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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法作为人的一种精神思想，是人的物质现实在观念上的表现。所以任何时代的法都是当时社会生产经济关系的反映，是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意志。妄图利用资产阶级的法去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只能证明机会主义者没有自己的意志，只是行尸走肉。
2：总有些保守派喜欢说要使用法律的武器进行合法斗争，那就是完全没有认识到法律以及制定法律的人的阶级性，所谓法制，就是统治阶级的人治，指望着阶级敌人真心实意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完全是痴心妄想。对于所谓劳动仲裁，即便能够成功，其中所耗费的时间金钱成本，以及事后造成的影响都是无产阶级个人所难以承受的，也就是形式上可行，实际上不行。
《工人日报》8月19日报道，有劳动者离职时被HR警告“不要轻易申请劳动仲裁”，有求职者因有过劳动仲裁经历被拒绝录用。在采访中，在北京市工作的韩雪谈到曾被HR这样“提醒”过。当时，她面临被违规裁员，在与HR的沟通过程中提起过申请劳动仲裁。于是，HR在与韩雪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劝韩雪不要提起劳动仲裁，原因是仲裁受理后，无论输赢都会在简历中留下痕迹，会被收录到某诚信联盟平台，严重影响接下来的求职和择业。“仲裁后，没有‘大厂’会要你。”在上海市顺利通过一家企业面试的王鑫就曾因有过劳动仲裁的经历，最终没能成功入职。当时，王鑫在面试成功后收到该公司的录用通知，但是该公司表示还要对王鑫进行入职前的背景调查，需提供身份证号并在线上签一份协议书，同意对其进行背景调查。两天后，王鑫接到该公司HR电话，得知他因有过劳动仲裁的经历，不符合公司用人标准，之前发放的录用通知无效。
劳动仲裁经历成为求职污点，资本家对求职者进行所谓“背调”（背景调查），这是整个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联合打压。 资产阶级内部虽然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在对付无产阶级时他们总是默契地站到“统一战线”上。《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说道：“为了对这个（共产主义）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资产阶级之所以要联合起来，就是因为剩余价值的瓜分是整个资产阶级参与的，它需要“市场秩序”的每一个环节不被破坏，这种“市场秩序”也就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秩序。 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他们要从工人身上获得产业利润、商业利润、银行利润、利息、地租等等，这涉及到复杂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和实现，这其中的各道工序本身就是工业化的。一个有反抗意识的工人，对资产阶级来说就是这条剥削流水线上一个坏掉的零件。为了经常性地把“坏掉的零件”替换掉，资产阶级就要维持一支劳动后备军，保持一支失业大军，以便于选择性地不雇佣那些敢于维权的工人，于是就能不断地压低工资。 “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这也正是赵国当权派鼓励生育、延迟退休的真正原因。
资本家哪里来的权力让应聘者提供身份证号？又哪里来的手段调查求职者的劳动仲裁经历呢？这就靠的是资产阶级的组织——政府。 赵国的垄断资本往往都和政府和警方建立的密切合作，这些国家机器就是资产阶级进行所谓“背调”的靠山。 马列毛主义者从来认为，法律和政府——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本来就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存在的。资产阶级法律为了保障资本主义生产秩序，最基本的一条是规定私有制，把极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划分给极少部分的人；进一步地，为了使法得到严格执行，还要通过资本来建立压迫无产阶级的政府、公安、军队、法院等等，它们代表的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意志。劳动仲裁，作为中修劳动法的一部分，本来就是在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这套“游戏规则”下设立的。资产阶级看起来是这场游戏的玩家，实际上是这场游戏的裁判，劳动仲裁的一切解释权都归资产阶级所有。 为了维持所谓的“社会秩序”，中修政府自然就要帮助资本家们对劳动仲裁进行“正义的围剿”了。
资本和中修对劳动仲裁的打压再一次揭露了未明子合法斗争路线的荒谬性和反动本质。 “合法”的劳动仲裁不仅救不了工人，反而会把工人打至更难以翻身的深渊。未明子以其组织“五四劳动委员”编纂的《劳动法学习实操手册》为傲，然而有经验的打工人立马就能识别这本手册的险恶用心。这本手册中的各宗“司法案例”经过精心挑选，在浩如烟海的维权失败案例中捡出几条维权成功的，使读者产生“劳动法是可靠的”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然而当劳动者真正按照这本手册进行实操时，立马就能发现现实中的维权根本不可能如书中案例那样顺利，劳动者的声音不仅得不到回应，反而还会被资方和官方威胁。未明子处心积虑编纂一本《劳动法学习实操手册》，就是为了树立劳动法的神话，掩盖法律的阶级本质，洗白中修政府压迫劳动者的罪行。马列毛主义者在融工中虽然也要为工人普及一些关于劳动法的知识，但是同时也要对劳动法进行政治揭露，使工人明白劳动法是不可靠的，一方面，它的很多条款本来就是维护资产阶级、打压无产阶级的，另一方面，它那些看似“为劳动者维权”的条款也无法得到实现。
