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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从法共的斗争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不能迷信资本主义的代议制，迷信公开合法的议会斗争。泛左翼本质上也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镇压革命同样也不会手软。革命者必须要以地下斗争为主，暴力夺取政权才是真正的革命道路。
2.文章以法国的历史来叙述法国的阶级斗争史，整个法国阶级斗争史都可以看出一个正确的革命路线是多么的重要，一个武装革命的共产党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应当从法国的阶级斗争史当中不断地学习，来实践于我们的现在。
在如今正道史观的叙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了一场纯洁的宗教圣战，在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等伟大的反法西斯圣骑士带领下全球人民打败了野蛮暴力的法西斯异教徒，胜利的英雄们由此制定了平稳祥和的现代秩序，各国从战争苦难中复苏，虽然也面对一些小小的分歧（比如阶级斗争、贫富差距、三个世界的不平等关系），但总得而言这些都不值一提，和平与发展才是时代的主题。缔造了如此祥和的繁荣年代中，戴高乐自然也是也是反法西斯圣骑士团的一位骑士，凭借自己的功绩得以位居英灵殿之中，享受历史的香火供奉。
倘若把这些话讲给当时的法国人民，对方大概会向你投来诧异的眼神。
事实上，早在诺曼底登陆胜利，纳粹德国的失败已经注定时，各国的勾心斗角就已经开始了，而法国内部各派的斗争，更是已经从战前就撕扯了整个国家。长期以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家有一种吊诡的理论：即由于在一战中损失了过多的人口，所以法国的劳资市场是劳动力主导的，因为整体劳动力不足，这带来了充分就业并保障了劳工权益。这话完全是扯淡，因为直到1936年，法国工人发动了勒阿弗尔总罢工，逼迫当时执政的左翼人民阵线政府与法国总工会签署了马提尼翁协议，才终于争取到了八小时工作制和罢工权，取消了为官僚津贴而征收的公务员税。
而面对经济危机造成的冲击，第三共和国政坛的议员政客与资产阶级比起整顿经济恢复生产，防范德国纳粹的威胁，更担心国内工人运动和远在天边的苏联。一方面他们对内继续推崇自由市场神话，对经济危机无动于衷，只是徒劳的祈求市场无形的大手翻云覆雨，连金本位制度都不肯废除；一方面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希望祸水东引，指使纳粹党去侵略苏联，成为英法帝国主义秩序的看门恶犬。这种反动无能的政策自然难以维系，不仅在选举中使得左翼的人民阵线上台，也在法国国内掀起了极右翼的法西斯思潮。
可左翼的人民阵线中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所谓温和派又很快窃取了人民阵线的主导权，迫使法国共产党让出了一百多个议会席位同时却对极右翼思潮崛起视若罔闻，又用改良主义政策糊弄工人，借鉴美国罗斯福新政的经验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并延续对德妥协的绥靖政策，和英帝国主义者狼狈为奸，纵容德国纳粹几乎毫无代价的吞并了整个中欧而无动于衷。
而军队则自立为一个系统，他们冷酷的维持自己在国家中的利益，在军中推行严苛的家长制和等级制，用所谓民族传统文化塑造认同，一面虎视眈眈的准备把军内的系统扩张到整个国家来护国讨贼，一面沉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固步自封。内政部的警务总监和操纵国家机器的官僚则对取消了自己的津贴而愤愤不平，因为对工人阶级革命的内忧和德国纳粹威胁的外患而愤懑于议会议员的无能，这些“承接社会公意的卑微容器”已经愈发渴望并自认为自己才能代表“社会公意”了。
对这种局面，我们完全可以在此下一个论断：哪怕没有二战，法帝国主义的第三共和国政权也是摇摇欲坠焦头烂额，只等来自或内或外的最后一击，就能将这个国家勉强维持的门面都彻底打垮。
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第三共和国在撕裂自己之前就被德国法西斯碾碎了。“左翼”的“人民阵线”在1940年封禁共产党的举措到底不能阻拦德国法西斯的装甲师，取代了人民阵线的大企业家雷诺也无非只能代表法国政府投降而已。军队和官僚中保守的一派以贝当为首选择和德国合作，成为黑鹰荫蔽下的傀儡；第三共和国夸夸其谈的议员们面对纳粹的镇压也不敢说三道四了；对无能议会制彻底失望的官僚和军官们则把希望寄托在戴高乐将军身上；修正主义的人民阵线对纳粹惊慌失措，又跑去找自己封禁的共产党合作；而法国共产党在发布了继续抵抗的宣言后，则开始组织游击队和民兵对抗法西斯政权。
这样的斗争持续了三年，直到1944年德国纳粹已经是奄奄一息，谁都看得出来希特勒无非是困兽犹斗，法国的光复近在眼前，但谁将攫取胜利的果实呢？
