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 ☭ 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 ☭ 上电报大群找真同志与真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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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井冈山机器人 Chingkang(@maoistQAIIbot) 为电报（纸飞机）好友，可获得大群发言权
编者按1、路线斗争，而不是唯我独革！泛左翼的路线界限不明，一会要建立有组织的融工，一会又去支持群众正迫切等待有组织融工去剔除的自发性——为什么如此矛盾？实际就是不想革命，只想键政！如果一个组织连自己本身要不要革命都不清不楚了，那么他就是软弱的。“因此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合法，要多合法，而在于如何发展地下组织。”如果泛左翼继续纠缠在“合法”、“改良”几个词眼里，是找不着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路线的！
编者按2、我们和泛左翼机会主义分子的分歧，不是“为了革命搞改良”和“为了革命不搞改良”的区别，而是“为了革命”和“并非为了革命”的区别，不会因为机会主义这管改良叫革命就发生变化。前者是革命的策略问题，怎样更好发展地下的革命组织，是可以讨论的，而后者是革不革命的路线问题，注定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近期在看自由派文章，里面依旧是千篇一律的口号：“发声也是种力量”、“呼吁…维权…”、举卡纸自拍，不时有一两位猛士表演行为艺术，以一种小孩自残耍脾气的方式向中修表达不满，引得满堂喝彩。自由派的言论一般来说是没什么批判价值的，但最近情况有了变化，这些愚蠢的事物透露出共性，现在就在关于童润中的争论上体现了。童润中的主张本身是很可笑的，只要你不支持未明子，那你就不应该支持童润中。以“实践”而论，未明子要比童润中更实践，同样都给劳动者打官司，未明子还说要开“社会主义工厂”倒逼资本家改良呢，结果这么重量级的“实践”路线没得到泛左翼的赞赏，反而被坚信“宪法上写的就是真理”的童润中给揽走芳心，现实实在有些魔幻。
那么这和自由派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要比“实践”的话，自由派也有话要讲：“我们也举过白纸炸过街，凭什么你们这些网左看到童打官司就高潮，轮到我的“实践”就开始阴阳怪气不屑一顾？”这种现象不只是自由派奇怪，马列毛主义者也是感到奇怪的，因为只要研究过革命谋略，就应该明白单纯的打官司和举白纸，两种“实践”并没什么区别，都伤不到统治阶级分毫，这种所谓“实践”只能用来陶冶情操（真是奢侈）。而抛开“实践”不谈，考察一下立场，也应该是自由派更为进步，他们好歹说了要让中共下台，而童却说“宪法上写的就是真理”，一直在向党表忠心。
所以在未明子、自由派、童润中三者之间，泛左翼挑了一位最为温顺的，比烂大赛的优胜者居然是最烂的那一位，意外地合理。
对此，部分成熟的泛左翼给出了答案，他们说童润中只是个群众，不应该以革命家的标准去要求他，童代表着群众的自发反抗，不支持就是屁股歪。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翻译地地道一些：“小孩子不懂事，号召着玩的，你还有没有同情心？”，因为童是群众，所以童宣传“打官司就是阶级斗争”，号召“打工人用法律的武器保卫自己”，就不能看作改良主义的行径，而只能是年少无知。那么童究竟是不是群众呢？另一批泛左翼已经用实际给出了答案，在B站如火如荼的赛博游击战中，“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童润中同志”已经成为了革命的标杆，最时髦的革命运动从互联网黑话“进步”成了拥护童润中“同志”，号召打维权官司，这不得不说成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对于立场问题，泛左翼职责大群屁股歪，“自己啥都没干（或许在照镜子），就会冷嘲热讽（热心是泛左翼为数不多可以说道的事情）”，先不谈所谓实践标准是谁定的，马列毛主义者反对自发性从来没有任何问题，列宁反对工联主义的时候也没说因为他们是群众（童甚至都不是群众），就要尊重其自发行动，恰恰相反，“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很难想象究竟是怎样的立场才会放任“维权斗争”的改良路线自称阶级斗争，甚至还要大力支持，或许心中良心未泯，轻飘飘地找补一句：“要加以引导”。谁去引导呢？泛左翼是没这个能力的，他们不参与狂欢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机会主义者也已经提前给出了自己的意见：“群众发现改良行不通自然就会放弃改良”，意思是要给群众一个惨痛的教训，可见从他们这里也等不到引导。那么情况就很明了了，当大群在用激烈的言辞来教育群众此路不通的时候，鼓噪的“革命者”们站在旁边教唆群众闭着眼睛撞墙，撞疼了就涨记性，撞死了也和他没关系。在这两者中，居然是“革命者”首先跳脚来质问大群的立场，实在幽默。
