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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资产阶级的教育就是为了培养他们需要的工具，我们需要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让我们的子女受到真正的教育。
2、本文从理论上详细地论述了什么是教育。剥削阶级的教育无非是一种完成阶级再生产的手段，让被压迫者世代为奴，让统治者坐稳剥削宝座。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个阶级，他的使命是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包括在教育领域。
毛主席生前多次提到，希望去掉那么多无用的名头，只留一个“教员”，这是老人家毕生的夙愿。可自从资本主义复辟，教育路线上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也被资产阶级所颠覆，致使教育乱象层出不穷。超高的学业负担、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营养和卫生都没有保障的食堂饭菜、教师的打骂体罚甚至是猥亵强奸······中国无产阶级的子弟，在学校哪一天不是活在紧张和重压下呢？职校学生的处境更加凄惶，被校领导打包卖给黑企业、黑中介，还未发育完全的羸弱身躯，就要受到资产阶级敲骨吸髓般的剥削！资产阶级的罪恶，简直是罄竹难书！毋庸讳言，如今的教育，已经彻底被资产阶级所把控，从“为人民服务”变为“为资本家服务”；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劳动者仍不满足，还要将魔爪伸向他们的子弟、青年学生。
毛主席若是亲眼目睹如今“换了人间”的资本主义中国，该是多么痛心啊！但斯人已逝，重走长征路的重任就落到了我们肩上，我们定要打碎这吃人的筵席，让教育真正为人民群众、为无产阶级子弟服务！
九月上旬，恰逢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48周年，和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教师节，借此机会我们正好可以深入谈谈教育问题，区分无产阶级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探讨教员毛主席所期待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模样。
一、教育的本质
教育，就其词义来说无非是一个传授知识的过程，然而传授什么知识、怎样传授知识、为什么而传授知识，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答案。同样，教育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社会的产物，不可能是在孤立的个人之间发生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征。因而，探讨教育的本质，必须从社会的角度，从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从教育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去研究。
“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教育作为精神生活过程，同样也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制约；脱离生产方式来谈教育，势必要落入唯心主义的泥潭。
人类社会能够持续运行的条件是物质生活资料不断的生产和再生产，但只是再生产出物质资料是不够的，还需要再生产出劳动力本身和劳动者在生产中发生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因为后两者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前者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没有劳动力，或劳动者之间没有发生一定的生产关系，如何进行物质生产呢？这正如马克思所说：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然而，这样的过程并非是“自动”或“自然”发生的，从以往的奴隶、农奴到现在的雇佣劳动者，劳动者无不是被剥削和压迫对象，为了镇压他们的反抗，就需要一定的外力来对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加以保障。
“保障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那个系统，就是国家机器的系统，包括镇压性机器和诸意识形态机器。”（阿尔都塞：《论再生产》）
前者指法律、警察、军队等暴力机构，后者则是学校、宗教场所、媒体等意识形态机构。
国家并非是如卢梭幻想的那样，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这样的看法
“就其社会观来说是唯心主义的。”（见《列宁全集》第一卷注释27）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列宁：《国家与革命》）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列宁：《国家与革命》）
国家的存在，就通过政治、文化和暴力手段保障了社会生产关系以及雇佣劳动和资本这一对立的两极可以不断的完成再生产，而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学校和教育，自然也服务于此。
因而，教育的本质无非是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工具，如果是在阶级社会，那么便是阶级再生产的手段和工具；说的更明白些，资本主义下的教育，就是让资产阶级子子孙孙坐稳剥削者的宝座，让无产阶级世世代代充当牛马奴隶！
听到这个结论，诸君是否感到细思极恐，脊背发凉？但唯物主义就是如此尖锐犀利，资产阶级的一切谎言在真理面前都不堪一击，让我们多举些例子来说明我们的观点吧。
毛主席指出：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资本主义之前的阶级社会，封建社会，这里“教育”的本质更加彰显了。地主阶级从农民身上掠取血汗，以垄断教育，进而垄断政权及各种权力；农民呢，虽无法享受“教育”，却不得不受着地主阶级的“规训”，换一个我们更加熟悉的词那就是“封建礼教”，作为施加在农民头上的紧箍咒，这同样是为了防止农民反抗，好让地主阶级的政权稳固。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这回事吗？不就是确保地主永远是地主，农民永远是农民吗？不就是维护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吗？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些束缚中国人民的绳索，恐怕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统治阶级强行施加在人们头上的——先是剥夺人们的文化教育，再开足马力灌输进这些反动的东西，好让这些吃人的制度变成社会的“行事准则”、成为“封建礼教”，百姓莫敢不从。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岂不都是这套逻辑？
可是黑的就是黑的，再怎么花言巧语也变不成白的；骗得了一时，也骗不了一世。新民主主义革命打碎了这些绳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让教育不再为统治阶级服务而为劳动群众服务。
可资本主义复辟以来，教育又被资产阶级所把控，站在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封建礼教”本已长眠在历史的垃圾堆，资产阶级却让其借尸还魂，再度成为禁锢人们的枷锁，只不过换了个更好听的名字——没错，我们说的就是资本主义下的“教育”！
青年们在学校不仅要学基础的和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还要学习良好的举止‘规范’，也就是说，学习劳动分工中的所有当事人依照他们‘被指定’要占据的岗位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职业的道德规范和职业的良知规范；说得更清楚一点，也就是关于尊重劳动的社会-技术分工的规范，说到底就是由阶级统治建立起来的秩序的规范。人们在学校还学习‘说好法语’，学习正确地‘管理’工人，实际上也就是说，（作为未来的资本家及其奴仆）学习‘恰当地使唤’他们，即(作为理想的解决办法）学习‘出色地对他们讲话’，以威胁或欺骗他们，简言之，对他们进行‘欺骗’。特别是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中的‘文学’教育，就是为这些服务的。”
“如果用一种更科学的语言来陈述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说，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的合格能力，同时还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对遵守既定秩序的各种规范的服从，即一方面为工人们再生产出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服从，另一方面为从事剥削和镇压的当事人再生产出出色地运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能力，以便他们能‘用词句’来保障统治阶级的统治。
换言之，学校（还有像教会这样的其他国家机构，像军队这样的其他机器——军队和学校一样，也是免费和义务的——，更不用说其存在与国家的存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党了）给人们传授‘本领’，但却是以保障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态的臣服或以保障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践’的形式进行的。所有那些从事生产、剥削和镇压当事人，更不用说那些‘职业的意识形态家’（马克思语)，为了要恪尽职守地(且不需要有一个宪兵跟在屁股后进行督促就）完成他们的工作，都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浸染’在那种意识形态当中。无论他们是被剥削者（无产者）、剥削者（资本家）、剥削者的助手(管理者），还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大祭司(它的‘官员’）等等，都是如此。
由此可见，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不仅要再生产出劳动力的‘合格能力’，而且要再生产出它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臣服或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践’。必须非常明确地说‘不仅……而且……’，因为只有在这种意识形态臣服的形式下并受这种形式的制约，劳动力的合格能力的再生产才能得到保障。”（阿尔都塞：《论再生产》）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再生产对劳动力再生产提出的要求就不仅仅只是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而对资产阶级来说更重要的则是恭顺的、不会反抗的、老老实实贡献剩余价值的劳动力，综合以上两点才能称得上“合格的劳动力”。
教育于是脱去了一切美好的面纱，将其本质暴露无遗：资产阶级奴役无产阶级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