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有一个机会主义组织出现了分裂，于是乐子人们继续欢呼无限可分的魔咒。这个机会主义组织是否得出了正确的组织路线，这点暂且不谈，单说他们对于组织问题的诚实态度，这点上他们就远胜于其它对组织问题视而不见的同类。当然，形势显然没有到逼迫这些泥潭派做出选择的时候，所以他们可以继续享受自己所剩不多的悠闲时光，继续进行你来我往的长篇论战，继续东施效颦般抄作业来给自己脸上贴金，但是头脑中的革命是完全代替不了实际革命的。他们为什么要争得不亦乐乎呢？ 前段时间还发生了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争论。一些机会主义者说不要率先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另一些机会主义者为了彰显其独特性，就主张必须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其给出的原因居然是“不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我们的代办员就没办法在融工的同时进行革命工作”。听起来是多么荒谬。但是这件事情并不说明其中一些机会主义者是正确的。
在机会主义者决定和机会主义者媾和的那一刻起，就只能说明机会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是同一性质的机会主义团体，而不会是其他什么东西。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机会主义者表现出来的各种现象只能证明其机会主义本质是根深蒂固的。如果你是一个马列毛主义的组织，那么就不应该和机会主义的团体有任何纠缠；如果你是马列毛主义的组织而对方也是马列毛主义的组织，那么你们之间的结合方式除了完全收归一处以外就没有其它的可能性。由此推导，必然存在某些不同之处阻止了两个组织之间的合并，这种分歧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都可以通过沟通解决，然而显然这是原则性的，不然不会造成两者之间的分裂。当然这种媾和的牢固程度完全取决于马列毛主义的组织具有多大的威胁性，正如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以及其他貌似激进的革命政党与沙皇政府之间媾和的紧密程度完全取决于布尔什维克具有多大的威胁性。准确地说，革命的原则性不够完全坚定，那就完全不是原则上的革命。
组织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革命的原则性问题。我们在《融工问题中的“交朋友路线”——论一个机会主义剧本倒塌的全过程》讨论过政治斗争还是经济斗争的问题，并且给出了初步的答案：“抛开组织问题去进行这个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争论”。因为机会主义者们主张的根本不是政治斗争或经济斗争，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在机会主义者们这里，经济斗争是作为一种错误路线的补偿而存在的，因为不知道如何接近工人，所以装模做样地研究了一下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历史，最终得出了经济斗争的结论。然而，文字只是文字，生活是生活，“生活之树是长青的”，实际的斗争并不是按照这种方式组合的。当代的马列毛主义者面临两个方面的形势，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越来越善于伪装自己的反动路线，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剧烈的冲突，导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愈加具有迷惑性的同时，也愈加脆弱，唯有这种方式能掩盖他们的落后与反动。于是搅浑水就成了机会主义者的唯一选项。现在我们为了荡涤这些错误认识，需要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拆分为经济手段，经济目的，政治手段和政治目的。这些泥潭派煞有介事地说：“经济斗争就是以经济手段作为斗争手段，以经济目的作为斗争目标的斗争，政治斗争就是以政治手段作为斗争手段，以政治目的作为斗争目标的斗争”。