略过这些可笑的攻讦，在对事实反复强调之后，反对者终于抛出了自己原则性的意见，我们也终于可以把这无聊的争论上升到本质分歧、路线斗争。他们说：“没有改良就不要反对改良。”这个意见是有渊源的，东风专门发过文章表态：“没有工会就不要批判工联”，鉴于两者几乎同素异形，我就主观地将东风的意见当作反对者的意见（只要东风不反对自己）。反对者是这么想的：“如果对一个没有领导工会的工人小组，指责他们有工联主义倾向，就像在罗马的奴隶担心受到资本家的剥削一样。如果是在有独立工会的国家比方英美，这种人也许是个革命者，但在今天的中国实在是让人想不通这种人到底是想干嘛？”。很显然，当今中国就是那个啥也没有的极权环境，连维权官司都才是第一次打赢，真是“让人想不通”大群“到底是想干嘛”。机会主义者估计同样也想不通列宁“到底是想干嘛”，毕竟俄国沙皇时代也没有什么工会，列宁这个歪屁股居然攻击工联！真实情况是，法西斯专政下的中国确实不存在什么正经工会、改良法令，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首先去建工会，搞议会斗争（或者更为糟糕，等待矛盾激化）。工农解放社在阐述他们的融工计划时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融工既苦于手工业方式，又苦于手工业不发展”，所以在组织化融工之前，要首先开展无比广泛手工业试点，所有学生一毕业就该进工厂锻炼。这一类想法全部可以归纳为“小组阶段论”，即认为当前处于一种极度无力的阶段，只有先发展一段小组/手工业/改良/工会……才能够组建地下密谋组织，形成先锋队。但这个阶段是机会主义者自己照镜子照出来的，交朋友路线本身的无力他们自己最为清楚，因此判断“时机未到”也不足为奇。只要时机依旧未到，组织计划就可以无限向后拖延，斗争标准就可以无限向下调整，那么小组/手工业/改良/工会……都是可以接受，甚至振奋人心的。
绝不存在这样一个阶段，“小组阶段论”在当下被重新发现的目的只是为了回避组织问题，而先锋队是绝不会从小组/手工业/改良/工会……中自然生长出来的。革命的核心问题恰恰就只是“如何组织起来”的问题，不仅是要组织起群众，更是要组织起革命者。马列毛主义者的组织缺乏锻炼，这是事实，但机会主义者提出通过手工业的融工来进行锻炼，这实际上是放弃了锻炼。列宁提出了政治报计划，机会主义者却一定要将其庸俗化，列宁说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机会主义者就固执地只看前两句，争论政治报是怎么给宣传工作定基线的。不怪小组阶段和交朋友在泛左翼中流行，机会主义者已经把他们所处的两个阶段讲明白了，现在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郊游团队，未来是布尔什维克，中间的过渡要靠自然发展，还有比这更拙劣的剧本吗？
为什么笃定机会主义者没有任何组织建设？听听他们关于改良斗争与合法外壳的高论就明白了。“列宁都支持改良，你不支持，你算老几？”，“不搞经济斗争，不依靠合法外壳，你怎么开展工作？”先不论这系列论调是不是在给未明子找灵感，我们还是可以在历史上找到这些思想的典型的。
1905年俄国第一次起义后，沙皇政府代表斯托雷平以一系列改良举措作为回应，革命形式陷入暂时的低潮。在这种局势下，列宁提出用迂回手段来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要“坚持不懈地利用所有一切合法机会，以便聚集无产阶级的力量”。面对形势的变化，社会民主党内形成反对的两翼，右翼形成了孟什维克取消派，左翼形成了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右翼取消派要求建立“公开的工人党”，并且主张这种团体无论如何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不惜一切来换取合法地位。左翼召回派则要求召回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认为党的活动中不存在任何合法成分。
