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叛和整顿——联合政府破裂之后：由新疆三区革命说开去（八）

anon77869825 · 2024 年7 月 5 日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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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社会矛盾愈是复杂，革命力量就愈是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愈是要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如此才能执行正确的革命路线，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使进步力量能凝成一股劲，对反动派的要害进行有力打击。
2.从历史上我们就不难看出，敌人对于革命的破坏，总是从内部以及外部两方面进行，而要打破这种进攻，只有做最彻底的政治揭露以及政治灌输，保卫组织路线，揭穿敌人在理论上，实践上的反动，并且以武装力量反抗内外敌人的阴谋，才能够使得革命顺利的进行。

上期我们说到，新疆省内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并没有在联合政府的治理下得到缓解，在三区内，除了外部虎视眈眈准备打“全国统一战争”的国民党政权，内部也出现了投敌的叛徒搞的破坏行动。国民党先后在三区内策动制造了阿山乌斯满叛乱、沙湾哈力伯克叛乱以及和丰乔嘉甫叛乱。

三区的三次平叛

乌斯满叛乱

1947年2月1日，还在联合政府时期，三区政权自行宣布撤销乌斯满的阿山区专员职务。省联合政府为了解事情真相，并打算说服伊犁方面仍让乌斯满返回阿山任职，于是又派包尔汉、党必刚等人组成调查团前往承化。4月4日至8日，调查团在5天中作了大量调查，反而带回了大批控告乌斯满罪行的信件，并集中民意，要求撤销乌斯满的专员职务，交给人民公审，但省联合政府受国民党分子从中作梗，对此置之不理。由于国民党当局对乌斯满的纵容与支持，乌斯满的反动气焰日益嚣张，以致后来发生公开叛乱，使阿山地区遭受严重损失。

乌斯满与三区革命方面公开分裂逃往北塔山之后，与国民党当局的勾结愈益紧密。1947年7月，乌斯满亲赴迪化，会见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密商彼此配合攻占阿山的军事计划。并在8、9月份对民族军发动了多次攻势，夺取了整个阿山地区。乌斯满在阿山为所欲为，捣毁阿山地方政府，抢劫大量财物，残杀了许多无辜牧民，并抢走大批牲畜，罪行累累。

10月15日，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民族军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分兵三路向盘踞在阿山地区的乌斯满部发动了全面进攻。反攻开始后，民族军先后攻占布尔津、承化、富蕴、青河县城。乌斯满率其残部溃逃北塔山地区。至此，民族军收复了阿山地区，三区革命政权在阿山地区得以恢复。

哈力伯克叛乱和乔嘉甫叛乱

在乌斯满发动叛乱，阿山危急之时，沙湾县县长哈力伯克和公安局长塔克曼等人投向国民党，脱离三区，纠集人马开往山区，危害百姓。哈力伯克强迫沙湾县境内的其它千户长归顺，若不同意，即派人前去抢劫财产，焚烧房屋。国民党通过呼图壁的乌拉孜拜给哈力伯克送去500枝枪，武装、训练了400多名匪徒。此后，他们经常下山裹胁民众、牲畜，进行一系列的破坏活动。

继乌斯满、哈力伯克叛乱之后，和丰县旧土耳扈特蒙古部落女亲王乔嘉甫也趁机叛乱。9月24日、25日，其武装两次袭击了前往阿山地区运送作战物资的民族军车队。26日，袭击了塔城专署派往和丰的宣传队。自此，乔嘉甫的武装分子便不断地在和丰一带出没骚扰，切断了民族军与阿山地区的联系，使阿山地区局势更加动荡。

乌斯满叛乱被击溃后，三区迅速调动兵力把矛头指向越来越嚣张的哈力伯克部。经激战，至12月3日，共俘匪众200多人，哈力伯克、塔克曼率残部渡玛纳斯河逃往国民党统治区。接着，又平息了乔嘉甫组织的武装叛乱。

国民党的“挽留”

在乌斯满等人叛乱期间，国民党在军事上给三区施加压力的同时，还试图通过政治途径争取省联合政府破镜重圆。这包括邀请三区方面去南京参加国民大会，结果三区政府开会决定：由于三区人民正义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不再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

张治中

张治中于1947年9月1日至1948年10月3日三次写信给阿合买提江等人。信中除指责三区企图在新疆全省实行“特殊化”，达到一派控制的目的外，并希望三区代表回到迪化，协商解决一切争端。三区方面三次回信，要求国民党方面停止迫害民主人士，并开释被押之进步分子；把乌斯满提交人民公审；撤销麦斯武德省政府主席职务；全面执行和平条款。在此基础上三区代表愿意回到迪化。国民党方面当然不可能答应三区方面的这些要求。

张治中在1949年2月第四次写信给三区，这次甚至告知三区方面，他直接让三区信任的包尔汉当了新疆省主席，但由于这并没有完全满足三区政府之前提出的要求，因此直到新疆和平解放，三区的代表也没有回到迪化，两方始终处于对峙状态。

三区对内的思想整顿

伊力汗·吐烈倒台，亲苏派掌握革命领导权后，对三区革命初期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虽然逐渐有所改正，一些人仍然我行我素，在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欺压、迫害汉族群众。除了革命初期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极力蛊惑、煽动外，少数民族群众因长期以来受汉族统治者残酷的民族压迫，误把普通汉族群众与汉族统治者等同起来，发生了敌我不分的错误。没有看清汉族百姓是与少数民族群众一样受本民族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因而在本质上也是反对本民族统治者、属于民族解放统一战线之内的。

