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说的左派、右派，是从对社会阶级的立场角度而言，即左派指以下层阶级（工人农民等等）为本位，而右派指以上层阶级（买办、小资等等）为本位。主张阶级革命、下层阶级推翻上层阶级的，为左派；主张维护旧秩序，保持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统治的，为右派。
我原来也一直认为，在西方，左派、左翼都是指国际主义、自由主义、反民族主义，如欧洲及日本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本国民族主义的死敌，而各种形形色色的所谓绿色和平组织、宣扬极端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政治派别也都被公认为左；右派、右翼则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极右的纳粹主义就不必说了，就看当今美国，布什代表的就是右派，主张维护传统、国家至上、对外扩张、限制个人自由等等，而代表左派的克里则正相反，鼓吹极端自由主义，同性恋结婚合法、妇女堕胎合法等等。
那时我一直对中国的左派右派的概念与西方的截然相反感到不解并坚持认为中国是搞反了，应该“与国际接轨”，把左右概念颠倒过来。但是后来网友“儒家弟子”的一段文字令我茅塞顿开：
在西方的语境中，“右翼”代表着爱国／民族主义，“左翼”代表着世界／国际主义。可是在中国，这两个词汇的含义恰恰颠倒了过来——“左派”代表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右派”代表着世界主义。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下认为，是因为中国一直没有产生一个独立而强大（足以与外国资本分庭抗礼）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右派，实际上是外国资本势力及其买办的代言人。这种右派当然不可能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基石，相反，他们是中国民族主义最凶狠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与右翼的死对头——左翼结合，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这就是为什么“左派”、“右派”这两个术语在中国的语境中的含义与西方大相径庭的根本原因。
不仅中国，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其右派——也就是传统的社会上层（所谓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等等）——都有投靠、勾结西方侵略势力的性质，故而一般都不会是民族主义的代表；而左派——即社会下层——则由于受到了外国势力的压迫，则表现出民族主义倾向。与之相反，在西方国家，由于拥有强大的资产阶级，可以而且一直在对外掠夺中获利，因此支持民族主义；而下层人民则感受不到外国威胁，只受到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因此轻易陷入马克思主义那种国际主义之中。
问题真的很简单。左派右派的划分，原本是从社会阶级革命角度而言，但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它们被附加上其他的含义。在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强大的、对外扩张的资产阶级，因此西方的右派往往成为本国本民族利益代言人，而民族主义也就往往选择与右派结盟——意大利法西斯、德国纳粹及日本军国主义都是以与右派结盟的方式上台执政的（如纳粹党与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结盟，为了这个联盟它甚至还把主张暴力革命的冲锋队清洗掉了）。西方的下层阶级由于不会感受到外国势力的威胁，只受到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因此轻易被马克思主义引诱而走上与别国无产阶级联合反对本国政府的道路，从而轻易受到诸如莫斯科之类共产主义大本营的操纵而成为本国民族主义的死敌。这样延伸开来，也就不难理解左派右派的附加含义，左派由于信仰国际主义，往往就走向了极端化，反对民族主义的一切，反对如民族传统、民族国家高于个人、民族利益至上等等价值观，因此，西方形形色色的左派势力皆表现出强烈的甚至是变态的自虐反民族特征。而右派则与之相反，这里就不重复了。
在中国，民族主义也曾尝试与右派结盟。辛亥革命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曾希望与军阀、地主及西方列强合作，一起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但是惨痛的教训令孙中山觉醒过来，熟悉到中国右派是民族主义的敌人，从而转向与左派结盟，选择苏联和中共。
孙中山过早的逝世后，蒋介石上台，他背叛了孙中山的左派路线，重新选择了右派。没人能否定蒋也是民族主义者，但他的社会关系却具有浓厚的右派背景，他只能与大地主和买办阶级结盟。当时的中国，蒋一度是民族主义者心目中的伟大领袖，甚至被看作中国的希特勒（结束国家混乱，重建国家秩序，实现民族复兴的铁腕领袖），无论暖和的或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都将希望寄托于他。
然而，由于中国的上层阶级所具有的软弱性、媚外性，蒋介石和国民黨最终令民族主义者大失所望，首先在抗日战争中充分表现出腐败无能，抗战胜利后，又沦为美国的附庸。在那个过程中，中国民族主义逐渐与右派分道扬镳了。
再来看中国共产党。最初的中共与欧洲日本各国的共产党一样，唯莫斯科马首是瞻，阶级利益高于一切。但是中国这样的国家，下层人民除了受到本国上层阶级的剥削压迫之外，更能强烈感受到外国势力侵略的痛苦，因此往往激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同时，中国这种世界大国的国情复杂性也是德国日本等小国所不可比拟的，莫斯科不可能永远控制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因此，代表本土的毛泽东取代了代表共产国际的王明，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背离了欧洲马列正统，从城市工人起义转向中国传统的农民战争。这也标志着，中国左派开始尝试与民族主义结盟。