此时回到现实，对号入座，大群似乎充当了“召回派”的角色，拒绝“一切合法斗争”，现象看起来是如此明了，以至于东风管理说得斩钉截铁。但我们还是要继续搞清楚“召回派”、“取消派”两个名词背后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列宁认为这两派本质上是统一的，“右的和左的取消派玩弄同样的手法是一目了然的，这也证明两者的立场同样都是动摇的。”为什么可以给出这个判断？我们从正确的革命路线可以看出端倪：“不对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组织进行系统的、坚定的、逐步的改造，使之能适应当前的困难处境，使之能通过所有合法机会中的“据点”来进行长期的工作，就不能够保存和巩固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组织。”列宁提到了合法据点，但重点是秘密组织。为什么要参加杜马？因为当时的困难形势下，合法的外皮更有助于发展地下秘密组织。为什么不完全公开？这很显然，公开后就没有秘密的地下组织了。列宁认可改良行动与经济斗争，甚至说布尔什维克搞经济斗争干得比工联主义者还要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斗争都是在布党的领导下开展的，在运动中革命的地下组织得到了锻炼，群众组织得到了锻炼。重点在于组织，而不是改良运动。
抓住了地下组织的重点，就能看清楚关于“合法”、“改良”的争论是多么可笑。革命的逻辑是一致的，究竟是发展了组织还是削弱了组织，这是我们要考察的唯一命题。机会主义者永远在空谈引导改良，以不存在的引导来论证改良的正确。马列毛主义者从不反对改良，因为改良是可以成为暴力革命的一环的，而将这些环节紧密链接起来的就是背后严密的地下组织。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机会主义融工路线的内容中不存在任何关于这个地下组织发展的内容，却讲起了改良与暴动的优劣，童润中的维权官司中甚至连任何组织迹象都看不到，却成了“列宁”所支持的改良行动。大群是召回派吗？事实恰好相反，东风不过是提前以取消派的立场作出污蔑而已。
因此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合法，要多合法，而在于如何发展地下组织。列宁根据他所处的历史环境给出了结论：合法外衣是有利于地下组织发展的。这一条在我们当下的实践中是否可以照搬呢？NGO足够合法与无害，照样被铁拳了；社团足够合法与无害，照样要频繁审查；反动派已经嫉恨起了这些旧有的形式，机会主义者却一定要抱着这块金砖不放，“绝不能展示暴力”，“绝不能提出口号”，这个守法的融工团体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简直像是这肮脏社会中最纯洁的孩子，比工厂老板基层警察还要守法，会不会挨打只取决于中修的同情心。现实生活中的无产阶级是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吗？是靠拳头。比起童润中的维权官司，群众的自发运动早就进入了暴力斗争的阶段，群众比机会主义者更明白法律靠不住。当农民工在跳楼讨薪，村民围殴特警，河南群众上街抗议的时候，跳出来一个打官司的小丑，居然还引得“左翼”的支持，不支持就是屁股歪，实在荒谬。
我不得不把两年前黑哥儿对未明子的批判贴在文末，来比较一下此时此刻与彼时彼刻。
改良不必然是错误的。列宁也搞改良，列宁还说过，布尔什维克搞改良，比改良主义者搞得还好。但列宁的改良从属于整个事业，是整个事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在未明子这里，他把改良奉为唯一正确的活动。环节变成了链条本身，局部转化为了全部，真理因此也变成了谬误。当改良从属于整个革命事业时，改良就具有真理性，因为改良的活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接触群众的一个重要方式，因此也构成了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环节。但是如果把改良的从属地位抬高到首位，改良就从真理变成了谬误，因为改良活动在改善了个别工人生活的同时，却成了麻痹广大工人的精神毒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改良所必然得出的结论。
未明子就是这样一个把改良从从属地位抬高到首要地位，甚至是唯一地位的人（我们唯一可以介入的要素是后者，实践并倡议劳工群众的互保托底）。在矛盾日益尖锐化，无产阶级已经不可避免地爆发出自发行动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要的就是把自觉的因素带到自觉的行动中去，但未明子这个侏儒却试图冲上去抱着无产阶级巨人的大腿哭诉，“不！不要冲！我们要互保兜底！”
满嘴不离黑格尔的未明子惧怕现实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希望用他幻想的“中介”来调和这种斗争，这和黑格尔如出一辙。无产阶级在现实中搏战，未明子却躲在哲学的被窝里面冷嘲热讽装英雄，这样的东西，我说他是个侏儒，不恰是在描述一个客观事实吗？
这样的东西，我说他是个侏儒，不恰是在描述一个客观事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