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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正如恩格斯说：普选权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学生运动是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沦为它用完即弃的政治附庸，还是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成为独立的自为的政治力量，有自已阶级的政治口号，主张无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区分其是革命的或是不革命的唯一标尺。
编者按2：有压迫就有反抗，历来学生运动的胜利，就要看他是否和其他阶级结合起来，而运动的结果，也就是所结合阶级思想的体现。学生运动无疑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革命的学生运动就是要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把学生阶层的力量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合起来。以革命的形式改造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从而改变教育制度，改造上层建筑。
1976年4月5日，邓小平暗中操纵学生在天安门举行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和毛主席的集会时，张春桥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指着邓小平的面说：“你就是纳吉！”纳吉是何许人也？1956年10月23日，纳吉操纵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数十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苏联，拥护他自己上台，想进行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如今，倒不如说邓小平的四五运动成了比纳吉的匈牙利事件成为了更具代表性的典故，因为纳吉最终失败了，人民看不到他上台的后果，而邓小平成功了，他借着学生运动为自己造势，上台以后，到了1989年，又把学生运动残酷地镇压下去。学生运动为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做了嫁衣裳！ 当然，1989年的学生运动也只是为其他资产阶级做嫁衣裳罢了。在当时垄断资本主义局面已经初步形成的局面下，八九学运即使取得了成功，也只能像俄罗斯取代苏修一样，由另一批垄断资产阶级取代当时那批垄断资产阶级，照样没有什么“民主”可言，如果再爆发学生运动，那么再来一次残忍的“六四”清场，也是完全可以预料的。
本来压在学生头上激得学生起来反抗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以八九学运为例，八十年代末社会矛盾的爆发是改革开放后“官倒”横行、社会动荡、“物价闯关”等社会危机的累积所导致。在实行市场化改革以后，国内面临经济危机，物价飞速上涨，1988年物价上涨率达到了18.5%。同时，干部经商，成为了官僚资产阶级，腐败成风，这正如同毛主席所预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所反对的：“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毛主席重要指示》）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社会犯罪率猛然上升，在“严打”以前，1981年犯罪立案达到89万多起、其中大案67000多起，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000起。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群众运动是必然的，这在客观上正是反映了改革开放的腐朽和失败，只不过群众运动存在由哪个阶级领导、走什么路线的问题。
近年来，造成学生反抗的具体原因虽然和80年代不同，但是幕后的元凶——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不变的。例如2022年底反对防疫政策的白纸运动，就反映了中修垄断资产阶级集团对于医疗资源的垄断和专政。因为垄断资本本身的腐朽性，总是尾大不掉，要实现防疫根本力不从心；再加上资产阶级防疫本来就只是为了保证劳动力再生产，实际上置劳动者诉求于不管不顾，在“封控清零”影响到劳动力流动从而反而对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造成威胁以后，防疫就只能宣告破产，从而出现“清零”一夜变“躺平”的滑稽一幕。
比白纸运动更普遍的学生运动案例则是因为教育制度的压迫。 资本主义的学校本质上是一个劳动力再生产的场所，以及灌输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场所，它本来就是为了培养更多的为资本家打工的“牛马”，以及为他们灌输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学习改变命运”这一阶级升迁观念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项，但是事实却是大多数无产阶级家庭的学生无论怎样“内卷”也无法摆脱打工的命运。在迷梦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中，学生感到压抑和绝望。再加上资本主义的学校置学生身心健康于不管不顾，许多学校的食宿经费在官僚手中“不翼而飞”，学生的学习压力、生活环境十分恶劣。 根据《经济学人》的统计数据，赵国每年有5万中学生因为自杀而身亡。这种背景下，近年来受压迫学生的自发反抗与日俱增。就在7月26日，贵州贵阳经济技术学校爆发了约2000名学生聚集的大规模抗议，起因是校长私自将招生名额从600人增加到3000人，导致2400名学生可能落到“无学籍”的境地，愤怒的学生冲入了学校的图书馆，砸毁了部分设施，最终警察和武警到达现场，实施了警戒和清场。同为近日，7月至8月间，南京学生为反抗各学校暑假补课，组织起了“南京学生反卷联盟”，并在一个月的时间到达千人的级别。学生们有组织地举报学校，并统一举报口径“要停就全市一起停”，事情越闹越大，并且有学生声称要跳楼，最终警察出动遣散了“反卷联盟”。