后来，抗日战争给了中共生存壮大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它也把自己妆扮成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表，把越来越多对国民黨和右派的软弱无能不满的民族主义者团结到了自己麾下。抗战结束后，美国的介入更令民族主义者一致选择了左派，并最终使中共战胜国民黨，接管了中国。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很多人认为中共是受莫斯科操纵的，因此也是民族主义的敌人。没错，由于俄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国家，又是世界大国，且地理位置居于欧亚之间，因此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不受莫斯科影响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毛泽东领导中共以来，在很长时期内也仍然对莫斯科、斯大林表现出可以说是“屈膝献媚”的态度。那一方面是毛泽东虽然是民族主义者但终究也信仰马列（虽然他将马列改造为自己所用，但其基本理论仍是马列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环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中共的胜利，主要是自己奋斗的结果，莫斯科甚至还起了阻碍作用——斯大林反对中共跨越长江，主张国共“划江而治”；苏联大使是最后离开国民政府的大使，等等。斯大林很清楚，对于中国这样的世界大国来说，马克思主义也无法使它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和国家利益，它与俄国一样，将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一个指挥者，而不会像欧洲小国那样受莫斯科调遣。事实上，后来毛泽东的确与苏联决裂了，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他不能忍受另一个帝国的支配。而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天朝国威，抗美援朝是一个开始，此后中国国际地位迅速上升，通过与苏联、欧洲截然不同的毛氏共产主义指导思想，更成为第三世界人民心目中的灯塔，一度是“万邦来朝，四夷宾服”。
毛泽东把握中共领导权，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与左派结盟的正式开始（孙中山那时只是尝试，更多的停留于理论上），而中共统治中国，则标志着左派以与民族主义结盟的方式上台执政了。注重，是“左派以与民族主义结盟的方式上台执政”，而不是孙中山当年希望的“民族主义以与左派结盟的方式执政”。
这里顺便说一下，对于俄国那样的国家，无论左派右派都可以与民族主义结盟。俄国的国情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沙俄是列强之一，还长期是与英国争霸世界的数一数二的强国，拥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但另一方面，它在社会经济上非常落后，保留着封建农奴制度，工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也受到西方一定程度上的剥削。因此，俄国无论上层阶级还是下层阶级，无论沙俄还是苏俄，无论沙皇还是苏共领袖，都具有强烈民族主义，都是大俄罗斯主义对外扩张的积极推动者。
现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早已经破灭，但是社会阶级依然存在，阶级矛盾依然尖锐，左派依然要求革命，甚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依然不乏其人。而右派呢，现在春风自得，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果实，正要求着进一步扩大其利益，使中国完全融入以美国为领袖的所谓“自由世界”、“民主阵营”。
不愿正视社会阶级的客观存在和阶级矛盾的尖锐性，盲目鼓吹搁置争议或阶级调和，是不现实的。民族主义无法回避阶级问题。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又开始复兴，这也就要求我们回答这个老问题：左派和右派，我们选择谁？
当今中国仍然是第三世界国家，广大人民仍然深受外国资本剥削，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弱小。从这方面来看，与国民政府时期没什么本质差别。
李理在《第三条路》中说得好：处于“新殖民化”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他们若不想死跷跷的话，就应：消灭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代理人（买办），和官僚资本，一律没收为国家（全民）所有，对于民族工业中的大型私营企业，以国有资本控股的方式进行控制和扶持，对于中小型的私营企业要鼓励和引导，答应一定程度的雇佣和剩余价值。它答应一定程度的剥削，即答应雇佣劳动，扶持（但控制）民族资本的壮大，同时不让劳动者和雇佣方的关系紧张化，要由国家权威来防止出现“包身工”。不使民族资本为了商机、市场、经济利益而背弃民族大义、投合低级趣味。也不让民族资本控制国家政权，士阶层要高于商阶层，而不是西方自由主义式的商阶层至上、政府成了资本家的工具。
民族主义本身不属于左派右派范畴，左派右派都是阶级本位的，而民族主义是民族本位，二者本质不同。但是，社会是有阶级的，民族主义要成为社会力量，具备现实影响，就不能回避阶级问题。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由于拥有强大的、对外扩张的资产阶级，所以民族主义往往选择与右派结盟的方式进入社会，而在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只能选择与左派结盟。中国的上层阶级，就其整体和客观属性而言，受其阶级利益所决定，必然是反民族主义的，主张投靠西方的，民族主义者假如选择与右派结盟，就像孙中山早期及蒋介石时代一样，必然失败。
中国仍要回到孙中山先生晚年的路线上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是中西合璧的成果，人类政治文明的瑰宝。与左派结盟，也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必走之路。
鸿鹄2006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