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果断维护国家主导和组织经济发展的权威！<?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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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高尚全的歪理邪说
杨连旭
（2006年3月19日）
虚化国家主导经济、弱化政府组织发展的职能，这是鼓吹行自由主义政策人士的重点工作。
近来，这套歪理邪说又在以改革的旗号出现。
由于这次是针对民生问题而提出的，所以此时这套歪理邪说颇能蛊惑人心，也就有了更剧烈的危害性！
（一）
“政府职能归纳起来有3句话，第一，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第二，政府是环境的主要创造者，企业和老百姓创造财富，政府创造环境；第三，政府是人民权利的维护者。”
“国家财政过去主要支持国有企业，主要支持重点工程。现在要调整过来。”（《改革如何实现新突破:访经济改革研究会长高尚全》，《强国论坛》2006年3月19日15：36：14）
这是在信口雌黄，误国害民！
自国家产生，即使是西欧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也从来都是由国家主导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是经济发展的先锋队，承负着组织发展的重要职能。
假如说从古中国成为“天下第一”，直到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这期间还是处于各个文明独立发展的自然选择阶段，那么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开始，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自觉行为了。
总坚固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各国经验，共同的规律是：
由国家主导，政府行使职能，非凡爱护科学技术、重用科学家、发展教育事业，一方面发展基本工业，另方面以实现最科学技术创新和创新成果的产业化为突破。
且不说，当初无论是哥伦布、达·伽马，还是麦哲伦，他们的地理大发现都是在民族国家的资助下完成的，就说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在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发展中形成的非凡爱护科学的社会氛围基础上，不仅设立科学奖学金制度，鼓励发明创造，而且彻底改革教育，开办国立学校，同时答应科学家思想自由，启用他们出任政府实权高官。
1775年，法国科学院悬赏一万二千法郎，鼓励研究新制碱方法。1789年路布兰研究成功后，时值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动乱，结果由英国率先采用。于是，拿破仑执政后亲自下令将其投入工业化。
法国如此，其他各国也不甘落后。
尤其德国，更是紧随其后，由政府主导不仅彻底改革教育、非凡重视科学，而且直接干预经济，促使科学与工业的结合，发展起新兴产业，实现了二次工业革命，赶超了英法两国。
1825年，英国建成世界第一条商业铁路后。随后，美国政府决定，每修筑一英里铁路，对铁路公司不仅划拨沿线路两旁各十英里的土地，而且补助一万六千到四万八千美元。至1913年美国铁路已达四十万英里，占世界总长度的一半。
1844年，由国会提供资金，美国艺术家莫尔斯在华盛顿至巴尔的摩之间，架设了世界第一条有线电报的线路，将其研制成功的电报机投入了实用。
……
就是这样，美国“国家用私人和企业无法比拟的人力、物力，大力组织和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政府提供的科研经费大约占全国科研经费的百分之十九（其他主要由私人企业提供），战争期间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三”（申漳：《简明科学技术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7月，第293页）。
就是这样，从1807年起，美国不仅广泛地引进欧洲的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迅速完成了基本工业建设，而且通过开发通讯信息、石油和交通为主的新产业，形成了新产业群，跃居世界工业第一。
苏联成立之初，就在列宁关于“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思想的指导下，通过组织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开发军事和航天产业，推进了工业化的超速增长，成为两霸之一。
日本在战败后，充分利用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进行的投资，政府通过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倍增计划”，迅速重建了基本工业，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以节能技术为产业化为突破，实现了超速增长，险些赶超美国。
所以，只有由国家主导政府实行非凡爱护科学技术和科学家、以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为目的发展教育事业，一方面巩固和提高基本工业，另方面还必须以极力实现最新科学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为突破，才能实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二）
“因为体制上的原因，过去有的地方埋头埋头抓GDP，搞发展，对公共服务重视不够，导致公共供给严重不足。” （《改革如何实现新突破:访经济改革研究会长高尚全》，《强国论坛》2006年3月19日15：36：14）
这是在颠倒黑白、信口开河！
今日之中国，各级各地政府所发生的问题决不是什么“埋头抓GDP，搞发展，对公共服务重视不够”的问题，主要是急功近利胡作为、谋私腐败乱作为、拈轻怕重少作为和无利可图不作为的问题。
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强调：
“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44页）
可为什么还会出现教育产业化、医疗乱收费，民众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问题呢？
因为这样做主管部门和学校、医院及人员有利可图；因为普及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政府不仅要投入，而且任重道远。
1992年，邓小平强调：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的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8页）
再看看各地各级的政府，至今为止又有几个是在谋求高科技领域的突破呢！多数是在忙着旧城改造、形象工程、星级宾馆、旅游餐饮、出国考察……，等等，这些现实得利、简单易行的表面工作。
当印度正在为10—15年后的计算机化而努力之时，邓小平也在强调，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
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各地各级又有几人如此做了呢？
孙子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赶超就是竞争，就是较量，就是斗智斗勇。在实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赶超中，“以正合”，就是必须进行艰苦的基本建设；“以奇胜”，就是在高层次上实现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就是实现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先锋队作用，首先表现为主导科学技
术的创新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决定着国家发展水平。
当今时代，假如没有先进而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要想实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那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将发展速度提高到什么程度，也只是在先进国家后面的跟进。
可据国际权威机构评估，中国的科学技术竞争力在世界的排位已经降至25名，并且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
分析其中的原因，就是：由于发展科学技术不仅需要高素质和高知识才能实施有效治理，令多数领导干部望而生畏；而且又不能在近期显示出政绩，更不如大兴土木有私利可图。
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国家没有将科学技术工作列为各级政府的主要任务和考核内容。
