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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当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一方面需要高素质生产机器,另一方面需要解决大量失业问题的双重矛盾下,提高就业标准降低入学要求,便成了其缓解阶级矛盾的手段,把大量待就业青年扔进校园,最终陷入难以就业的死循环,这看似高普及的背后只是资产阶级卑劣的谎言。
2. 教育不是资产阶级的恩赐,而是资本家为了培养能给自己有效创造剩余价值的奴隶所设计的制度,赵国需要用“高等教育入学率”来说明自身统治的成功从根源上就是自欺欺人,而且更如文章所分析的,最初扩招政策提高入学率是为了缓和矛盾,造就一大批产业后备军供资本主义剥削,而如今已然形成了“毕业即失业”等更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这样左支右绌摇摇欲坠。 马列毛主义者要抓住时机,在社会矛盾逐渐尖锐的条件下进行组织建设和融工工作,为革命积蓄力量。
长期以来,赵国一直将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宣传为自己政绩上最为成功的一环,每一年他们都要公布所谓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来显示自己政策的优越性。然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其背后所代表的,真的就如赵国官僚所说的一样吗?
1964年春节,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毛主席批评了当前的教育方法和考试制度。他认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此时,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已经很明确,抵制“精英教育”,强调“平等教育”。从1970年开始,中国高等院校陆续招生开学。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招收“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因此这些人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或者“工农兵学员”。招生时强调政治。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将近9000名工农兵大学生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党员占46.2%,团员占38.1%,非党团员占15.7%。而在后面1977年恢复传统后,高等学府中工农家庭出生的比例急剧下降。以赵国官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官僚们一心想要恢复“精英教育”制度,将大学中大量的工农兵学生以教育水平不足为由被退学。但是工农兵大学生并非不学无术,文革期间实施教改也不单是大学,小学、中学都不再考试, 但文革中的小学生、中学生,文革前的调干生及64 、65年进校大学生就没有象上文革中的大学生承受那样大的压力。显而易见,是有人并没有按照知识水平来划分学生,而是出于一种另外的政治目的来评判社会。以著名的“考试交白卷”的张铁生为例,他当年并不是只交了白卷,而是在试卷的背面写清楚了交白卷的理由论文——高考的题目过于刁钻,以至于没有受过专门教育的工农学生很难考上大学,实际上是体现了极高的政治觉悟。赵国官僚将这些事例片面化截取,人为地造就了文革期间学生大字不识,狗屁不通的虚假奇观。
赵国官僚所谓的“精英教育”又如何呢?在赵国官僚提及高等教育时,屡次都要提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超级人口大国从高等教育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过渡,创造了中外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个所谓的“奇迹”,实际上指的就是大学生扩招——自1999年开始的,基于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的扩大普通高校本专科院校招生人数的教育改革政策。在1992年到1998年,由于国企改制,市场经济改革等原因,国内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人群。其中1997年全国下岗人员为2115万人。中国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极高,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大学便承担了光荣的人才蓄水池任务,在《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中尤为提到“国企改革带来的大量下岗工人如果进入就业市场与年轻人竞争会出现恶性局面。国家提出经济增长8%的目标,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最大的需求,扩招可以拉动内需,激励经济增长。”剧烈的失业问题带来的便是剧烈的扩招,在当时,仅北京一个地方便有65%的学校由于师资力量缺乏所以没有能力继续扩招,86%的学校出现了硬件不足和经费短缺的问题。在湖南,从1998年到2005年,高校在校生数量增加了4.2倍。与此同时,大学的教师增长水平远远低于大学生的增长速度,大学教育的质量严重下降。从第一批扩招的大学生进入社会的2003年开始,大学生就业问题就开始成了全社会关注的话题。虽然在2008年教育部提出之前扩招过于急躁要控制扩招比例,但是2009年经济危机的到来,使得赵国又开始了研究生扩招的步伐(研究生就业难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由此可见,赵国高等教育所谓的毛入学率表面上看起来是展现了中国整体国民教育素质的提升,实际上,高等教育因为高速扩招而导致教育水平的急剧下降,年年高攀的数据背后,所真正象征和代表着的,其实是资产阶级复辟以来市场化所剥夺人民财富的苦难,工农群众在资产阶级市场下无力更生,只能依靠资产阶级学历敲门的高失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