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倒幕的成功与亚洲改良的失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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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统治阶级的腐朽绝不是靠统治阶级内部改良能够解决的,在革命高潮到来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将不断把改良妥协派淘汰而把革命派推向前台。马列毛主义者就是要通过革命低潮期扎实的组织和群众工作,积累起能在革命高潮时领导亿万群众的力量,自觉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推翻统治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国家。
2.资产阶级的改良从来都只是为了给自己续命,把改变现实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的自我革命只会是徒劳的。反动的资产阶级腐朽政权从来都不会自行选择消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够推翻当前最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政权。这时候就需要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来代表人民群众想要革命的意志,从而引领人民群众走向革命的道路!

开国还是倒幕?–日本两条路线的斗争

自工业革命后欧美资本主义极速发展,到十九世纪欧美的发展阶段已大大不同于十五、十六世纪。在此之前,欧美占领殖民地大多仍旧处于封建的剥削方式来获得财富,并且主要为了寻金求银、进行中间贸易、实行香料等奇珍异品的贩卖。这就导致十九世纪之前哪怕是被殖民地的国家在内部也并没有导致其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瓦解。生产关系引起的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也并没有过多受到外来影响的发展,所以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国家仍按照自己的道路来发展。

但是十九世纪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随着欧美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因不断扩大再生产而受到不断增长生产力的压力。欧美从仅仅粗暴的掠夺变为了向落后国家倾销本国的商品、掠夺本国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就这样商品的输出和原料的掠夺改变了落后国家原来的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其经济基础变为了欧美列强的附属品。甚至可能其领土也被掠夺变为列强的殖民地,所以如果本身不迅速进入到独立的资本主义阶段,那么就会变成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随着天保改革的失败以及看到英国以武力打开中国国门迫使其逐步变为半殖民地,日本国内出现了认为欧美皆蛮夷、都为野兽,发现其靠近应该立刻使其远离日本的攘夷派。攘夷派主张加强军备,特别是解除幕府锁国以来坚持实行的禁止制造的五百石以上的军用船只的法令。以及发展各种西洋炮术以及先进的军事装备。但是腐朽反动的幕府却十分惧怕新武器、新知识,这些拥有进步观点的攘夷派不是被隐退就是关进监狱,甚至文学医术的书籍也被搜查、没收。此时的幕府仿佛鸵鸟一般,他自认为蒙住了自己的眼睛,只要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就会无事发生。

不光对内,在对外方面幕府也是同样的状态,早在1844年,荷兰国王曾致幕府将军亲笔信,说明蒸气船发明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并忠告日本开国。在之后的1850年,长崎的荷兰商馆长也曾经警告说,美国最近正在准备派遣舰队前来日本。哪怕在前一年,荷兰的巴达维亚(Batavia,印尼雅加达的旧称)总督已经忠告幕府,明年美国将派遣大的舰队到日本要求通商,锁国已经不能维持下去了。但是幕府依旧无动于衷,仿佛此事跟毫无关系,甚至把这些情况藏起来,连外交官员都无法见到。幕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已顽固到如此地步,事已至此,幕府与世隔绝的状态也只能靠欧美列强的大炮来打碎了。


(黑船图)

在当时俄国正在开发千岛和库页岛,而英法正在加紧侵略掠夺中国,无暇顾及日本,这就给美国留下了机会,1853年美国派柏利率领四艘蒸汽军舰浩浩荡荡进入了蒲贺,当日本第一次面对着四艘通体漆黑的庞然大物,幕府与民众无不震惊,他们这才意识到西方不是蛮夷也不是野兽。就这样,在舰队全部敞开的炮们的威胁下,幕府不得不屈服,于是在第二年柏利就与幕府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这也是日本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久,英、俄、荷等国援例,和日本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一八五八年(安政五年)六月,美国又强迫日本政府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亦称安政条约。日本向美国开放五港通商,实行对美国有利的低关税率,美国进一步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和建立租界,行使治外法权等特权。接着荷、俄、英、法等殖民强盗又援例强迫日本政府签订类似条约。

就这样日本丧失了关税主权,日本的锁国政策被打破,此后日本可以和外国进行合法的贸易,但是相反外国也可以进行大量的商品输出。虽然说一开始因为开国对日本国内秩序破坏有限未达到完全破坏日本国内手工业的程度并且因可以合法贸易,日本国内的商业性农业迅速发展起来了、新的在乡商人也频繁起来、工场手工业正规的成长起来。但是总的来说开国打乱了封建经济,给予了原来的手工业者和批发商造成了不可逆的打击,其中因为与国际市场相比,日本黄金价格很低,银价却很高,这就导致大量投机分子用白银套黄金,造成黄金外流白银疯狂涌入,最终造成物价飙升。物价的上涨更加深了广大贫农、城市居民和下级武士的困难处境。在城市,由于蚕丝的价格暴涨,使全国的丝织业遭到巨大冲击,大量织工流离失所,仅桐生一地在安政条约三年后就有一千五百名手工业工人破产。不仅如此幕府与各藩还增加了武器、舰船的进口,在由此加深财政危机的情况下,他们更变本加厉的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使人民本就困难的生活变得更为艰难。人们群众生活的困难造成了其对列强和幕府的憎恨,使他们逐步转化为了反殖民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封建的革命力量。

