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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本文以详尽的统计数据证明了中修资产阶级是如何欺骗劳动群众进行他们的复辟把戏的，以及等到劳动群众发现不对劲后又是如何从宣传方面为自己辩护的。走资派就是这样逐步地夺走了广大无产阶级的权，让劳动人民吃了第二遍苦！遭了二茬罪！
2、分散的小生产为资本服务，修正头子们这样不遗余力地借政治手段来强行逆转农业集体化的进程和方向正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复辟而服务的，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对于历史的倒行逆施，彻底将农民又困在小生产上从而剥夺了其社会参与权，使得农民和工人作为天然同盟同吃二茬苦。
序
在之前的农民工的前世今生中我们提到了，工农联盟的瓦解是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而这个改革就绕不过中修当局所奉为神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大家所俗称的“大包干”。
“大包干”的出现与推广彻底打破了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大寨经验中所遵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大队核算”和“标兵工分、自报公议”也被逐渐废除，随着改革春风吹来的是农村上的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农民不在作为一个有纪律有组织的政治群体而被重视，原本统一的农业发展瞬间四分五裂。
大包干（gàn）还是大包干（gān）
在中修的宣传口径下，很多人忽视了这个读音的问题，许多人将这个字念成了“干活”的gàn ，而非“干净”的gān 。正是这个小小的细节，使一种错误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大多数人把他读成“gàn”，是以为“大包干”是把自己承包了之后就会赶紧干活，能提高效率，增加产量，这与中修所吹嘘的神话传说不谋而合。但事实上，应该叫做“干净”的gān ，仅仅是将集体的财产分干净的意思而已。
可是这样的解读不就是分田单干的倒退吗？这不就是私有制的复辟吗？所以中修既不纠正这个读音也不大肆宣扬“大包干”这个俗称，仅仅不断的强调这个更有迷惑性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众多学者的解读下，认为联产承包对应着中国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联产代表着集体、统一，承包的意思则是分到户，仿佛“联产”这个词天生就是高效的、先进的一样。可实际上，“联产”其实是当时的笔杆子在鼓吹改革的时候创造的一个术语，联产的意思是收入联系产量，干多少就能收入多少，更加恶毒的是，为了让这个名词显得更加人畜无害，他们经常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按劳分配”做联系，仿佛这个私有制下的“联产”就是“按劳分配”换了一个说法，庸俗的认为二者是同一的。
由此，我们可见当时中修集团所做的绝大努力，他们想方设法的迷惑与误导群众，减少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阻力，从生活的每一个细微入手，将集体资产分的一干二净，还创造出了这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神话传说。
联产并非经济账而是政治账
在《诚食讲座第2讲 | 许准：包产到户40年，中国农村怎么样了？》这篇文章中举例：
从1956年建立起高级社到1980年集体经济开始被瓦解的这一时期，粮食单产每年平均增加2.79%
从1984年整个农村改革完成一直到2018年这一段时间当中，单产效率的增长却是非常缓慢的，单看粮食的话可能年均增长率只有1.3%
在宏观尺度来看“大包干”并没有那么大的魔力能使群众吃饱肚子，提升产量，因此中修更多的是宣传另一种尺度，即1980——1984年，在这阶段粮食单产每年增长超过7% ，仿佛这就是“大包干”增产的铁证所在，甚至著名的学者林毅夫都为它站台，他拿到了官方的统计数据，做了一个研究，结论是8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效率的增长，这其中有一半是包产到户的贡献， 坚定的鼓吹那一套资本主义复辟的路数。
可实际上，国内外质疑的声音从未停止，美国学者利斯金就假设，中国农业在1980-1984年的产量增长是因为1984年彻底取消人民公社，地方上公社时期的粮食储备一下子被农户瓜分了，而这个被瓜分的部分也被计算进了当年的粮食产量中，所以1984年出现了如此大的增长。虽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实这一假设，但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质疑之声。
农业的增产提高依靠的是良种、化肥、水利设施。首先是良种，1973年，以袁隆平为首的科技攻关组完成了三系配套并成功培育杂交水稻，实现了杂交水稻的历史性突破。其次是化肥，在七十年代初期，中国通过“四三方案”进口大量的化肥设施，直到70年代末期毛主席去世之后，这些设备才真正投产，才开始推动农业生产。最后是水利设施，从1952年到1980年的近三十年间全国各地修建大型水闸241座，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6000座，塘坝640万处，总库容量达4000亿立方米；建设万亩以上灌区5000多处。
