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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资产阶级专政下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而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也就是没有所谓真正的民主和自由。telegram软件的特点是隐秘、自由，这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发展灰色产业提供了平台，也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自由交流和获取信息的平台，但是后者其实是为资产阶级专政所不允许的。telegram平台收到资产阶级统治者的针对也就不足为奇了。
2.此次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国家标榜自由的原则实际上是是否对本国资产阶级有利的，但我们同样要明白，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自由。民主得以施展和发挥的前提集中，资产阶级国家的所谓言论”自由“是基于资产阶级的专政，因而它的敌人——无产阶级得到的不是自由而是专政。同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不可能存在绝对的自由，只有基于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施展四大自由同时压制敌人的气焰、扬无产阶级威风。
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总是指责中修、俄帝等国家没有言论自由，好似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自由的卫士，是真正为了言论自由而战斗的人类文明的灯塔。然而，随着近日telegram创始人被法国政府逮捕，这一切最终只不过是脑中的幻想罢了。
Telegram 软件是由俄罗斯人杜罗夫所创建的以隐秘性著称的社交软件平台，有着可以端対端加密的功能，其隐私性可以做到只有用户掌握相关内容的程度，可以说比起主流的社交软件，telegram更加注重用户的隐私。而其创始人杜罗夫曾经因为反对俄罗斯政府试图对telegram平台的言论控制以及拒绝为俄罗斯提供反政府人士的信息而被迫流亡海外。这样一位言论自由的捍卫者在西方“自由世界”居然同样也面临着政府的威胁，并且在拒绝要求后被法国政府罗织罪名逮捕。
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总是给自己标榜“民主”“自由”的标签，为了迷惑无产阶级，搞出了一副“民主”“自由”的壳子，加之有中修极端专政作为对比，部分中国无产阶级对西方老牌帝国主义无限向往，认为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才是真正保障言论自由的国家。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根本不在乎什么“言论自由”，他们所在乎的是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它们对言论自由一直都是两面派，对本国资产阶级有利的言论他们就支持，对本国资产阶级言论有害的他们就反对。言论自由与控制言论一直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只有符合资产阶级专政的言论才“自由”，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政府都是用这一套标准来判定言论是否自由的。
事实上在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治下无产阶级根本没有真正的自由，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就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剥削之下的，资产阶级既不许无产阶级手上的反抗也不允许嘴上的反抗。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要想维持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必然要建立言论审查制度，监控无产阶级的言论，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将一切反对声音都扼杀在萌芽中。在阶级矛盾不是那么尖锐的时候，资产阶级还有可能对言论的审查不是那么严格，一旦阶级矛盾尖锐起来，资产阶级必然会加强自己在言论领域的专政。杜罗夫被捕，既是资产阶级政府间互相勾结的需要，也是全球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体现。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和言论自由根本不会同时实现，如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却高举着“言论自由”的大旗，岂不十分可笑。
在资产阶级专政的环境下，无产阶级言论被监控的情况无法根治，不管换多少平台，不管平台标榜自己如何保护隐私，无产阶级的言论自由都始终得不到保障，因为资产阶级专政的黑手必然会伸到这些平台中去，竭尽所能地去控制它们，不能控制的就会去消灭它们。而标榜注重隐私的平台本就是资本家盈利的工具，与资产阶级政府做些利益交换也是十分普遍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要干革命，要用到外国社交平台搞组织建设，所遇到的安全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不是能够通过换平台就能规避掉的，极力追求绝对安全的组织工作环境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大背景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过于追求安全性而畏首畏尾反而会束缚组织工作的开展，更加不利于组织建设。只有当组织建设成为一个可以抗衡资产阶级政府的力量，才能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那时无产阶级所追求的言论自由和隐私安全才会真正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