学生受到资本主义制度压迫而起来反抗，但是因为脱离生产、脱离社会，学生的反抗就总是又轻易地被资产阶级利用。 对于任何一场社会运动，路线是决定一切的。如果资产阶级“自由派”窃取学生运动的领导权，使得学生运动成为了资产阶级内斗中用完即弃的工具，最终悲剧就只能不断地重演。“自由派”真的是自由的代言人吗？不是的。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存在什么真正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只有反帝反封建的国家才有真正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有的只是打着“自由”旗号的不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八九学运和白纸运动，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的压迫激起的民众反抗，最终反而去为另一些资产阶级争取所谓的“自由民主”，就算真的造成政权变革，社会制度也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 就连“南京学生反卷联盟”，也喊出“自由引导人民”这样的口号，引起了一些资产阶级的兴奋。当然，学生们喊出这些口号只是自发性的，他们并不了解压迫自己的到底是什么，也不了解“自由”的阶级性，他们只是想以此来宣泄内心的不满。但是这便是问题所在。因为学生作为脱产者，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所以其意识形态只能来自于其他阶级的灌输——当他们接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就成为资产阶级运动的先锋，当他们接受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时，就成为无产阶级运动的先锋。 但是，压迫学生的本来就是资产阶级，于是，作为资产阶级先锋的学生们，最终只有成为自己的掘墓人——从邓小平操纵四五运动，到邓小平镇压六四运动，这一切已经很清楚了。
学生反抗的真正力量到底从哪里来？只能从工人农民等劳动的阶级中来。现在在赵国，就主要是从工人阶级中来。 因为如果不能掌握生产，就不可能进行什么悬在空中的社会变革；并且要改变学生如今的境遇——教育制度压迫、毕业即失业等等，也只有改变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才能实现。只有用公有制代替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解放”。 而现在在生产中推动着生产关系变革的，就是工人阶级。学生必须要打破对于学历和就业的幻想，把目光从小资产阶级式的“阶级升迁”那里移开，投向真正能实现翻身的工人阶级这里。毛主席在《五四运动》中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现在，在赵国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学生在毕业以后大多只能打工，本来一些凭借“学历高”而能获得“高待遇”的岗位，现在也只能沦为和一般打工人一样。学生本来就是无产阶级的预备军，那么具有预备的无产阶级观念，同无产阶级相结合也就是大势所趋了。
当然，我们这里讲的与工人阶级相结合并不是像泥潭派那样打打暑假工、搞搞工厂调研，好像自己“贴近了工人”，就获得心理安慰，欺骗欺骗自己。这样于革命运动是无益的。应当投入到真正解决革命中迫切问题的斗争当中去。现在制约革命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组织程度，革命实践中最迫切的任务是搭建一个能进行工业化工作的革命组织。 列宁认为，像现在这样的革命形势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没有人，而人又很多。”（《怎么办？》）这就是说，想反抗的人很多，但是真正具有革命力量的人很少。工人自发运动每个周都在发生，工联主义的组织每个月都在形成，每个月都在破产。根据中国劳工通讯从主流媒体上搜集到的数据，赵国2024年上半年工人集体斗争事件共719起，高于去年上半年的696起，接近前年全年的数据（831起）。不是工人们不想反抗，也不是工人们不想组织起来，而是没有找到正确的组织路线，而这条路线就靠马列毛主义的职业革命家去举起。任何觉醒的学生也正是应当把自己锻炼为一个能够进行协同的组织工作、能够扎根在工厂里长期地进行群众工作的职业革命家，而不是纠结于自己原本是学生身份、工人身份，还是“贴近工人”的学生身份，正如列宁所说：“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既然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怎么办？》）
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的变革完全不同，在实现这种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政权不仅不会反过来镇压学生运动，而且还鼓励学生运动。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就是要彻底砸烂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同时也要实现学生充分的民主权力乃至造反权力。1964年毛主席和其侄女王海容同志（当时是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修科学生）谈话时有以下内容：
王：原来我在师范学院时，星期天晚上一般不能用来开会的。星期天晚上的时间一般都归同学自己利用。有一次我们开支委会，几个干部商量好，准备在一个星期天晚上过组织生活，结果很多团员反对。有的团员还去和政治辅导员提出来，星期天晚上是我们自己利用的时间，晚上我们回不来。后来政治辅导员接受了团员的意见要我们改期开会。
主席：这个政治辅导员作得对。
王：我们这里尽占星期日的晚上开会，不是班会就是支委会，要不就是级里开会，要不就是党课学习小组。这学期从开学到我出来为止，我计算一下没有一个星期天晚上不开会的。
主席：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去。
