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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群众最有智慧，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的智慧就谈不上正确的集中正确意见的决策。社会主义时期的民主组织结构建设得慢了，一经发动建设起来就爆发出文革的伟大力量。中央发现一个反动言论出来，是要镇压呢？还是要放出来带头批判呢？还是要放在群众的大字报中批判呢？这些审查完全要为了无产阶级组织建设服务——如果无产阶级的自觉程度还远落后于反动言论的迷惑性，那么就要立刻镇压；在无产阶级越发自觉后，这种反动言论的目的是为了教育无产阶级的自觉性，因此党中央要支持革命大字报对毒草的批判。
2、民主只有适应斗争形势才能是进步的，有利的。在群众自发性占主导，缺乏自觉性的时候，我们自然是要强调集中，对反动言论重拳出击。但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无产阶级足够自觉后，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四大民主是是必须的，更为民主的组织形式要有的，也自然会有文中所写的社会主义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伟大图景，刻舟求剑是不行的，文中有必要强调这一点。
出版自由还是书报检查？不同阶级有不同阶级的看法，不同阶级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就号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而封建的地主阶级则是十分反对此种观点，并认为这是所谓“违背上帝旨意之事”，所以他们要搞书报检查；但当资产阶级遇到无产阶级激烈的反抗时，他们又会换一副嘴脸，并违背他们此前关于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一切诺言，重新恢复书报检查制度。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清楚一件事——那就是进步的、革命的阶级一般都会大力宣扬出版自由，而腐朽的、反动的阶级则会大力鼓吹所谓书报检查的“优越性”，并借机实行书报检查制度。所以，书报检查制度就是一切反动势力的保护伞和文化霸权的工具，从奥地利的梅特涅到法国的基佐，从俄国的沙皇到德国的纳粹，从日本军部再到中国的蒋介石，一切的反动阶级在其统治基础不稳时，都会实施这种反动的制度，并用其来反对一切的革命思想和进步运动。
但是，反动的阶级不管再怎么倒行逆施，都是无法成功的，因为人民不允许。逆人民的政府是必将被人民灭亡的。当一个反动政府宣布实施书报检查时，它的灭亡也就不远了！
上述的叙述已经十分充分了，书报检查是反动阶级的保护伞，可还是有的人说什么“社会主义需要书报检查”。这种言论就是在为反动阶级作辩护，就是在干逆人民的事情。他们甚至说什么“需要我们先分辨什么是毒草，让群众再去跟着我们的思路批判”，呵！这种言论，可实在是好笑！如果你们把群众想的像你们一样蠢的话，那书报检查在社会主义下的确是可行的。但是，群众并不是傻子！群众知道那些是好的，那些是坏的群众只需要在世界观上接受马列毛主义的引导，这便是教育的重要性，至于社会中可能出现的那些个毒草，接受过马列毛主义教育的无产阶级们是完全有能力分辨的，因此完全不需要书报检查的引导。
这时可能有的人要引用斯大林的话“苏联很难不实行检查制度。莫洛托夫曾几次试图这样做（指废除书报检查），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每当苏联政府废除检查制度。它都得后悔，结果只得重新实行。前年秋天，苏联废除了检查制度。斯大林当时正在休假，于是记者们开始报道莫洛托夫强迫斯大林去休假，以后他们开始报道斯大林要回来赶走莫洛托夫。这些记者就这样把苏联政府描绘得像个动物园似的。当然，苏联人感到愤怒，于是只好重新实行检查制度。”（《和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哈罗德·史塔森的谈话的记录》）如果光看这段对话，似乎很能证明书报检查的必要性。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苏联此时的阶级矛盾已经十分激烈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放开出版后，出版界疯狂乱套的原因。苏联当时之所以要搞书报检查，归根结底是因为斯大林在此时并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也是有阶级这一事实的存在，所以斯大林并没有发动群众搞文化革命，因此，为了继续维持无产阶级专政，苏联不得不实施书报检查制度。
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书报检查是完全不存在的，群众甚至可以利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来自由的发表自己的意见。难道这时的群众就无法分辨什么是毒草吗？如果分辨不了，那么文革根本就无法持续十年，估计早在1966年就会被党内的各种反动走资派势力给瓦解了。群众是完全可以分辨毒草的，所以他们才会在全国各处造那群走资派的反，才会在全国各地夺权。文革的伟大正是出于它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如果它从开始是书报检查的，那么文革早在摇篮中就得被走资派扼杀。
由上述二者的对比，我们完全可以确立一个观点，那就是社会主义依旧是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是不需要书报检查的。社会主义是必须要实行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只有这样，才能锻炼出一批真正革命的群众，才能够保证社会主义政权的长存，才能彻底发动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