可以说文革时期由人民公社积累的全部农业技术和生产开始发挥作用促进农业生产的时候，人民公社就被中修官僚们瓦解了。
在文章中更是举出：
70年代末期开始，政府大量提高普通粮食收购价格。如果农民生产的粮食超出了上交国家的份额，那么他剩余的粮食的收购价格被提高了50%
国家同时还下调了农村粮食的统购数量。
这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即便你的粮食产量没有什么变化，你的收入都会增长
这是对农民的大规模补贴，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对农民的收买。
而后文章通过统计学的经济账更是瓦解了“大包干”的神话传说，文章写道：
1982年的数据实际是1982年12月31号的统计结果，但是当时很多情况是秋收之后，生产队才实行包产到户。这意味着，1982年的生产数据名义上是包产到户之后的产量，但是实际上当年1至10月的生产主体却都是村集体。如果我们将林毅夫的统计数据滞后一年，也就是把1982年12月的统计数字放入1983年的数据里进行分析，这样可以确保避免将集体误认为个人。
经过调整之后，最后的结果就会发生变化：模型当中的其他系数、变量、标准差都没有改变，只有包产到户这一个变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系数变得很小，从统计学上说它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
由此可见，“大包干”从来就没有增产增效的作用，而它的真正目的就在于瓦解工农联盟，瓦解农村的政治力量，使得农村四分五裂，将农村变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支点，从而撬动资产阶级的力量，来击垮工人阶级，完成复辟大业。
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复辟
中修如今的宣传小岗村的口径是农民宁愿顶着掉脑袋的风险也要搞包产到户，是中层的官僚唯唯诺诺不作为，最后中央青天大老爷降临凡间，拨乱反正，肯定了村民的做法随后农民群众竭诚欢迎，一场自下而上的大改革轰轰烈烈的开始了。
可事实真是如此吗？电影《决裂》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视角：
中央工作组派钱秘书去山边大队贯彻“三自一包”，李金凤和龙国正与工作组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龙国正面对被开除党籍和撤销学校的风险依然坚持斗争。可惜电影给出的结局虽好，实际上却不然。
在1980年邓小平直接表示“包产到户要搞一搞”，可是上海当时明确提出“不分田，不分口粮田，不搞分产单干”，跟中央对着干。引来的是中央的强烈批评，上海被迫取消了“三不”。北京则更是如此，人民公社的良好发展使得政策很难推进，而当时有一个“冰棍队”社员的收入连根冰棍都买不起，因此率先开始了“包产到户”，胡耀邦看到了这个案例后立刻批示：“据我看北京郊区还有些干部对责任制不通，甚至以各种借口来抵制，这一定要教育过来。”这样北京的“包产到户”就在胡的指示下推广起来。
不仅如此，有些党员意识到分田单干的私有制好处，利用手头的权力开始了寻租之旅，典型的如河北省的白石，在包产到户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搞农村技术研究的副处级官员，但是他坚定的鼓吹包产到户，迎合了当时的宣传需要，于是他一路高升，直接升至省委常委，甚至还写了文章自卖自夸叫《从副处一步跨到省委常委》，可见无耻之尤。还有便是在杜润生的回忆录里面都曾直白地提到，在很多地方都是胡耀邦这样的重要高层政治人物亲自下去推，甚至直接更换地方领导人才实现包产到户的。
结语
如今的中修宣传也不会浓墨重彩的宣传“包产到户”、“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的词句了，意图通过“文革时期，农业是停滞的，并且将停滞的原因归结为‘左的错误’，甚至使用了‘极左的错误’这种表达，而后的‘三自一包’和‘大包干’挽救了党和国家，为改革开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完成了阶段性的历史使命。”这样的一种盖棺定论来掩盖真相，迷惑群众。
人们往往谈到这段历史便不假思索的说是复杂的、曲折的、难以论述的，并给出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又毋庸置疑的数据来证明他们的正确性。而群众则一股脑的接受了这样的不符合事实以至于胡言乱语的谎言，直到今天还争论不停。
我们作为马列毛主义者，面对这样的乱象面前就要坚定信念，用阶级斗争理论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去认识这段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用最坚定的话语明确的指出：这场由中修自导自演的，瓦解工农联盟的鬼蜮伎俩是骗不过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虽然我们一时的失败了，但这种资本主义复辟的戏码绝不会继续发生了，整个社会的无产阶级已经自发的斗争起来了。我们认清了瓦解工农联盟的伎俩，就要坚决的揭露与批判，对广大的无产阶级做灌输，引导无产阶级走向自觉斗争，直到夺权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