王：我不敢，这是学校的制度规定，星期日一定要回校，否则别人会说我破坏学校制度。
主席：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
王：这样做不行，会挨批评的。
主席：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就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1964年6月24日《和王海容同志的谈话》）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时，学生们起来造反，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却派出工作组，表面上“主持文革工作”，实际上把大量学生群众划为右派，把学生运动残忍地镇压下去。可见，无论社会主义中还是资本主义中，镇压学生运动的是同一批人，都是资产阶级。 毛主席8月4日在中央扩大会议上怒斥了刘邓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行为：
在治安时代以后的北洋军阀，后来的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的。现在的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何区别？中央下命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对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的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方向问题就是中心问题，是路线问题，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问题，感到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大家起来又加以镇压。所谓方向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这类的事情就要爆发出来，明明白白就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1966年8月4日《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
次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21日，中央出台文件《关于绝对不允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8月22日，又出台了《中央同意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两份文件同邓小平“六四”清场中的行动一对比，颇显历史的黑色幽默。
哪怕是像四五事件这种走资派暗中挑起的、煽动不明真相群众参与的反革命运动，当时在中央张春桥为首的无产阶级干部坚持下，也没有实行武力镇压。因为大多数群众只是受了走资派蒙蔽，就如同走资派挑起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武斗的情况一样，镇压群众解决不了问题，应当揪出少数的挑动者。在《张春桥狱中家书》中，张春桥的女儿讲到了“六四”期间张春桥保外就医时向她回忆的四五事件的细节：
1976年“四五事件”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开会商量怎么办，吴德在，邓小平也在。在会上，有人提议要调动军队镇压。是我父亲去了后，说不能动用军队，才没有派军队过去。我父亲建议恢复广场上的大喇叭，进行宣传，疏散群众。过了一天后，大多数人都走了，只有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还剩下很少一部分人，这才派工人进去。（《张春桥狱中家书》）
军警在四五事件中不仅坚持没有动手打人，反而是邓小平放出的保镖打手在现场大搞打、砸、枪，打伤的战士民兵不在少数。根据毛远新4月6日的报告：
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
伤：一百六十八人，其中：民兵六十一人。
战士：五十二人，公安人员五十五人。
重伤：十五人，已送医院抢救。
烧毁汽车四台，砸毁汽车两台，并放火烧了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红楼〔现场市委指挥部〕。烧自行车一大堆。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里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从毛主席对文革学生运动的态度和刘邓对文革学生的态度，以及张春桥同志对四五事件的处理和邓小平对于六四事件的处理，这些事情两相对比，就能完全知道谁是真正站在学生群众这边的，也能知道邓小平这类资产阶级挑起学生运动完全不是站学生在立场上的。
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学生也必须和工农相结合，并且这种结合应当比革命成功以前更进一步，学校要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专政机器。 毛主席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转引自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社会主义的理工科大学实行“七·二一”大学的经验，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工厂里有教室也有实验室，学生们能够在劳动中学习、做实验，以及接触到前沿的技术难题和科研课题。在这种制度下，学生不仅不会在学习中脱离社会，反而会在学习中融入社会，看到学校的教育是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的一个环节，学生也就不会轻易地被资产阶级利用了。 随着学生和工农群众一起不断地冲击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压迫学生的因素也就逐渐被消灭，造成学生反抗的土壤也就逐渐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