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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这一章节展现的历史生动形象地说明了，没有空泛的“民主”，只有建立在阶级专政下的民主。反动阶级一面用“民主”作幌子，实则背地里紧锣密鼓地为镇压革命工农群众而密谋，这也与同时期我国内地所发生的一幕幕谈判、斗争遥相呼应。
2.从第一部分，我们能够看出一个机会主义者的面貌是什么样子的，贪恋权力，左右摇摆，态度模糊。最终站在了人民的反面。以及再后面的部分，国民党所表现出来的，假和平，真内战的态度，也跟其国民政府再重庆谈判是的面貌一样，他们一方面搞字面上的文字游戏，一方面暗地里进行扩军备战。首鼠两端，不过如此
（本文中引用的史料基本来自于《新疆三区革命史》）
承接上期，伊斯兰宗教势力倒台后，三区与国民党统治的七区之间分歧逐渐加大。
包藏祸心的国民党
在与国民党签订和平条款附属草案（二）期间，三区和国民政府之间就在改编军队的数量和驻扎地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价还价，这点和国共重庆谈判时也针对军队编制问题进行的谈判是类似的。
一开始三区方面要求将民族军改编为13个团，但国民政府的代表张治中则提出改编不能超过4个团，驻地也不能超过“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控制范围。后来经过苏联的斡旋，最终确定改编为6个团，人数为11000人到12000人，并只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勒泰三区驻扎，指挥官由三区方面推荐并兼任新疆省保安副司令。
然而国民党一方面要求三区尽快落实改编要求，一遍又偷偷的在自己控制的七区内增兵。1946年9月，宋希濂曾专程飞南京，面见蒋介石，要求补充兵力。后经参谋总长陈诚批准，同意新疆补充兵员15000人，先成立4个边卡大队，增派1个汽车团（约有载重卡车300余辆）补充军马3000匹，配置部分武器弹药。11月3日，蒋介石又将自己的嫡系宋希濂调任新疆警备总司令。
阿山区领袖乌斯满·斯拉木的叛变
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在暗中支持三区内怀有二心的人物——乌斯满·斯拉木。
乌斯满·斯拉木
我们在第二期里提到过他，乌斯满是最早领导阿山区哈萨克族牧民开展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在1945年9月阿山区并为三区革命政权势力范围时，乌斯满的亲信都没有当上阿山骑兵团长、警察局局长、各县县长等要职，而是从苏联来的人或者亲苏的哈萨克族人就任的，同时乌斯满的许多部下也投降了国民政府，所以他即使被任命为阿山区专员，也一直不肯前去赴任。10月与国民政府的和平谈判开始以后，为了不给中国政府留下干涉内政的口实，苏联收回了过去支援哈萨克族反政府武装组织的武器。这件事也引起了乌斯满的强烈不满。
乌斯满的反苏倾向还来自于他的伊斯兰教信仰，1930年代从苏联逃亡到新疆的一位哈萨克宗教人士曾告诉乌斯满“苏联消灭宗教”，据说这件事极大地影响了乌斯满的思想变化。又根据乌斯满自己的说法，由于苏联曾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哈萨克人实施过残酷的镇压，所以新疆的哈萨克族人本来就对苏联抱有严重反感。
和平谈判开始后，在阿山区政府部门和阿山骑兵团中的苏联顾问都被撤走。之后的1945年11月4日，乌斯满才来到承化就任了阿山区专员。据说，他就任之后要求遵守伊斯兰教的沙里亚法，下达命令：“对不做礼拜者处以鞭笞50鞭、不封斋者处以鞭笞100鞭，不禁酒者处以鞭笞30鞭的刑罚。”由于乌斯满采取的政策与他到任之前的政策完全不同，乌斯满很快就和亲苏的哈萨克族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冲突。于是，乌斯满在1946年3月19日离开了承化，来到可可托海县境内重新组织了自己的部队。从5月开始，乌斯满又在阿山区东部的青河、可可托海、福海等数县开始独自征税，表示不再承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权威。
种种因素加持下，乌斯满逐渐倒向了国民党一边。1946年8月上旬，省联合政府刚成立不久，乌斯满就派代表哈那提拜、卡克夏·苏里坦等带着信件来见张治中。尽管张治中的这次接见是公开与合法的，可是这个试探性的头一开，紧接着就是频繁的往来与接触，而且很快发展到双方互相利用的地步。特别是省府与军方不断提供军援物资和武器，以增强乌斯满反三区的力量，这就加深了省联合政府的内部的矛盾，导致原来的裂缝不断扩大。
“二·二五”流血事件
“二·二五”流血事件，指的是1947年2月25日在省城迪化因群众集会游行而引起的冲突导致死伤数人的政治事件。这件事变相加速了省联合政府的垮台。