经济手段是这段话里最令人费解的。什么是经济手段？我们在《融工问题中的“交朋友路线”——论一个机会主义剧本倒塌的全过程》中已经谈到过，交朋友路线是和机会主义的错误认识相一致的，这里指的经济手段大部分都是机会主义者们交朋友路线的来源。其特征是，如果把名字遮住，采用的手段和工联主义的手段没有任何区别。机会主义所谓的交朋友路线，经济手段，和工联主义的经济手段是同一种东西。工会，NGO，讨薪，维权，劳动仲裁，都是机会主义和工联主义不约而同采用的，虽然目的有所区别，却都是一样的局限和落后。从技术上来讲，这些机会主义者甚至没有走到工联主义那么远，但是相对的，都是在政治上毫无涉足。然而谈到了政治斗争，机会主义者们自然充血膨胀起来了，哈，至少还有十年时间才会涉及到政治斗争，那自然是想要有多么革命就要有多么革命。用无法验证的判例，来证明自己的革命性。
机会主义是不坚定的团体，此时借用工联主义的经济手段意欲何为呢？机会主义者们在没有涉及到任何实操的内容的时候，是很能说会道的，历史考究起来很具有学术风采，但是话语一旦涉及这些不熟悉的实践领域时，就变得不自觉地落后。在融工问题上，组织问题是主要方面，接近工人是次要方面，前者不能有半分妥协，后者可以根据情况周旋。机会主义者们拿组织问题上的退步换取了接近工人上的“进步”，这种进步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半分进展的，毕竟纲举目张。这种退步是因为机会主义者们在政治觉悟上就不是坚定的革命派，接近工人作何解释？难不成还有把工人当作政治上不觉悟群体的倾向？这是吃不饱饭论的进一步延申。经济手段让工人变成只看重利益的短视者，似乎所有的讨薪都是因为工人受到了经济上的压迫，都是因为吃不饱穿不暖。然而事实是工人受到的一切经济上的压迫都来源于政治上的压迫。无产阶级在政治上陷入了深刻的无权状态（不过机会主义者保留有愚蠢的权利）。
当然这些机会主义者不能公开承认自己要追求这些经济手段，但是为了在机会主义者组织相互攻讦时赢得先机，他们总要标榜自己为工人争取了百万补助。这件事情有两方面延申。一个是机会主义者们争取到的是什么，另一个是机会主义者们采用经济手段想要争取的是什么。机会主义者们争取到的是所谓经济斗争的成果吗？并非。我们谈论上述所有内容的前提都是有组织的情况下讨论，然而对于机会主义者们采取的经济手段来说，机会主义者们并没有打算走这条道路。正如前文所说：“在机会主义者们这里，经济斗争是作为一种错误路线的补偿而存在的”。机会主义者们拿灵魂（组织路线）向魔鬼做了交易，换来了三种宝物，分别是机会主义的痼疾，没有民主也没有集中的民主集中制，实践上的不自觉的退后的融工路线。当然我们现在要揭露的是最后一种“宝物”。经济手段并不能真正为工人取得经济利益，所谓百万补偿，根本不会伤害到资产阶级，也没有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统治，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给出一百万元和在另外真正的经济斗争上让步，还是一百万元来的一劳永逸一点。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仍然是如此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这一百万元就永远不能拯救任何一个人，甚至都不能称之为一个好的开端。
让我们看看在列宁的年代，真正的经济斗争何种模样？
这位自由派先生写道：“把这种罢工偏偏同5月1日这个日子联系起来，这往往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在庆祝全世界工人节日的时候，乘机要求把织某几种细平布的工资增加10％，更是有点奇怪。”（《言语报》第132号）
工人完全明白的东西，自由派却感到“奇怪”。只有捍卫资产阶级及其巨额利润的人才会嘲笑“增加工资”的要求。而工人却知道，正是这种增加工资的要求的广泛性，正是罢工的全面性，最能吸引大量新的参加者，最能保证冲击的力量并赢得社会的同情，最能保证工人本身的成功和工人运动的全民意义。因此，应当坚决反对谢韦里亚宁先生、《俄罗斯新闻》和《言语报》所散布的自由派的歪曲，要尽一切力量不让工人上这种劣等参谋的当。
