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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正如毛主席所说，水浒好就好在投降，让我们看到了投降派没有好下场。机会主义在口号上喊的震天响，但是却又无比想得到统治阶级的“拉拢”，甚至不惜做统治阶级的鹰犬，正如水浒传中宋江打着替天行道的口号，背叛农民阶级征讨方腊一行农民起义军，在现实中此等机会主义者并不在少数，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清醒的认识机会主义的投降派嘴脸。
2. 路线问题是关乎革命事业前途，革命组织存亡的关键问题，历史上无数惨痛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被机会主义分子篡夺了领导权，革命就会失败。 而正如文中所分析的，在一些情况下机会主义者的伪装性是很强的，如水浒宋江一般以“兄弟义气”作为幌子的机会主义者，就葬送了轰轰烈烈的梁山农民革命运动， 马列毛主义者要加强理论学习和斗争实践，识别和批判机会主义分子，确保革命组织路线的正确。
首先需要说明，笔者对《水浒传》的研究十分有限，远不及深入研究水浒的学者。水浒成书于明代，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无论是作者还是书中人物，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因此，笔者仅进行简单的读后分享，探讨其中对当今革命的启示，如有错误，还望指正。首先，《水浒传》究竟是怎样的故事？在笔者眼里，水浒讲述了在一个腐朽不堪的旧社会压迫下，一群人因自发的反抗而团结在一起，但因被机会主义篡权最终走向悲剧的故事。
谈到水浒，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宋江。作为水浒的核心人物，他是一个复杂的角色，称其为水浒的“主角”也不为过。宋江的一系列“改革”彻底改变了梁山泊。
路线的变化，改旗易帜
从宋江上山开始，梁山泊的招人方式就有了变化，在早期，梁山泊的好汉多半是因为遭受冤屈、官逼民反、走投无路才被逼上梁山。这些人因为社会的不公和政府的腐败，固然是想推翻这腐败的朝廷，但在宋江成为梁山首领之后，一些新好汉是被梁山逼上梁山的，而非自愿。 在这里面首当其冲就是朱仝，
朱仝原是郓城县马兵都头。他曾在晁盖劫生辰纲后，悄悄释放晁盖等人，又在宋江杀阎婆惜后义释宋江。因释放雷横，他被刺配沧州牢城，在那里深得知府信任，尤其是知府四岁的儿子小衙内非常喜欢他。梁山派人劝说朱仝上山，但他婉拒。不料，李逵不慎将其误杀。朱仝悲愤，与李逵争斗，最终被引至柴进庄内。因无处可去且受梁山众人劝说，朱仝无奈被逼上梁山，后在李逵下跪赔罪后才逐渐释怀。
可以看出，此事件中，李逵只是个杀人工具，宋江等人才是主要策划者，宋江这么做，笔者认为有这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宋江需要梁山泊从以前的被动变主动扩张势力。
另一方面，在宋江看来，梁山泊如果要从一股草莽势力转变为被朝廷认可的“合法力量”，就需要有更多有背景的人加入，尤其是那些曾经在官府中担任职务、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这些人上山后，因为曾经是朝廷的一部分，自然更容易接受招安的想法。像朱仝，本身就有较强的“忠义”观念，他们加入梁山后，虽然是被逼无奈，但因内心依然保留着重新回归朝廷的幻想，所以在后续的发展中，他们肯定会支持宋江招安的主张。宋江通过这种方式持续增加梁山中支持招安的力量，为未来的招安铺平道路。从这时起，部分新好汉是被梁山逼上山的，而不是自愿加入。这一批人因其阶级本性即封建地主阶级世界观，本身对朝廷也有极大的依恋。
宋江的阶级本性
宋江的一切行为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上都是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他从始至终都是地主阶级的一份子。
宋江临死之前曾自白“余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失陷于罪人……”所谓“自幼学儒，长而通吏”说明宋江自由幼便侵染并继承了封建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尤其是那套忠孝仁义的孔孟之道。
他也没有当过一天农民，从未感受过佃农的艰辛，所以绝不可能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他虽然受农民起义的感召，加上自己犯了命案，受到诬陷，上了梁山，但面对真正的农民起义，推翻腐败的朝廷，他固然会抛下这单薄的正义感，拼命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
比如面对晁盖通风报信时，宋江想的是他们“犯了滔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直到临死之前他还在感叹自己“不幸失陷于罪人”，这更是暴露了他对农民起义的刻骨仇恨，“罪人”其实就是他对农民起义军的真实态度，这点从始至终没有变过。尽管书中的宋江极具个人魅力，但无法掩盖其本质是一个混入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地主阶级破坏分子，并出于自己的阶级本质而推行投降路线。
