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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像蒙泰尼里这样的改良主义者最终只会滚到反动的剥削阶级那边去，《牛虻》的剧情展现了这一真理；而在当代，保皇派未明子跳梁小丑的嘴脸更是证明了这一真理！他们的主子资产阶级更是无比惧怕革命，一方面紧握枪杆子镇压人民，另一方面紧握笔杆子传播各种反动思想，对各类文艺作品的歪曲化解读就是其中一种惯用手段！当代革命者需要马列毛主义的指引，带领群众破除资产阶级散布的迷雾、砸烂资产阶级布下的迷魂阵，在人民战争中彻底粉碎腐朽的资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的伪君子们可以“真诚地”去施行改良，“真诚地”去麻痹、欺骗群众。但是世界还是黑白分明的，一旦触及旧社会的反动统治，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的立场、原则则会暴露无遗；而革命者的立场、原则告诉我们，不管资产阶级的花言巧语如何美丽，没有政权就没有一切，没有政权就都是幻影！当代改良主义者一样在或故意的或“真诚地”去蛊惑群众，那我们就要去揭穿他们，拔走多高一寸的毒草，让稻苗多长一尺！
本篇是《对小说〈牛虻〉情节中的阶级斗争与革命路线的分析》的后续，在上篇文章中，我们从正面人物牛虻的革命经历中，得出了一些关于革命路线方面的启示，本篇主要从小说的反面人物蒙泰尼里出发，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解读小说对反面人物的塑造。在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今天，曾经的革命经典被资产阶级肆意地庸俗曲解，笔者将对资产阶级的一些庸俗理解进行简要的批判。
对神甫蒙泰尼里的分析
在小说情节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蒙泰尼里是一个道德高尚，几乎没有人格污点的“千古完人”。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蒙泰尼里唯一的污点便是与亚瑟的母亲通奸并生下私生子亚瑟，由于旧社会的宗教制度要求教士不能结婚生子，蒙泰尼里始终不能和亚瑟相认。但是在亚瑟以外的社会关系中，蒙泰尼里却表现出了“圣人”般的品质，在他由于通奸被驱逐出意大利时，他来到中国传教，给一些中国人民提供帮助，受到当地人民的尊敬；回到意大利后，他乐善好施，当地的人民对他爱戴有加；亚瑟偷渡到南美后，他开始发展仕途，在教会中平步青云，一度成为罗马的红衣主教，他关爱人民的品质也广为传颂，许多老百姓将他奉为圣人，就连一些革命者也对他十分尊敬。当牛虻被捕入狱后，蒙泰尼里坚持反对成立秘密军事法庭处死牛虻，并多次谴责看守将军对牛虻的非人道主义对待。
在小说的结尾，牛虻在蒙泰尼里面前说出了自己的身世，父子二人十三年后再度重逢，蒙泰尼里提出帮助牛虻越狱，而牛虻则要求蒙泰尼里与自己一同逃走，加入革命的队伍中，与宗教彻底决裂。在儿子和上帝中，蒙泰尼里最终选择了上帝，他同意了成立秘密军事法庭的决议，亲眼看着士兵枪毙了自己的儿子，他最终也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在群众庆典上由于心脏病发作去世。
蒙泰尼里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他所做的诸多善事从来都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讨好他心里的上帝，因此当亚瑟要求他在上帝和儿子之间二选一时，他最终选择了他心爱的上帝。他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并不能改变广大劳动人民受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的困境。国王、教会正是带给劳动人民各种灾难的元凶。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宗教通过编造一个又一个谎言，不断地欺骗人民、麻痹人民、奴役人民，压制人民群众的反抗。毛主席曾这样评价尼克松：“我投尼克松的票，因为他最反动！欺骗性比较少一点。美国军队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闹革命了。”蒙泰尼里怀就坏在他的反动之处被他的“高尚品质”掩盖了起来，十分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以致于许多劳动人民受了他的骗，继续沉溺在基督教的麻痹中。
资产阶级对革命作品的庸俗解读
资产阶级最喜欢折中主义和庸俗辩证法，“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是他们的至理名言，在他们看来，小说中的蒙泰尼里的人性光辉是闪耀的，反倒是革命者牛虻成了冷酷无情，偏执顽固的小人。进步的阶级必然要打败反动的阶级，历史的辩证法便是如此，剥削阶级十分害怕这一天的到来，因此他们总是企图寻找和宣扬剥削阶级身上的高尚人性，以此来给他们的剥削行为作辩护。“我爷爷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大善人，结果土改时被抄了家，共产党简直就是流氓土匪！”这样的故事相信同志们都不陌生，实际上就是在拿人性的好坏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鼓吹“剥削有功”的反动思想。
蒙泰尼里可以算作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坚持反对高压手段和残酷行为，曾经屡次对特别军事法庭提出抗议。在资产阶级的解读下，如果让蒙泰尼里掌权执政，就能改革意大利的专制制度，走向自由民主，因此牛虻组织农民起义是在瞎搅和。这更是一种“海瑞罢官”式的幻想，青天大老爷救不了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要创造全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现在有些人认为赵国目前的专制独裁局面是总输寄导致的，只要让总输寄下台，换一个人执政，赵国就能实现民主化，或者只要让总输寄再开展一次文化大革命，赵国就能左转回到社会主义。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总输寄所代表的是整个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所制定的各项政策，都是从官僚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的，他只不过是官僚资产阶级推选出来的代言人。
诚然，小说中的牛虻也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物，他对待情人绮达的态度有杯水主义的倾向，待人处世也有些尖酸刻薄。在社会主义时期，曾对小说《牛虻》进行了一定的改编，删去了主人公牛虻的一些负面描写，删去了部分蒙泰尼里的正面描写，从而更好地塑造了一个革命英雄的形象，并使反面人物蒙泰尼里的反动更加明显。在资产阶级看来，这样的改动是对原著的亵渎，他们认为这种黑白分明的人物刻画降低了小说的文学艺术色彩。殊不知资产阶级的这种模糊阶级只谈人性的解读才是对革命经典最大的亵渎，蒙泰尼里这样的剥削阶级代言人，即便他拥有“圣人”般的高尚品质，也不能改变他是劳动群众的公敌的事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小说《牛虻》没有列入青少年革命读物继续出版，取而代之的是新一批由无产阶级创造的革命文学作品，资产阶级污蔑称这是对出版自由的践踏，实际上各种书籍的出版都是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服务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时期，需要的是培养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这是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对于小说《牛虻》的庸俗解读尽数登场，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如果文革时期继续出版《牛虻》，势必会被走资派给宣扬成一篇新的《海瑞罢官》。由此可见，左翼文学作品并不一定能够启发革命，“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资产阶级对左翼文学作品的庸俗理解就是这样来的，无论多么出彩、多么革命的文学作品，在他们的解读下都会变成老一套的人性论、清官论。因此左翼文学作品也只能作为革命思想的启发读物，决不能替代革命理论的学习，如果有人把左翼文学作品当作革命行动的指南，把伏尼契的《牛虻》当成列宁的《怎么办》，那么他只能是无可救药的空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