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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文字属于文化的一部分，也是由劳动群众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能够具像化的沟通方式，它是由劳动群众创造的，也依然会因为劳动人民更高等级的实践而不断的变换形式，而汉字作为文字的形式的一种，也会随着更高等级的实践而消失，转变成另一种新的文字，但是这种如果超过实践水平强行换新文字，那么反而会影响实践。
2，“汉字是需要改革的，每个人，只要关心到目前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对于文化的需要，和汉字的难学，太费时间，就会要求改革的。”汉字要不要改革？为着无产阶级利益服务那么当然就应当改革，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只是一小搓资产阶级掌权便要因维护自身反动利益而“垄断”文化，进而他们就需要反对文字改革！
最近看到不少同志有在讨论有关汉字简化的问题。有些同志认为汉字应当全面拼音化，从表意文字转为表音文字；也有同志认为应当继续推行曾经的“二简字”，进一步降低汉字，学习的门槛。
有同志以教员在1951年的发言作为论据：
“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
不过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将教员讲话的当时与现在的社会实际联系起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5亿多人口中有超过4亿人口是文盲，文盲率约为80%，其中农村地区的文盲率高达95％以上；
因此在50年代提出了《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如今我们使用的简体字大多都是这次方案的成果。截至1965年，扫盲运动已经使全国的文盲人口从80%降到了38.1%。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总体识字率不高，推行汉字拼音化与简化，能帮助人民群众更好的掌握说与写，这反应了人民群众对掌握书写迫切的需求；而这时候从刘，邓之流反对汉字改革，反对推广普通话的行为就能看出来，其本质上是在反对无产阶级真正掌握属于自己的文字与文化，是资产阶级黑路线在文化领域的表现。
当然进行若是极端的汉字拼音化，从那篇同志们耳熟能详的《施氏食狮史》大概就能一窥其后果。显然，无论是推行“汉字拼音化”还是“汉字简化”，其最根本的目的要让汉字变成全体人民都可以使用的东西，将文字的使用权和创造权都完完整整地归还到无产阶级手里；而不是一味鼓吹“拼音化”，“拉丁化”等等。
对于将汉字从繁体字变为简体字基本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但是在这之后的“二简字”，即“汉字二次简化”却受到了很大的反对以及抵制：对其原因的解释并不少，但真正站在马列毛主义视角，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分析却不多。
*如今仍然被经常使用的“二简字”：炖，笈，桔
笔者在此认为，虽然“二简字”改革在骂声一片中最终被废除，但其主要原因还是在走资派上台后脱离群众，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推行的结果。但是先不提有现在我们日常中使用的字也有很多是二简的结果，甚至还能找到更直观的例子——我们的邻居日本，在70年代的学生群体中便自发进行了一次对日语中汉字的简化。我们不妨从中一窥未来无产阶级专政下汉字可能的“二次革命”。
“全学联文字”，又称“ゲバ字”（geba字）其中的“geba”来源于德语“Gewalt”，即暴力。当时，日本的新左派经常使用“Gewalt”这个词来区分其自身为了武装夺取政权而使用的暴力和资产阶级国家警察和军队的暴力。
“全学联文字”主要用于宣传看板，头盔和横幅中。比如非常经典的“中核”，“全共斗”等艺术字体便是全学联文字的代表之一。
而这种特殊的文字书写方法和简化形式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多的是为了实用而进行的。因为文字主要用于书写宣传标语，有便于宣传鼓动，隐藏笔记特征等需求，因此文字大量进行简化，并且使用同音字替换，略字等等方法以求简明，易于书写，同时也有难以损坏等等优点。
可以看出，“全学联文字”不仅借用了不少汉字的一简化成果，还采用了片假名、罗马字母等独特的书写方法以及象征性字符，减少了总笔画。追求文章的醒目以及宣传效果，总体上与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有着不少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左翼运动在日本逐渐式微，但也与塞里斯一样，在如今的日文中仍能看到一些“全学联文字”的影子，例如将“安全第一”的“第”省略，简写为“安全一”，将“門”简写为“门”等等。可见得无论国籍，人民群众对文字的简化根本不是冷眼相对，或者是如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一样反对；恰恰相反，人民群众是会热烈欢迎那些经由他们大鸣·大放·大辩论而讨论出来的文字改进/简化方案的——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是运动的物质，不存在永远一成不变的事物。那么文字，自然，当无产阶级重新夺回文化阵地之后，定会将其改造成真正的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而马列毛主义者当然会坚决支持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