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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未明子毫无疑问他是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因为他在学会这些世界观和方法论之前的基础就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即便懂点辩证法,但是也是从唯心主义的角度出发的,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也不免会使自己变得形而上学,好不容易从烦琐哲学中费劲学会的辩证法用着用着就变成形而上学了,相信这也是最令人苦笑不得的事情了
2、本文通过三方面的内容揭露详细地向我们点明了未明子这位秉持“在社会主义国家做社会主义者”的机会主义先生的本质。同批判泥潭派一般,未明子的机会主义、改良思想流毒不得不使马列毛主义者予以注意并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无论是其繁琐的哲学观点还是改良性质显而易见的所谓系列“工益”活动本质上都是将革命运动引向机会主义、改良主义!
一、刘司墨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
按照刘司墨先生的高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非得先学黑格尔不可。
“黑格尔无论他的《哲学史》、《精神现象学》还是 《法哲学原理》,里面每个环节,停留在这个环节上的都是敌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小老板停留在市民社会伦理哪个环节,一个学者停留在精神现象学的哪个环节,一个谈恋爱的小年轻他们停留在哪个环节…停留在这个环节,卡在里面的,都是有待拯救有待解放的,都是敌人。”(《行动者学习黑格尔的目的》)
在刘司墨先生看来,恐怕只要读了黑格尔,就知道谁是敌人,谁是应该被攻击的对象。
此外,在去年的一个关于列宁的视频中,刘司墨先生又说:
“列宁主义实践的标配是乌托邦,批量分发乌托邦。空想? 你只在一个厂的时候是空想,你能够让数千万人口陷入空想,你就是很屌的地缘玩家。”
那么,在刘司墨先生看来,十月革命并不是无产阶级在现实矛盾推动下,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必然产物,而是列宁及其战友让数千万人陷入了某种乌托邦式的空想 (理想),然后革命就莫名其妙的,出乎奇迹般的胜利了。也就是说, 在刘司墨先生看来,革命不是社会矛盾的必然产物,而是一些知识分子通过意识形态灌输的产物(成功的灌输使得很多人陷入某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 列宁也讲灌输,但列宁的灌输是让人们明白现实的客观必然性,而刘司墨先生却将其曲解为“形成了某种乌托邦的空想”。(《揭开未明子的画皮(上)》11页)
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如何确定每个阶段应当团结以及打击的对象,都是其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正如一月与二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自由主义者们都站在一起反对沙皇;抗战时期,无产阶级的联盟主要对象是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团结对象是一切抗日的地主和资本家,打击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解放战争时期,无产阶级的联盟主要对象是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团结对象是民族资产阶级等,打击对象是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派。
这是从阶级角度判断敌对的阶级和结盟的阶级,而不是在黑格尔的烦琐哲学中寻章摘句;不是从虚构的哲学体系出发来“识别”敌人, 而是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矛盾出发来判断敌我友;不是用逻辑来框套现实,而是从现实中抽象出逻辑。
其次,刘司墨先生更是犯了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错误。
列宁准确地揭示出,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从现象(要求更高工资的经济斗争)到本质(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的过程,这个过程列宁将其描述为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无产阶级从自发的斗争到阶级自觉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就无法割裂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相辅相成。若仅仅是仅仅孤立地,静止地看待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话,那恐怕所有工人的自发斗争都应该被称作“投机主义”,“工团主义”了。
马克思主义者要坚决反对这种静止地、孤立地看待自发和自觉关系的观点。 我们要意识到,如果有人借口工人的斗争是自发的而一概加以反对,导致的唯一结果,就是将所有自发斗争的工人推到敌人的对立面,也无法帮助更多的自发斗争的工人兄弟通过灌输而形成阶级自觉,避免落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谬误中。
其次,刘司墨先生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点,便是他所有逻辑的出发点,都建立在“塞里斯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基础上。时至今日,任何头脑清楚的马列毛主义者应当都认清了目前塞里斯社会的真实性质。
以苏联为例。赫鲁晓夫之后,苏联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国营企业不再是工人阶级的企业,而成了官僚攫取剩余价值的资本式企业,于是主席判断,苏联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而变成了资本主义。
仅仅抽象的认可“国家是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但不根据经济基础的变化判断实行专政的是哪个阶级,不承认国家性质会随着经济基础变化而变化,这仍然是一种超阶级的国家观。
刘司墨先生恐怕持的就是这种超阶级的国家观。既然在判定这个国家性质的第一步就出了这样的问题,也不外乎他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思想也越来越反动了。
以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为例,唯物辩证法认为阶级矛盾是你死我活的矛盾, 阶级矛盾的解决必须通过对立面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哲学观在实践上体现为革命的实践。而调和式的黑格尔辩证法虽然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对立,但却认为这种对立可以在国家(或其他中介)的调和下,达到某种“双赢”的局面(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进而实现对立面的融合;这种哲学观在实践上体现为改良的实践。
黑格尔的这一错误在刘司墨先生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不论怎么在口头上向往共产主义,在嘴巴上憎恨资产阶级,但是他在实践中却一点都不敢正视无产阶级的斗争。他在不同的视频和留言中,反对工人的一切自发行动,形而上学地割裂自发行动和自觉行动的联系,把一切自发行动污蔑为工团主义。不仅如此, 他还在 12 月 9 日的视频中彻底否定了列宁式路线在当前的实践合理性。对立面之间的一切斗争,不论自发的或者自觉的,都被他否定掉了,因此解决矛盾就只剩下一条途径——调和。这也恰是未明子开出的药方。(《揭开未明子的画皮(上)》14页)
二、刘司墨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
未明子讲的大三权,包括生存、发展、解放三个方面。生存权包括衣、食、 住、行等方面,这些领域要由“社会主义”来兜底,而不能放任资本逻辑来决定。 发展权意味着要赋予劳动者发展体力、脑力、哲学、艺术以及社群方面的权利, 要让群众能够生产自己的知识和审美。而解放权则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尾”,让劳动者能够参与社会主义战略的讨论和实现,推动社会主义从国家走向国际。
那么,如何实现大三权呢?