从1860-1867年仅仅七年时间便爆发了几十次农民暴动,值得一提的是公元1861年俄国军队占据了隔开日本海和东中国海、连接日本和朝鲜的对马岛的一部分,并要求幕府永久租界,且自己已经着手建立海军基地。对此幕府几乎没有抵抗便放弃了对马岛,甚至对马藩主也同意放弃对马(但要求拥有九洲岛的新领地)。但对马的农民、渔民、乡村青年却拼死保卫家园,奋起抵抗,捍卫主权,其中农民安五郎为抵抗俄军登陆而牺牲。在人民群众的拼死保卫下,终于迫使俄舰驶离对马(列强互相的争夺制衡为人民群众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就是这样懦弱的幕府又一次靠伟大的群众避免了危机。也再次证明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主要力量。但是尽管如此底层群众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在还没有自己的政党之前就必然要依靠进步的阶级,而无产阶级还没有诞生,那么只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力量合流以达到反对殖民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封建的目的,而此时上层的革命力量也正在和下面一样正在形成。


(《日美亲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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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向幕府代表递交总统致天皇信,随船美国画家制作的石版画)

在开国后幕府的独裁破产了,幕府第一次向大名和幕府官员、甚至是一直边缘化的天皇做报告,还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样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争斗就进一步明朗化了。改革派顾名思义就是希望以温和的形式来对独裁的幕府进行改革,而保守派自然就是支持独裁统治、维护旧有的秩序。改革派在首席老中阿部正弘时曾因其对幕府的一系列改革而抱有极大的期望,但是后来随着保守派井伊直弼的上台和其推行的恐怖政治(安政大狱)彻底肃清了改革派以及任何的反对派和批评派。

就这样安政大狱彻底堵死了改革派大名想要以温和的形式改革幕府的道路。大名领导的改革结束了。但是日本革命的道路并没有止步于此,就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独立派代替长老派、平等派推动独立派,又如法国大革命时吉伦特派代替君主立宪派、雅各宾派代替吉伦特派一样,更激进更革命的力量总会继续推着革命继续前进。在日本也是如此,并且在之后也会不断看到腐朽停滞不前的力量被更革命更进步的力量代替的情况。大名主导的改革派的阶段结束后,原来作为大名辅佐和在他们下面工作的藩士、浪人、地主、商人出身的进步的革命派,他们意识到了大名温和改革不能成功、不能改变日本的现状,于是这些人开始不问是否属于同一主君,只要志同道合就联合起来,在公元1860年3月3日(旧历),在江户城樱田门外,水户和萨摩两藩的浪人集团刺死了井伊大老,这是他们越过大名为登上政治舞台的最初的戏剧性的事件。此后这些人在各种机会下,以各种形式发展了以萨摩、长州、土佐三藩出身的人为中心的全国改革人士的合作。就这样他们越过了大名走到了政治的第一线。这样的一群励志改革政治的人被称为“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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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政大狱)

要革命没有一个口号是不行的,没有统一的口号就不能体现出自己的主张也不能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于是他们便提出了“尊王攘夷”这一口号,其中攘夷是与开国相对立,开国就是幕府的主张,是因幕府被迫屈服于列强而迫不得已的开国,而要反对幕府驱逐列强就必然提出攘夷的口号,而尊王则是斥责幕府不经天皇批准而签订条约的武器,是屈从于攘夷的。尊王攘夷这个词语来源于《新论》中朱子学的“大义名分,华夷内外”,但就像中国白莲教等反朝廷组织,在中国很多结社的教义中并没有反对朝廷的语句,而只是不同教义的杂糅,日本也是同样的情况,这句话本身是维护幕府的主张,是丝毫不代反幕府性质的。但却演变为了革命的口号(虽说有因其是统治者的局限性)。

除此之外我们也要看到因为这些革命家是出身于武士阶级、是地主、富农、批发商、工场手工业资本家以及与这些有行业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有一定革命性,但是他们本质上还是封建的统治阶级、剥削阶级,所以在一开始他们并不能联合人民群众,甚至无法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所以他们想要反对幕府与门阀就一定要抬出天皇,以此来借助诸侯和天皇的力量来斗争。所以在反封建这点上他们有着极大的局限性,是不愿意联合人民群众的。但是另一点上,因为日本还未彻底成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商品输出对日本的影响还有限,这些上层人士并不依附于列强,相反因为列强的商品输出和对原材料的掠夺对于他们的事业和生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现实生活问题更激化了日本从将军、天皇到各藩下级武士本能地封建排外主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本来就有保卫民族和爱国主义的志士。如吉田松阴的门徒高杉晋作在1861年旅行到中国上海,因看到上海已成为英、法的殖民地而痛心,加强了要为日本的独立而斗争的决心,同时认为清朝的“守旧”将招致“自灭”,从而痛感有接受“外国日新之学"的必要。所以这些志士们在反殖民资本主义侵略方面是非常彻底的,也是正如此,后来这些“志士”能够联合人民群众,能与人民群众的力量汇合在一起也是因为反对列强资本主义的侵略。。