1947年2月20日，维吾尔族青年约500人在迪化维文会集会，会议由省维文会副会长阿不都艾海提·马合苏木主持并发表演说，他痛斥国民党统治给予新疆人民各种痛苦，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统治、中央军撤出新疆。他的讲话博得了与会者的支持与拥护。会后，青年们高呼口号，举行示威游行，队伍行至省府大院门前，并向省府秘书长刘孟纯提出30余条要求，直到下午5时才散去。
第二天，维文会又继续组织数百人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到省联合政府，又向秘书长提出50余条要求，并且限72小时答复。当时，秘书长刘孟纯以事关重大，需经省府委员会讨论后答复，暂时使情绪激愤的群众逐渐散去。22日省联合政府的紧急会议上，经过阿巴索夫、阿合买提江的斡旋，联合政府同意了群众提出的罢免部分违规官员。但部分国民党官员仍心存不满，他们决定以游行请愿对抗游行请愿。
24日，以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为首的国民党官员，调拨了一批军警、三青团等人员，包括哈萨克族、回族组成的五六千人的“迪化市和平统一民众请愿团”，从市郊和外县骑马来到省城。他们在游行示威中高喊“拥护中央政府！”“新疆是14个民族的新疆，不是维吾尔族一族的新疆！”“反对伊、塔、阿三区特殊化！”“打倒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口号，并针对21日民众所要求的内容，也向阿合买提江提出了26条的请愿要求。
宋希濂
25日，省城局势进一步紧张，汉、回、哈萨克族群众以及混在群众中的便衣军警、三青团员等共一万余人，在汉文会会长带领下有组织的到省联合政府请愿。阿合买提江接见代表后，登上临时由几张桌子搭起来的讲台，向群众讲了约一个钟头的话，但由于人群中声音嘈杂，混在群众中的破坏分子乘机起哄，态度越来越强硬。阿合买提江无法继续讲下去，只得走下讲台，和一些省府委员们退回省政府。
同时，副主席包尔汉的小车司机被人炸死，广场上也出现了群众互殴的事件，一人被打死，两三人受伤。在这情况危急的时刻，阿合买提江对保安副司令党必刚说：“在你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出去叫你的官兵向后转，正步走出去，我们也到南关叫人民群众散去，这是个和平解决的办法；再一条是你们把门打开，叫你的官兵进来把我们都杀掉。这样，今天在乌鲁木齐，明天起在全疆就要流血，这两条路由你选择。”这时，宋希濂觉得事态严重，怕事态一发不可收拾，也不得不派人制止暴力行为。
2月27日，蒋介石电嘱宋希濂妥善应付局势并批准戒严，宋希濂接电后，即命罗恕人以迪化警备司令部名义宣布全市戒严。3月5日，宪、警会同保甲长开始在迪化城区清查户口，并在南梁地区进行骚扰和逮捕，弄得鸡犬不宁，一片白色恐怖，这就更加恶化了民族关系。直到6日上午8时，才宣布解除戒严令。
2月底，民主革命党（由第六期提过的“东突厥斯坦革命党”与另一个组织“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于2月3日合并成立） 散发了《告汉族同胞书》的传单，揭露“二二五”流血事件的真相，劝告汉族同胞要特别珍惜同少数民族同胞长期相处的亲密友情，千万不要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当，不要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3月21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三区方面的省府委员也就“二二五”流血事件发表《告全省人民书》，呼吁“全省人民为保卫和平而积极努力，为建立民族之间的友谊而努力”，表示三区方面决不违反《和平条款》，“我们是说话算话的，我们完全遵守《和平条款》。
在重庆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在3月发表文章，就迪化“二二五”事件，谴责国民党方面违背《和平条款》的野蛮行为。
选举中，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揭露
省参议员和各地县参议员的选举是三区和国民党双方在政权问题上斗争的一个焦点。当选举法通过和公布以后，全疆各地即着手准备选举工作，1946年9月13日，省府第九次委员会通过了省选举委员会组织章程，并且决定省参议员及县长监选小组人员的编组和派遣。当时规定各小组人员在迪化、伊犁、塔城、焉耆（即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所辖地区）四区的，应于9月18日以前到省府集合，22日出发分赴各地区进行监督选举。
后因三区和其他部分地区的官员均未能如期到达，因此于9月19日省府第十次委员会再次讨论决定将监选人员进行调整，并且还决定各地区的专员和副专员均不得参加监选。