未明子给出的方案是在工业区发展公益(或 “工益”活动)。一方面,通过工业区的“工益”活动,来为工人提供平价盒饭、 廉价房租等,另一方面,通过开办比现行工厂体制更人性化的工厂,来“收集” 剩余价值,进而“倒逼”资本家来改善工人的生存条件。(参见“【行动路线】 我们的道路(近-中-远),以及我两年来的财务状况”)
我们知道,自由结社权、罢工权和集体谈判权,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中属于经济斗争的范畴。经济斗争只能帮助工人实现工人的经济利益,但不能实现工人阶级根本性的解放。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要反对将斗争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的经济主义倾向,推动工人阶级实现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的转变。但并不代表不需要经济斗争。恰恰相反,经济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基础,是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基础。列宁曾经高度评价罢工等经济斗争的意义,他指出:“罢工教会了工人要联合起来,罢工告诉他们,工人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罢工教会工人考虑整个工人阶级反对整个厂主阶级和反对专制警察政府的斗争。正因为这样, 社会党人才把罢工叫作‘战争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工人学习对敌人进行战争,争取把全体人民和全体劳动者从官吏和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我们要反对所谓“小三权”的局限性,但并不代表着不要“小三权”。恰恰相反,“小三权”是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的基础和必要的环节。没有在经济领域现实的斗争,就不可能实现工人阶级的生存、发展和解放。工人阶级一切生活条件的改善和一切生存权益、发展权益的实现,都是通过自己的斗争,通过罢工、结社和集体谈判实现的,而不是靠任何资产阶级或小布尔乔亚(借用未明子的术语) 的“慈善”或“施舍”。(《揭开未明子的画皮(上)》57页)
关于刘司墨先生幻想的“社会主义工厂”,我们倒是能找出一个现实中的例子。
世界上没有不逐利的资本,资本自诞生就是为了增殖而来的。然而这个论断似乎在于东来身上碰了壁,于东来甚至主动关停了一些扩张出去的超市,放着钱不赚,这能说明马克思的理论出现问题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身,单个的资本家当然是有部分独立意志的。于东来要任性地停止扩张,要大把大把撒钱,资本也没法意识降临控制他的行为。但单个资本家可以背叛自己的利益,资本不会,发展到如今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尤其不会。于东来之所以可以说不赚就不赚,主要原因在于他掌握着胖东来70%的股份,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说一不二,可绝大部分成熟的有一定规模的大型企业,都是通过股东会这一资本集团控制的,这一资本集团就断然不会存在个人的任性想法,而只能忠实地履行资本的天性,即最大程度地增殖。于东来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拿着根木棍上热武器战场,现在的股份制公司为了获得更多起始资金,往往会通过售卖股份取得融资,而只需要掌握所有股份中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就可以撬动整个公司的资本。将大量股份握在自己手里,虽然保证了其对公司的控制权,但相较于其它融资公司就天然缺乏竞争力。
更庞大的资本意味着更强大的竞争力,而资本运转的逻辑就是要么扩张,要么被吞并,所以几乎每个企业都要向银行申请巨额贷款,这些贷款作为货币资本可以繁殖出比利息更多的利润。也就是说,体量越大,贷款越多,贷款越多,赚得越多,赚得越多,体量越大。而资本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巨无霸们可不会对同行抱有什么同情,资本竞争都是逆水行舟,跑得不够快就是死亡。
胖东来的固步自封实际上就是自取灭亡,看似是于东来拒绝了资本,实际上是资本拒绝了于东来,当于东来逆着资本的性子行事时,资本也就以各种方式离他而去,转移到更符合资本增殖口味的有野心的资本家手中去。肉眼可见的未来就是于东来退休后,整个公司被逐步吞并。胖东来是不愿意走出河南吗?实际上就是走不出来,特斯拉之前就因为给员工开的薪资过高,破坏了市场稳定,被一种国内垄断车企联手抵制,胖东来想要倒逼社会改良又从何谈起呢?(摘自《胖东来的经济奇迹从何而来?――改良主义的温顺面具下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正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谓的“红色资本家”,“民族企业家”,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就改造,不愿意接受的就打成牛鬼蛇神发去劳动改造,刘司墨先生又是如何才能妄想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呢?当然,正如前文所说,既然刘司墨先生铁了心要跟着这红皮白心的反动政府当狗,那我们也不好多说什么,但是哪怕是为了那些仍然被刘司墨先生所蒙蔽和欺骗的进步青年而言,我们仍需要对此进行深入的批判。