基于此,后来的倒幕运动这一反帝反封建运动并不是来源于尊王而是来源于攘夷,是为了攘夷是为了反帝才要联合人民群众来打倒幕府,建立新的中央集权。而即便在革命中也并没有依赖外国势力而仅仅是利用外国势力(后面叙述),哪怕是运动胜利后镇压了人民群众、放弃了彻底的反封建的任务但是日本新政府依旧不断努力废除全部不平等条约最终达到了与欧美彻底的平等,也只有这样日本本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才能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其迅速发展也离不开对别国的侵略与剥削),日本人民也得以在新的舞台上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和封建残余的斗争。


(高杉晋作(中央)和伊藤博文(右))

就这样,在日本何去何从的问题上日本面前摆放着两条道路,是打倒本国封建制度,集中民族力量迅速资本主义化,进而驱逐列强解放自己呢,还是像印度、非洲一样彻底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呢?是攘夷呢,还是开国呢?这不光是摆放在日本面前的两条路的斗争,在其他落后国家,在中国、伊朗、缅甸、土耳其、越南都面临着两条路的斗争,而在日本幕府选择了后一条,而日本革命的人民则要选择第一条,既然选择了第一条,那么他们就不能再停留不前了,他们要进入到下一阶段–倒幕阶段了。

小结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日本幕府的腐朽统治最终导致了明明有机会不被暴力打开国门却一定要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到最后一刻。但是这并不是日本的个例,远的说在清朝,康熙乾隆都与欧洲有来往也知道欧洲科技文化的进步也发展,他们当然知道在百年后中华将会有大劫,但是他们放弃不了他们对人民的奴役的剥削,他们怕人民起义比怕列强更甚,他们不光不改革反而实行最腐朽反动的文字狱来阻碍人民文化科学的进步。统治阶级哪怕他们知道自己要灭亡也必然会挣扎到最后一刻。靠腐朽且反动的上层来进步推动文化技术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就算是资本主义下不要说他发展技术的速度很慢,而且他发展技术根本上是因为发展技术可以更好的代替人、剥削人、增加利润,同样发展文化也是为了更好的统治人、奴役人。所以在文化技术等一切的发展上我们只能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彻底发展,决不能盼望上面的“觉悟”。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统治阶级在镇压人民、在对外有优势时候是非常强硬的,但是一旦国外统治者非常强大对他不利的时候他便会第一时间投降,他是绝不会像平常宣传的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而去宁可牺牲自己利益去保卫祖国人民的,他一定不是投降就是跑路。在历史上殖民地时期伊朗、土耳其、东南亚的统治者都是如此,他们宁可变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也不愿联合群众去抵御侵略,在二战的法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面对德国的侵略也都是直接投降,他们害怕联合人民群众会增强群众的力量等赶出侵略者自己会被推翻。甚至在普法战争后出现战败国和战胜国一起镇压群众的情况。历史上打倒殖民者、侵略者,赶走殖民者、侵略者的从来都是人民群众,没有不靠人民群众力量就能独自赶走殖民者、侵略者的。我们如今也断不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政府上,渴望在战争来临时保护我们,统治者们只会把我们当炮灰或者当成免费劳动力。一旦形式不利于他们他们会毫不犹豫的抛弃人民。而这就需要我们马列毛主义者以政党为中心把所有革命的、被压迫的群众聚集起来,靠我们自己力量保卫自己、保卫家人、保卫群众、保卫祖国,而不是靠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私家卫队。

此外,温和形式的改革虽不至于说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用处,在某些时候也有积极意义,但是在需要极具变革、需要革命时,改革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改革代替不了革命。在当今,赵国一些人就渴望自上而下的改革,渴望依靠上面的力量来解决现实中的贫困、无休止的加班等问题,甚至你说去革命来改变现状他们会说老百姓改变不了,要想改变需要当“大官”。但是我们要知道造成我们贫困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矛盾,这个矛盾如果解决不了就不能根本觉得我们迫切的问题,而官僚和上层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奴役人民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他们所谓的改革只能是为了自己统治或是人民群众逼迫下的改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阶级斗争的关系,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关系,正如毛主席所说:“难道大猪会杀自己吗?”所以在当今我们一定要抛弃掉幻想准备拿起武器去斗争,不是盲目的斗争,是运用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在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就像倒幕派代替尊王攘夷派,尊王攘夷派代替改革派一样,不断地抛弃掉妥协的、改良的政党和人,抛弃掉不能再更进一步的政党和人,直到最后选择出最革命、最符合人民群众利益、最不怕牺牲的党和领袖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以此来迈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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