—— 列宁《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
本段话最值得拿出来细讲的是：“正是这种增加工资的要求的广泛性，正是罢工的全面性，最能吸引大量新的参加者，最能保证冲击的力量并赢得社会的同情，最能保证工人本身的成功和工人运动的全民意义。”为什么列宁要这样写呢？真正的经济斗争是采用政治手段加上经济目标的斗争，罢工是政治手段，地下串联是政治手段，采用经济斗争的外壳，行政治联络之实，也是政治手段。马列毛主义者深知，什么树开什么花，不采用政治手段就没办法真正伤到资产阶级。应该利用合法外衣的非法手段吸纳来的先进工人，采用非法手段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外加工资不能减少，而不是用比工联主义还落后的手段争取一百万补助。前者是经济斗争的本质，而后者再扩大一百倍也不过是棋盘上的棋子，陶罐内的蛐蛐，即便泛滥也不过会迫使中修换种高效的手段清理而已。
经济斗争不能被中修剿灭的原因是，只要政治上的压迫一直存在，经济斗争就始终有爆发的可能性。今日争取工资上涨被镇压，明日仍然可以争取，经济斗争本身就是大型的政治揭露，因为戳到中修的要害，采取的是一脉相承的政治手段，工人一开始就站在正确的位置上。中修一旦松动，因为其短视而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攻下来的政治阵地就不可能轻易交还给中修，收回去承诺的经济利益还要付出更多血的代价。如此经济斗争，就和政治揭露，以及未来的政治斗争衔接在了一起。这是马列毛主义所指明的道路。
现在要看看另外一条机会主义者们选定的道路指向什么地方。工联主义的想法是，通过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我们在《融工问题中的“交朋友路线”——论一个机会主义剧本倒塌的全过程》中早已阐述清楚了，经济手段不可能达到政治目的。说到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都是政治手段的延续。当然有一些聪明的读者发现了这种论断似乎隐隐和唯物主义相违背，经济本来应该是占据主导的因素，怎么政治因素还能向下兼容呢？并非如此设想。经济因素，指的是阶级矛盾尖锐的物质基础，没有这样的物质基础，一切革命的上层建筑就不成立，而政治因素，指的是先锋队理论在当代的实践，以及如何符合马列毛主义最前沿的理论，也就是继续革命论，实际上这是阶级矛盾尖锐的情况下爆发革命的激发条件。现在没有爆发革命仅仅是因为没有先锋队的当代实践而已，没有什么别的更主要的限制条件。因此如果把经济斗争当作更为普遍，更为基础的东西，实在是曲解了马列毛主义。应该庆幸的是机会主义者们目前还没有提出更反动的东西，当然，未来谈论到政治斗争的时候，机会主义势必落到不能行进，或者更为反动的一面。不过那时可能以取消派、召回派的身份出现，抑或是其他更变幻莫测的面貌了。
于是机会主义者的融工更像一种把自己冒失和未加雕琢的想法付诸于实践的冲动，这在常人看来是非常时髦的行为。我们这里要说一种革命急性病。当然我们在说这种话的时候希望读者充分考虑我们现在被机会主义的糟糕想法包围的糟糕情形，这不是泼冷水，而是整体形势的机会主义风气造成的，过于心急的情况下，很难达成革命的目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机会主义者们开始倡导一种加速的和直接的想法，其加速和直接的表现方面在于：只肯定融工，不肯定其他任何等待或者其他任何路线，迟一秒钟去融工都是罪过；只肯定语义上的斗争——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的冲突，直接的讨薪，直接的布道（当然是机会主义的道义），直接的跑到工人中去，直接的线下工作（当然这点是不科学的划分，真正科学的划分是地上与地下的划分，我们另有论述）；如果不能直接融工，那就只是在宣传，似乎不直接去融工，其他所有对革命有益的事情就只剩下宣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们当然不会直接从现象随意地拼凑出来结论，这不是马列毛主义者干的事情。我们现在要采用马列毛主义的分析方法得出结论。机会主义如此表现只证明一点：历史上出现了一些非常革命的东西，机会主义者把他们原封不动挪用了。马列毛主义如此成功以至于所有阶级都渴望披上马列毛主义的外皮。机会主义拿着剪刀随意裁剪了一部分，用针线随意缝合起来，就好像自己已经是马列毛主义者，事实就是如此简单。