随着赵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加剧和帝国主义腐朽性的加深，资本家和政府公然违反劳动法案例必然会越来越多，这一方面将进一步暴露劳动法的虚伪性，另一方面又使人看到剥削压迫背后的资本主义不治之症——经济危机，从而看到问题的根本——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因为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商品越来越多、越来越贵，而劳动者消费水平又越来越低，导致商品堆积卖不出去，企业就面临破产，此时不得不裁掉更多工人、或者迁厂。工人面临失业，就会起来斗争，而这些斗争往往都是中修所谓“违法”的“寻衅滋事”“恶意讨薪”，并且遭到镇压。根据中国劳工通讯从主流媒体上搜集到的数据，赵国2024年上半年工人集体斗争事件共719起，高于去年上半年的696起，接近前年全年的数据（831起）。这719起事件中，有41起遭到政府和警方的镇压，工人被打。曾经著名的东莞裕元鞋厂大罢工，是改革开放以来赵国规模最大的罢工运动，共5万余工人连续进行了22天的大罢工，最终资方叫来了两车武警做打手，不少工人领袖被打至残疾，特警、防暴警察空前出动，封锁工厂，给工人施压，罢工最终宣告失败。东莞裕元鞋厂资方本来是台湾资产阶级，但是在镇压无产阶级这件事上，台湾资产阶级和大陆警察就联合起来了。如今，赵国劳动者和政府、警方发生冲突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
劳动者受压迫时真正可靠的力量不是劳动仲裁，而是无产阶级的组织，这种组织就靠先锋队去搭建。 在阶级矛盾已经空前尖锐的赵国，革命高潮之所以没有来临，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没有组织起来，组织是导致革命的最后一项物质基础。革命党组织应当系统地分派组织成员到全国各工业区去进行融工工作，建立半公开的工人小组，并同受群众支持的工人代表建立密切的地下关系。在这种群众组织建立的最开始，就应该着手筹备工人的武装组织，这是群众把组织当做坚实靠山的基础。 因为在最一般的斗争当中都会轻易地上升到械斗的地步，更不要谈大规模的城市暴动了，如果不建立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则不能让本来就经常和警察发生武力冲突的工人感到你是可靠的。2022年底的郑州富士康工人运动中，富士康工人面临警察和防疫人员的包围，利用火焰封锁道路，用灭火器回击警察的催泪瓦斯，掀翻了前来镇压的警车，砸坏了富士康那些压迫工人们的领导的车辆，警察和防疫人员节节败退，有工人在斗争中英勇牺牲，但是为每位工人争取到了一万元补偿。在2023年初的重庆大渡口中元汇吉药厂工人罢工中，2.5万工人劫持黑中介，围堵前来镇压的特警武警，警方的力量在工人面前螳臂当车，最后资方不得不答应兑现本来承诺的待遇。这些例子虽然只是无组织的、经济主义的暴力，但是已经足以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下，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暴力则应当是更强大的。这种有组织的武装应当在一般的“革命低潮”时期就开始筹备，否则就不能在革命爆发的时候迅速行动。
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条件下的法律，是镇压资产阶级，并承认无产阶级造反有理的法律。 在1966年底安亭事件中，上海工人造反派串联形成跨行业造反组织“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上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定的“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否认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合法性，工人欲乘火车到北京告状，先后受阻于南京和安亭。11月11日，张春桥同志前往安亭同工人谈判，同意工人造反派提出的五项条件，签订安亭宪章，承认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组织，从此就从条款上确定了工人政治造反的合法性。在1975年宪法中承认了工人的罢工自由，而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宪法则取消了工人的罢工自由。可见，社会主义法律和资本主义法律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劳动法”在条款上写得有多漂亮，而在于哪个阶级专政这个根本原则的问题。 在毛主席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根本不存在“求职”的问题，更就不存在“劳动仲裁成为‘污点’”这种卑微的求职姿态。1966年，时任劳动部长在刘少奇指示下实行合同工制度，通过保持一定数量的雇佣工减少资本的支付，江青同志对造反工人们说：“都让他们当合同工去，你们解雇他们！”真可谓天翻地覆，一切反常。资本主义社会中踩在劳动人民之上的资本家、官僚，却反过来被劳动人民踩在脚底下了。现在，我们就是要再次把赵国翻转过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