选举工作本是推行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工作，如果完成得好，无疑对新疆的政治民主会起促进作用，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省联合政府是各种势力暂时妥协的产物，它必然会为选拔各自利益的代表者而进行激烈斗争。无产阶级和地主、资产阶级和睦融融一家亲地搞民主，岂不是笑话？
而国民党当局还利用选举大肆吹嘘，竭力美化自己。诸如：“这个选举法，可说是新疆民主政治的母亲”，县参议员及县长之选举是“划时代的创举，……足与任何民主先进国家的措施辉煌媲美”，等等，企图借此欺骗舆论，愚弄群众。
三区方面针对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进行揭露，并号召各族人民选出群众所拥护的人。在迪化、吐鲁番、库车、喀什等地相继出现了一些维文传单，号召“大家一致联合起来，打倒选举的包办者，并推翻阿訇、伯克等的贿选。”
1946年9月16日，在伊宁出版的专署机关报《革命的东突厥斯坦报》发表文章公开指出：“迪化发动全民竞选，手中高举着民主的旗帜，口里喊着民主政治，选出来的仍是一些封建地主和巴依、阿訇，他们是不能为人民谋幸福的。剥削阶级永远不会放下屠刀，我们并不反对选举，相反的要更热烈响应选举，但我们要选出我们拥护的人。”显然，选举一开始，双方就存在着斗争，随着选举的进行，选举中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和公开化，实际斗争要远比报刊上的宣传复杂得多。
在选举过程中，三区和七区的省参议员仅在参选资格上就争执不下。当时省参议员资格问题，确实存在混乱的现象，有人提出：伊犁地区原来当选的省参员只有12人，而现在实际报到的却是20人，比规定的人数超出了8人，而且在20人中还有10人与原姓名不符。塔城区原当选的只有7人，报到的却是8人，超出1人，其中有5人与原选的姓名不符。喀什区原来当选的是20人，来报到开会的为22人，比原来规定的多2人，其中也有7人与当选的姓名不符。
这里，无论是三区还是七区，不仅来参加会议的省参议员的名额比原来规定的多了，而且还有当选的未来参加，来参加的却不是当选者，因此，必须先对省参议员的资格进行审查后才能正式开会。可是，在当时的伊犁、塔城、阿山、喀什等区的主席团成员都主张必须准许已到会代表为合法出席人数，并且承认其代表资格，否则该区的省参议员拒绝参加会议。仅是代表资格一项，双方就争执不下，因此不得不宣布省参议会延期开会，以等待代表资格确定后才能举行。
与此同时，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的省参议员还联名发布了《告全省参议员及同胞书》，书中揭露阿克苏、和田、莎车三个专区选举县长及省参议员过程中营私舞弊的“选举真象”。指出：《和平条款》在阿克苏、和田、莎车三个专区不但没有实现，连《和平条款》都不准当地人民说。南疆人民所受的压迫，写成一本很厚的书都写不完。
由于1947年5月20日，国民政府免去张治中新疆省主席职务，任命亲国民政府的泛突厥主义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麦斯武德·赛比力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因此，省参议会的主席团会议上还就要求国民党军队撤退和反对麦斯武德当省主席等问题上展开激烈的斗争。
而张治中在6月9日的答复为：“中央不可能变更已经发表之命令。”也没有在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对国民党倍感失望的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伊犁区、塔城区、阿山区的代表于1947年8月离开迪化，返回伊宁成立名为‘‘三区经济委员会”的政权组织，开始实施自主管理，“新疆省联合政府”由此崩溃。
下一期大概就是三区革命的结尾了，三区革命的历史到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后正式结束。
目录
不要用民族主义观点将赫鲁晓夫前的苏联贬为帝国主义：由新疆三区革命说开去（一）
不要用民族主义观点将赫鲁晓夫前的苏联贬为帝国主义：由新疆三区革命说开去（二）
苏联直接援助的新疆少数民族起义：由新疆三区革命说开去（三）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和联合政府：由新疆三区革命说开去（四）
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由新疆三区革命说开去（五）
宗教势力的倒台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时代的结束：由新疆三区革命说开去（六）
失效的弥合剂——“新疆省联合政府”的彻底破裂：由新疆三区革命说开去（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