在组织路线上，目前的机会主义裁剪了工联主义的松散结构和一些小资产阶级自发运动的精神内核，拼凑出来一个不成组织的组织路线，也就是全凭自觉；在组织建设上，目前的机会主义裁剪了最朴素的民主方式，只不过失去集中制原则的前提，这些民主方式也不过是无源之水，很快变成泥潭；在融工路线上，目前的机会主义裁剪了最诉诸直观的融工方式，“融工”这个词的诞生之处就饱受机会主义的粗暴理解，现在更是把无产阶级光辉的斗争历史肢解成尸块，移栽到了机会主义的融工路线上。举例子来说，机会主义者自己愿意读原著的原因并不是真的要从原著里看出来什么东西，而是原著的解读对于机会主义来说很重要。原著必须要引用，必须要解释为庸俗的方面，只有这样，机会主义才能把自己的伪装做到底。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发生的。列宁使用了工人夜校，那么机会主义也必须要有工人夜校，列宁有政治报，那么机会主义也必须要有政治报。简单直接，谁反对机会主义，就似乎反对了马列毛主义。
宁愿要一个深知马列毛主义的人，也不要一万本写满了正确废话的秘笈。书里写的都是过去的事情。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普遍性在一定历史上的反映。在考察了特定的历史之后，机会主义者说，我发现了，原来这些现象是普遍性的：众多革命中有一个政治报，因此所有革命都需要政治报。这是无稽之谈。只考察了特定的历史，就硬把这种特定的历史说为普遍的规律。先生们，革命不能如此妄下论断！在考察了过去需要政治报的历史之后，更应该考察没有政治报的历史。如此多的造反案例，为什么偏偏相中了一个特殊的十月革命呢？为什么杨杰士卡就能率领落后的农民义军撞死全副武装的德国骑士老爷呢？为什么闵采尔信众遍布德国南北，却一场也不能战胜呢？为什么黄巢能杀进长安，其他义军就完全做不到呢？为什么毛主席能抛开湘江评论直接鼓动农民分田开仓，而其他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仍然深陷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呢？一切都说明，革命的普遍性是阶级力量对比，阶级力量的普遍性是组织性和纪律性。政治报切中肯綮的原因在于利用政治报培养组织性和纪律性，政治报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的政治揭露和组织性纪律性的普遍性的结合而已。杨杰士卡紧抓军纪，未尝败绩，闵采尔只讲真理，出师不利。黄巢亦然，强调纪律。毛主席更是深知农民对比真正的军队时差距是如此巨大，于是三湾改编，政治委员成为根本性的制度。甚矣，汝之不惠！抓住了革命的特殊性而没有抓住革命的普遍性，把这种特殊性说成所有革命的普遍性。别人要吃西瓜瓤，机会主义者要吃西瓜皮，并且把吃西瓜皮称为西瓜的真正吃法，因为机会主义者们仔细考察了苹果，认为所有水果都应该从皮开始吃。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马戏还没有就此结束。生物需要摄取能量，人是一种生物，人需要摄取能量，这件事情在智人出现的时候就已经确定，然而这是一种无用的三段论。人固然是需要吃饭，但是不能就吃饭的普遍现象而拼凑出来一些莫名其妙的结论，比如说，经过考察发现人类吃饭的历史是一段把饭放到嘴里的历史，正确，但没用。任何特定历史状况下人都是把食物放进嘴里，过去的历史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只考察事物发展的普遍性并且把它说出来，这件事情就是如此的单调乏味。然而机会主义者热衷于此。机会主义者会说因为革命是需要依靠无产阶级的，融工是接近无产阶级的手段，因此我们赶紧去融工吧。且不说这两件事情的联系究竟是什么模样，单说是只声明共性这一点来说，就乏味的够可以的。机会主义者找到了一个古怪的阵法，念经只要不超出原著，那么就可以一直精神胜利。说到底是机会主义者自己也并没有底气，解释起来自己也并不清楚，机会主义者在吃苹果的时候发现苹果核不能吃，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在吃所有的水果的时候都不吃核，于是现在有一个被机会主义者吃完皮的西瓜。真是又让我们大开眼界。