1947年7月31日，阿合买提江在写给塔城专员巴斯拜·楚拉克巴平等人的信中就指出，“人民这一词的含义包括在这个地区生活的全部的人们，因此，也包括汉族人民。……要改变我们过去片面的认识，我们的人民过去所受的压迫不能怪罪于汉族人民，那是汉族专制统治者们的罪过。…因此，我希望你们特别注意对群众的教育工作。”这表明阿合买提江对纠正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和群众教育工作的重视。三区领导人回到三区后，在民族问题上的思想整顿便悄然展开，肃清狭隘民族主义的流毒。

先是要严格禁止对汉族群众的危害和歧视。进步派们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对立，正中企图利用汉族与本地民族之间的隔阂来巩固自己统治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下怀。因此，对于民族解放革命来说，“大汉族主义的危害性有多大，狭王隘民族主义的危害性也就有多大。”“我们本民族的解放、平等和自由的问题，只有国内各民族的民主主义者，进行同志式的联合奋斗，才会得到保障。”这些论述，无疑对少数民族群众和汉族群众都具有深刻的教育作用。

阿合买提江还特别提到汉族民主分子对三区革命的支持。他说：“乌鲁木齐的一批汉族民主主义者，于1945年为配合我们抢渡玛纳斯河、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准备起义。在乌鲁木齐的一批汉族民主主义分子同我们一道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在《和平条款》之后所实行的反动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活动。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我们在过去所采取的反对一个整体民族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正确的路线。”

除了在思想上对各族群众进行教育外，三区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政策，加强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并惩处了一些严重侵犯汉族百姓利益的分子，在民族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48年1月22日，阿合买提江写信给塔城汉文会，表示要严肃处理塔城最近一段时间里接连发生的几起汉族群众被杀、财产被抢的事件。他在信中指出：“无论何人、何民族，包括汉族在内，都受到法律保护。杀害罗德、王华文、王茂苏等人的刽子手，将会根据其罪行，受到严厉的惩处，为此，我已给司法部门作了专门指示。请你们放心，无论任何时候，司法部门都会严惩此类事件，你们将会感到我们的法律部门是真正为各民族人民公正办事的。”

当然，除了思想上的整顿，三区还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做出了很多建设，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就不做过多赘述了。

小总结

乌斯满、哈力伯克、乔嘉甫叛乱的性质是基本一致的，即封建宗教反动势力对革命后新型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不满，同时在外部国民党政权的挑唆下发动的反扑。政治制度方面比较明晰，反动势力不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试图复辟。经济方面则还要概述一下。笔者在此补充一下三区革命后的经济状况（为了区分宗教势力倒台前后的三区，我暂且称倒台前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时期，倒台后为“新民主主义”时期）：

从1946年度的国家预算来看，三区的最大收入来源是同苏联的贸易。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时期，缺乏近代工业，而且背负庞大军费开支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可以用以维持财源的，只有没收汉族居民的财产充公、实行重税、发行赤字国债和发行纸币、征集捐款和征收无偿劳役等方式。这里的“汉族居民的财产”，有且仅包括三部分：原国民党军事官僚机构的财产，试图推翻三区政权的“拥护汉人政府的死党”的财产，物主在革命时期自杀身亡、无主而归国家所有的财产。

除此之外，政府还把国有土地和地主不在的土地让农民租种，但要从中征收高达收成的三分之二作为地租。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严格检査财政支出，甚至让政府职员从事农业生产。即便如此，临时政府的財政状況依然严峻，完全没有余カ进行公共事业建设，对军人家庭实施的配给制很快崩溃，甚至出现了难以支付国家公务员薪水的事态。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经济状况的恶化日益明显。1945年2月3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9号决议规定下级军官的月薪为500元，但根据1946年1月5日第185号决议规定的エ资制度，甚至エ厂工人的第一个月エ资都已上涨到3500元，即在一年中，通货膨胀率至少达到700% 。

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时期三区政权做出了许多新民主主义的改革方式，在工业化欠缺的情况下，试图将三区的经济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但依然受到了宗教势力的干扰，有一些正确的政策没有很好地贯彻下去。

倒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由于外部国民党政权的干扰和自身工业化的不足，三区的经济性质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发生。但三区政权的领导人在努力发展生产和保护人民利益上还是做出了不少努力，这里举例来说明。

三区的核心经济是农牧业，1948年春，三区政府发布《告三区农民同胞书》，号召三区农牧民积极利用政府通过农业银行给予的农牧业贷款、种籽、农具和役畜等方面的援助，抓紧春耕生产，在三区掀起一个大规模的春耕生产高潮，夺取农牧业的大丰收。1949年夏收，新疆保卫和平民主联盟发布《告全体农民书》说：夏收中要发扬互助互帮精神；新盟盟员要在夏收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1949年6月27日，三区最高经济委员会作出决定，为制止高利贷盘剥农民，由三区农牧业银行向农牧民发放贷款，并以每普特9万元的价格与农民签订收购合同，凡低于此价与高利贷者订了合同的农民，可以根据这一决定拒绝执行合同，或按照三区农牧业银行规定的价格与高利贷者进行结算。同时新盟中央机关报《前进报》还为此发表了题为《制止高利贷盘剥农民》的专论。另外，三区政府还通过整顿税收，取消过去一些不合理的捐税，减轻了农民负担；对遭受自然灾害的农牧区，减免农牧税收，并从其它地方调粮救灾。

革命前的国民党政权是做不到制止高利贷的，因为允许高利贷只可能有助于地主资产阶级老爷们，这也正是反动势力反扑的经济原因。

三区领导人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整顿依旧告诉我们两个道理：（1）只靠民族主义领导不了社会主义革命，甚至有被篡位的风险；（2）民族主义教育、民族史观的灌输只会让群众对阶级概念变模糊，搞不清楚自己的敌人是谁，有害无益。

本来是准备这一期完结三区革命历史的，但是发现新疆和平解放前后的内容还是挺多的，一期说不完，那就下一期做正式完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