还是自上而下地实行镇压。 发动群众制止武斗，这也正是谢富治等革命同志的一条有创造性的公安思想。
现在为什么武斗？就是坏人——一条利用小团体主义、派别斗争，另一条利用四大民主，地富反坏右没改造好的都出来了。我们要有敌情观念。
发动群众制止武斗。 现在相当多的武斗根本原因是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煽动，但表面上有两大派支持，这完全离开毛主席的航线，是非常错误的。
总有一天群众要觉悟把挑动武斗者抓出来。要在制止武斗中立新功。我们不要去帮助武斗、支持武斗。所有革命委员会委员，去支持武斗，煽动武斗，就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 总理、中央文革、北京市人民的委托。
有人用武斗显示力量，武汉百万雄师力量大，他是纸老虎。
制止武斗要搞好，一搞武斗，坏人都有了市场，有空子可钻了。派别斗争高于国家、人民的利益，是非常错误的。（谢富治1967年9月1日《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下去后，不要搞武斗，要发动群众，游行示威，反对武斗。 武斗是走资派欢迎的，革命派是不欢迎的，是反对的。（戚本禹1967年8月9日《在煤炭系统在京单位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在上海，在张春桥同志领导下，造反派工人武装起来，形成了“文攻武卫指挥部”，上海十个区每个区都有一万余工人，每天不到十分之一的工人值班，其余工人仍然在岗位上从事生产。一旦有武斗或者反革命动乱发生，文攻武卫指挥部就立即领导工人们出动，前去制止。这有效地弥补了解放军制止武斗人数少，到得慢的缺陷。
随着群众的政治认识和公安能力的提高，像群专小组、群专网络和文攻武卫指挥部这样的群众组织就能发挥越来越多本来只能由公安机关履行的职能，公安机关就逐渐消亡，国家也就逐渐消亡了。 正如列宁评价巴黎公社那样：“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由国家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东西。”（《国家与革命》）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些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结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发挥包括政治决策、社会治安、生产管理等等一切社会职能。
最近几年来，中修头头XJP也开始鼓吹“枫桥经验”，但是枫桥经验到了他这里却完全变了样。XJP对于“群众专政”只字不提，声称：“群防群治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是枫桥创造的基层治理经验。”所谓“矛盾不上交”，其实就是禁止群众上访，于是，“枫桥经验”摇身一变，成为了镇压群众的工具，成为了那个“桃园经验”的翻版，成为了恰恰是谢富治同志批判的那个对象。“枫桥经验”在这里的待遇如同毛主席一样，只能沦为一尊无害神像，其被吹得神乎其神，墙内却连枫桥经验的原文都无从查到。
中修对于群众运动的害怕以及对公安机关的加强，当然是和赵国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密切联系的。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从主流媒体上搜集到的数据，赵国2024年上半年工人集体斗争事件共719起，高于去年上半年的696起，接近前年全年的数据（831起）。这719起事件中，有41起遭到政府和警方的镇压，工人被打。现在，无产阶级只有拿起暴力才能消灭暴力。 地下革命党组织要系统地分派组织成员到全国各工业区去进行融工工作，建立半公开的工人小组，并同受群众支持的工人代表建立密切的地下关系。在这种群众组织建立的最开始，就应该着手筹备工人的武装组织，这是群众把组织当做坚实靠山的基础，这就是新时代砸烂公检法的第一步。 因为在最一般的斗争当中都会轻易地上升到械斗的地步，更不要谈大规模的城市暴动了，如果不能在一般的“革命低潮”时期就开始筹备这种武装力量，就不能在革命爆发的时候迅速行动。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灭一切阶级的专政。 在这种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作为被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连同其产生的土壤一并逐渐被消灭，阶级统治和国家便将从此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