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不过我们有义务从学术上做揭露，并且更有义务做出路线上的揭露。机会主义没有自己的主张，主张的全是别人的主张。马列毛主义似乎在墙外有市场，好，那就把马列毛主义拿来。似乎小资产阶级习气非常泛滥，好，那就把小资产阶级的习气拿来。大不列颠博物馆藏品一大堆，原来全都是从殖民地掠夺来的无产阶级的财富。说到底是路线问题，立场问题，绝非单纯的学术问题。一旦事情超出书上说过的，历史上有过的，机会主义者就开始犯幼稚的错误。没有出现过网络，机会主义者就自然而然从普遍的观点出发得到普遍的结论，不过我们一般不会这样称呼这一粗浅的认识发展的过程，而是称之为庸俗观点产生的庸俗见解，因为其过于狭隘而只能适用于脑海里，一进入现实就发现其贫瘠的过分。有网络，不错，然而这是时代的特殊性，地下斗争不会变，组织的重要性不会变。线上线下的划分是伪问题。马列毛主义的真问题从未过时：地下者，秘密谋划也；地上者，公开冒头也。其实真正的争论只产生于：究竟是地上领导地下，还是地下领导地上？但是这个问题不证自明。只能是地下领导地上，不能是地上领导地下。有些人会说地上和地下之分有特例，地下到地上的时候是如何运作的呢？似乎有一段时间的地上和地下模糊不清，最后变成地上的情况。这当然还是困在线上和线下的误解。没有所谓的从线上走向线下，没有“走”这个动作，有的是地下如何指挥地上的情况。我们需要明确，所谓的地上和地下，最终探讨的也是人，也就是我们的代办员。一个代办员可以同时是地下成员和地上成员。这个问题也就和融工路线联系起来了。从地下转变为地上，只是融工过程的抽象化理解而已。
问题一旦触及实质，机会主义者就有一种本能的警觉。“地下”？你们是黑帮路线！你们完全没有阶级观念！这些机会主义者拼凑起所有美好的褒义词献给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无产阶级中最优秀、最忠于革命事业的有觉悟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部队（所以很多时候可以说为无产阶级先进部队或工人阶级先进部队），职业革命家只能在这些先进分子的基础上产生。而你们的黑帮路线却说先锋队是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以职业革命家为骨干的革命组织。于是一篇篇长篇累牍的讨伐檄文在网络上炮制出来。对于机会主义者而言直接的就是好的，庸俗的就是快的，马列毛书上写什么都是对的。然而世界上怎么会存在不需要动脑子就能办成的事情呢？代办员，好，到最先进的阶级中寻找，这个办法从一开始的脑内盘算阶段就注定了没有一个好结局。
众所周知，阶级是普遍性因素，阶级力量是特殊性因素，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的存在是一以贯之的，不需讨论的，而阶级力量是历史前进或后退的决定因素，是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个时期都不一样的。把阶级直接等同于阶级力量，走了思想上的捷径，抽象掉了最重要的因素，最后才会导致这样机会主义的结论。非常显然，阶级转变为阶级力量需要深入践行列宁所指出的路线，即先锋队理论和灌输论，有最先进的阶级，用最先进的组织方式，走最先进的组织路线，才能真正让阶级激发出来阶级力量，此即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从被动的阶级变为主动的阶级。任何偷梁换柱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机会主义者种地，只保证种下去的是土壤而不是沙子（是否为土壤，普遍性因素），不研究如何施肥浇水（改变土壤性质，特殊性因素），最后庄稼不生长。这没有任何值得惊讶的地方。这种错误只有最为幼稚，丝毫没有接触过马列毛主义的蠢人才会犯，昨日之盛，今日之俗！别再上演同样的把戏了！
最后，让我们用列宁的一段话给这些机会主义者做个小结：车子陷在沟里。马已经卸下来了。赶车的骑在护栏上，把帽子歪戴在一边，“庆贺”自己的“完全一致”。这就是社会革命党的一幅图画。这就是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召回主义的总结，它召回少数知识分子，使他们放弃艰苦的、顽强的、然而是唯一严肃和有成效的教育和组织群众的工作，而去空洞地叫喊。（《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