刘司墨先生说:
“首先,这个厂做出来后一定是一个社会舆论动能,其次,这个体制,为什么一定是个资本体制呢?你创建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厂,但是它在社会主义的土壤当中竟然失败了,这才是证明它是资本体制的最彻底的方式。它是不是资本体制,是需要向广大人民群众去证明的。”
刘司墨先生建立的这么些个互助组织,工人食堂和“工益”,原来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塞里斯的红皮白心啊,真是煞费苦心。只是可怜了那些有识青年和加入组织的工人们,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合法斗争”路线照样被当局所铁拳。甚至可以预见到了那时,跑得最快的就是刘司墨和他的拥趸们,只留下工人又一次在反动派的铁拳下流血流泪,而刘司墨先生这时恐怕是会去给当局摇旗助威,宣扬:“我也是老革命,我的实践证明了革命不可行,时期尚未成熟,同志们先别努力”罢了。
一个经济体制是否是资本体制,关键在于两点:
(1)谁控制生产资料。是无 产阶级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呢?还是私人、私人的联合集团或者私人的总 代表占有了生产资料。如果是后者,那么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体制。
(2)劳动力是否成为商品。无产阶级是否自由得一无所有,以至于必须在市场上出售劳动力 换取工资。如果是这样,劳动力就会变成可变资本,而劳动力的使用就成了资本增殖的源泉。
只要满足上述两点,经济体制就是资本体制。这种体制的资本属性,根本不需要用未明子幻想出来的“社会主义工厂”的失败来证明。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的属性,已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在这样明显的情况下,未明子还处处为体制辩护,甚至编造出要用他幻想的“社会主义工厂”的破产与否,来验证经济体制的属性,这是一个多么滑稽可笑的观点。(《揭开未明子的画皮(上)》65页)
三、刘司墨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
刘司墨先生嘴上念叨着马克思主义,说着要保护广大工人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心里想的恐怕全都是“生意”。如今,他的行为更是暴露出了其与赛里斯反动当局完全是一丘之貉。当塞里斯终于摘下这三伏天的红棉袄,开始肆无忌惮地迫害革命者和无产阶级的时候,刘司墨先生恐怕也会是毫不犹豫地成为他们迫害革命者的狗腿子。
当然,主观上塞里斯脱不脱这件红棉袄,刘司墨先生揭不揭开自己这张虚伪的红皮并不重要,广大无产阶级的怒火与英勇斗争,必将他们坚决地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中。
一个持超阶级国家观、反对工人一切自发斗争、选择全公开组织策略的人,在具体的实践上,当然就只剩下了改良一条路。
未明子的所有实践加起来,就是一些小规模的慈善活动,比如他直播的食堂。
改良不必然是错误的。列宁也搞改良,列宁还说过,布尔什维克搞改良比改良主义者搞得还好。但列宁的改良从属于整个事业,是整个事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在未明子这里,他把改良奉为唯一正确的活动。环节变成了链条本身,局部转化为了全部,真理因此也变成了谬误。
当改良从属于整个革命事业时,改良就具有真理性,因为改良的活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接触群众的一个重要方式,因此也构成了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环节。 但是如果把改良的从属地位抬高到首位,改良就从真理变成了谬误,因为改良活动在改善了个别工人生活的同时,却成了麻痹广大工人的精神毒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改良所必然得出的结论。
毛主席他们为什么批判武训?因为武训“慈善义举”之路线,是一条一丝一毫也不能触动现有社会关系的路线。这样的路线,是统治阶级所喜闻乐见的。
未明子的实践路线,最多不过是当代版的武训路线而已。未明子这样的行为, 也是资产阶级所喜闻乐见的,资产阶级巴不得社会上遍地都是未明子。
在这样一条他自诩的“温和的”、“正当的”、“合法的”路径之下,
他当然可以毫无顾虑地暴露自己的一切真实信息,肆无忌惮地“开盒”另外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路人”,并采用一切卑劣的污蔑、罗织手法和阴谋论的思维,引导自己的粉丝去攻击这些同志和平台。这不是“社会主义者”,这是法西斯的冲锋队。(摘自《未明子先生的“革命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