贝当为首的保守派官僚和投降派军队自然不可能，尽管他们尝试保持自己的尊严，其中也有一些成员和同盟国暗通款曲，但充其量也只能平稳落地而已，这些叛徒永远不配再登堂入室了；第三共和国的自由派政客和资产阶级理论上是第三共和国的延续，毕竟他们在大军压境之际从人民阵线手中夺取了政权，可他们没有对德国侵略者打游击的胆魄，但窃取胜利果实的胆子不仅有，而且很大；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民阵线的合作请求虽然被法共接受，也组建了一些游击队，又接受了英国的武器援助，但兵力比共产党差得远；法共则在三年游击斗争中构建了一套串联全国的地下网络，获得了法国人民的认可与拥护，锻炼了一批经过战火淬炼的政治干部与当时全法国最大的武装，按理来说应当以横扫之势执掌政权。
可最大的变量是戴高乐，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有着不逊于法共的军事力量和成熟的军事组织，和法共的国内爱戴相比，戴高乐长期在国外活动，因而获得了更高的国际威望。戴高乐坚决抵抗的立场和对英美不卑不亢的姿态让戴高乐获得了自由法国军队与军官的爱戴，也收获了民族主义右派的青睐。毕竟相比腐败堕落、软弱无能的第三共和国，质朴刚健的战争英雄不是比那些议员们更适合作为玛丽安娜（即法国的女性化昵称）的佳偶吗？
同盟各国的态度也很微妙，美英苏都谈不上对法国有什么野心，也无意在被碾碎的法国身上再踩一脚，可他们也都不愿意法国成为其他任何一国的势力范围。苏联对法国鞭长莫及，又承担着对抗德国主力的任务，所以斯大林对法共的关注并不比中共更多，仅仅只是指示法共像中共一样组成反法西斯阵线，优先打击德国侵略者而已；英美则对法共在国内的巨大影响力忧心忡忡，就像在意大利对意共的忌惮一样，他们或明或暗的指示军队尽快进攻，并且对法共游击队进行收编或缴械，同时加大了对戴高乐的自由法国的援助力度。
一直到德国投降，与其说反法西斯圣战的因素多一些，不如说法国各派内部的明争暗斗是主导。法共在这里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接受了自由法国的军队合并建议，并把指挥权交给了自由法国的将军。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法共完全有能力也必须坚持自己对自己军队的领导权，没有枪的党就是任人拿捏的柿子，法共其实到这里就已经失去了革命的机会了。虽然在后来的阶级斗争中，法共也逐渐培养了新的政治武装组织，但法共至此已经与失去军队无异了。让警察不敢动的武装力量和让军队不敢动的武装力量能相提并论吗？这可以说是法共最愚蠢的决策，他的部队的确没有解散，但也和没有没什么区别了。
在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共犯的两个致命错误：第一是被温和派排挤出议会，面对德国纳粹的威胁，与其他势力结盟优先对抗法西斯本来无可厚非，消灭法西斯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者的天职嘛。但法共的表现完全是被渣男玩完后抛弃的傻白甜：没有法共的威望和帮助人民阵线不可能选举胜利，但胜利的人民阵线就立刻开除了法共，又在1940年彻底封禁了法共。虽然一个即将倒台的政府的封禁其实无所谓，但这暴露了法共迷信代议制，过度依赖现行国家体制，屈从于现有法律框架内走议会斗争道路的毛病。
当然这里和苏联高层把自己内部的政治斗争外溢到共产国际的对外政策，又不肯放弃对各国共产党的指挥有很大关系，但法共领导层不能坚持革命立场，对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政党的过分妥协更是严重的过失。
第二是放弃军队指挥权。批判的武器终究不能完全代替武器的批判，如果对手是国内那些自由派和社民党也就罢了，毕竟他们也一样没有武装，可面对气势汹汹的自由法国军团，面对拥有战争英雄身份，在军队根基深厚的戴高乐，法共竟然没有至少做好武装自卫准备的自觉。只能说明要么法共真是幼稚得可怜，竟然以为反动派不会对自己痛下杀手；要么法共此时就已经走上了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道路，准备和资产阶级政府长期共存搞联合政府了。但法国可不是中国，法国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列强，打烂了也是有着成熟且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体的国家，哪里需要经过什么新民主主义阶段，玩进两步退一步的政治妥协？
以上，便是向残酷的二战道别，打开冷战门扉的法国图景。三十年代的矛盾在法西斯侵略后又一次浮上水面，而与其说打仗打久了大家都祈求和平，不如说打仗打久了大家都打出了杀气，共产党的部队虽然交出了指挥权但毕竟没有解散，自由法国的军队也对躁动的工人民兵和共产党部队枕戈待旦。又一次，被宣称会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还是什么都没结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