也是自宋江取得梁山“第一把交椅”之后，曾经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以林冲为首的“造反派”逐渐边缘化。（当然这里面可能也包含作者写作顺序的关系）后面宋江放走高俅，还跑到李师师、宿太尉那里打通关节，行使贿赂，一系列行为虽然引起“造反派”的不满，但都难以干涉，梁山泊的路线已经转变，结局已经注定。
同路人与革命者
前文提到，宋江通过吸纳像朱仝这样的有社会地位和忠义观念的好汉，逐步为梁山泊的招安铺路。这些曾经在官府任职、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本身对朝廷有着天然的忠诚，即使他们因各种原因被迫上山，但他们心中对朝廷的忠义和体制的认同从未消失。这类人加入梁山后，虽然在反抗的表面阵营中，但“人在朝廷，心在汉”内心深处是反对革命的。这使得他们在革命高潮时一有机会便会倒向招安改良一方。
这让笔者想起这几年来，一些地方公务员因工资欠发而进行维权罢工的事件与近日唐山大人时间民警网上实名举报事件。
在未来，随着经济危机波及范围愈发广泛，以及特色自身腐败的体质（比如特色的问责制，说是追责，实际上就是出事之后将责任全部推卸给基层公务员），许多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中上层（如大学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等）因为也受到压迫，生活再生成成本也越来越高，他们会有一部分加入革命的队伍。他们虽然具有一定的斗争性，却缺乏坚定的革命性；他们在革命高潮时期虽然会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可是，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又和统治阶级一样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以，这一阶级自身的二重性，决定了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只能是革命的同路人，很难成为彻底的革命者。另外，由于中小资产阶级整体的社会地位更接近于资产阶级，这个特点，决定了他们更为认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当中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在政治上的投机性、妥协性和动摇性非常明显。
宋江的迷惑性
宋江其人在革命队伍中是极具迷惑性的，宋江最善于的就是利用私人感情拉帮结派，最终达成自己招安的目的。
不过这里需提一下，对比小说，央广版水浒对于宋江的刻画是有很多不足的，以至于宋江这个角色在央广版水浒提现得假大空，迷惑性并不强，甚至光是看电视剧的话，观众也很难喜欢上宋江，但是小说里，宋江作为灵魂人物，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以至于在初读水浒时，我们很容易仅仅把梁山泊的失败归结于宋朝的腐败无奈，而忽略宋江的问题。
正如前文所言，宋江在小说中的形象是十分正面的，小说中的宋江极具个人魅力是不可否认的，他的忠义，乐善好施是赢得众多好汉的信任的根本。但是当我们抛开对于宋江的个人崇拜，从革命组织建设的视角来看，宋江的忠义也是他政治手腕的表现，我们不能忽略宋江实际上是利用这种“忠义”在组织中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
李逵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作为梁山的“造反派”，
李逵其实是很激进的。“杀去东京 夺了鸟位”多么慷慨激昂，李逵出生贫苦，和母亲兄长受尽压迫自然对官府和朝廷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然而，由于对宋江的个人感情，李逵最终迷失了方向，屈从于宋江的招安策略。李逵和梁山一众“造反派”好汉们的悲剧揭示了，我们不能把对革命的忠诚，变成对某个领导者的私人感情，这是危险的，会使自己迷失政治方向。
好就好在投降
笔者认为，水浒这个故事对我们未来的革命具有重要启发。在当今中国的革命中，“投降派”“宋江们”仍然存在，他们往往以“三农专家”“公益小组”等形式出现。这类人看不清或不愿看清如今特色政府的真实面目，仍对统治阶级抱有幻想，或是被私人感情蒙蔽，看不清其阶级本性，最终迷失政治方向。小说《水浒传》中，梁山泊悲剧的结局就是这些原因所导致的。
《水浒传》是一部优秀的小说，宋江更是一位极具复杂性、深刻而鲜活的人物。宋江通过与梁山好汉们建立的“私人感情”，最终达成了自身的目的，也给梁山泊招致毁灭。这看似荒唐，实则在过去甚至当今的革命中都曾出现过。特别是随着社会矛盾愈发尖锐，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愈发高涨，总会有机会主义者想要篡夺革命领导权。越往后，他们的欺骗性就越强。想要真正战胜机会主义者，仅仅是一腔热血是不够的，需要的是对于革命理论，民主集中制的透彻理解，最终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揭露，战胜隐藏在革命者中的机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