这样，为了巩固和提高自己利益而努力奋斗的人，是断然不会做这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
看看各级各地政府首长的地位和工作分工，科学技术和教育工作在我国所处的实际位置就一目了然了。
于是，“科教兴国”战略尽管各级各地都喊得有声，就是干得无色，真正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三）
“政府是环境的主要创造者，企业和老百姓创造财富，政府创造环境”
“国家财政过去主要支持国有企业，主要支持重点工程。现在要调整过来。国家财政要主要用于公共服务，主要用于社会公平，比如公共医疗、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险，等等。”（《改革如何实现新突破:访经济改革研究会长高尚全》，《强国论坛》2006年3月19日15：36：14）
针对现存的民众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问题，这话貌似有理。可实质上却是在强暴民意，挟民自重，以压迫党和国家、放弃主导发展的职责，达到保护腐败、弱化政府、推行政治经济自由化的目的。
以往的体制，国家财政也是主要支持国有企业，主要支持重点工程，但公共医疗、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险各项事业却同样蓬勃发展。可见，国家财政支持国有企业、支持重点工程并不是导致社会不公平的原因，
那么，现今财政资金为什么不能保证社会公平了呢？因为冗员和腐败！
看看现今的官民比例；
看看现今各个衙门和公有制企业吃喝玩乐的费用；
再看看现今贪官污吏的所贪所贿；
再看看现今国有资产的流失；
……
哪一样都能满足社会公平的投资需要！
腐败和冗员，是万恶之源，是举国痛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
国家财政支持国有企业，主要支持重点工程。这正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我国能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发展成今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实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害所在，是举国拥护的！
放弃了这个优势，放任市场经济，中国必然永远落后，国将不国。
市场经济对新技术有着强烈的促进性和迟滞性。在市场经济中，新产业的形成不仅必须具备技术上的可行性，而且必须具有经济上的效益性。“从技术上可行到经济上可行，以致到经济上推广，中间可以相差几十、上百年。在这里，市场是决定性的。”（姜洪：《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与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11月，第85页）
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为核心，对社会有着促进和破坏的双重作用。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最大增值，这是资本的本性，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
唯利是图，最大增值，就会最大限度地增长社会财富和生产力，促进社会发展。
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就能最大限度地破坏社会、阻挠生产力发展，形成对社会的反动。
市场经济这种二重性的表现之一，就是既刺激科学技术的发展普及，又延缓或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普及。
作为资本人格化的企业主，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这是他们的行为准则和终极目的，自然也是他们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的依据。无论是否有利于社会，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只要是有利于企业利润最大化，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研究应用；只要是不利于企业利润最大化，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阻挠破坏。
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决策是由供求双方无数个体共同做出的，这就决定了科学技术的应用在完全的市场状态中必须用相对较长的时间过程才能完成。结果往往是，现有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过程尚未结束，正在进行，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已经开始。这样，落后国家就只能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正因如此，如韩国等国经济的崛起主要是靠政府组织国有企业冲锋陷阵，而任凭市场作用的拉美地区等国依靠私有企业、放任自流却一事无成。
所以，放弃国家主导、政府组织发展的职责，任由市场经济自由泛滥、企业和老百姓盲目行事，中国毫无前途和希望可言。
因为即便是在西方，政府也承负着发展经济的职责，决不是市场经济在自由泛滥。
（四）
毛泽东指出：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尽量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849页）
尤其是，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以个体为主和“科学无国界”的时代已经成为昨日黄花。当今世界，不仅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是以集体为主，而且发达国家实施了科学垄断和技术封锁的遏制战略。这样，赶超先进的科学进步和技术革命只能以国家为主导、充分发挥政府组织发展的职能。
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先锋队作用最终体现为主导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实现生产力发展的高级化。
那么国家又将怎样才能实现主导作用呢？基本方法主要是两种：
其一，国家资助、奖励和命令。
其二，国家投资建设国有企业。
关于第一种，由国家资助、奖励和命令推行科学技术发明及其产业化的实现，这种方法在西方国家是由来已久、行之有效的。
关于第二种方法，由国家投资建设企业，实现新科学新技术产业化。这种方法曾是苏联和中国的拿手好戏，成就辉煌。
所以，对于有重大社会效益的新技术，必须充分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实现产业化。
那么，我们中国又应该采取哪种方法呢？兼而用之。
一是、要像法国那样，对有关科学技术问题由政府面向全社会、乃至全世界悬赏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
二是、要像拿破仑那样，由国家强制性推行应用科学技术成果。政府应该依据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定期制定颁布各行各业的技术装备标准，强制淘汰资源高消耗和环境高污染的落后技术设备。
三是、要像英国和美国那样，对于个人发明的有重大价值的新技术，采用资助或入股的方法，推动实现企业化。
四是、要像美国那样对于有战略意义的新科学技术的产业化实行补助政策。因为我国的社会制度决定，没有必要刻意补助私有制企业。所以，这样的新技术产业化主要由公有制企业实现，由政府实施保护期制，即在市场成熟期前的时间内实行补助政策。
五是、要像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初期组织和资助航海探险那样，由国家组织或资助有能力的个人开展重大科学技术活动。
当然，开发新技术产业必须是以新技术成果的发明为基础。这对于科学技术落后的国家来讲，必须首先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等待着科学技术创新的出现。
但是，在这其中也决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完全可以利用国外的科学技术创新。
所以，必须提升科学教育和技术工作在各级政府中的实际地位，
第一、本着强国富民的双重发展目标，将科学教育和技术工作与就业工作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列为各级政府的第一要务。
第二、将科学技术教育的普及率、科学技术的创新成果增长率
和新技术的普及率与劳动力就业率、人均收入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国有企业利润增长率和自然资源消耗下降率共同列为各级政府的考核指标。
第三、将科学技术骨干列为政府专门机构治理，防止因所在单位和企业之故而流失和荒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