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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本文对苏修“集体农庄“非集体的手段和现象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很好地说明了无产阶级夺权对保障无产阶级专政乃至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性。用国有制代替公有制，用按劳分配的经济挂帅代替政治挂帅，修正主义就是这样大同小异。
2.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苏修尽管在名义上保留着计划经济，集体农庄，但无产阶级却失去一切应有的权利，沦为了复辟的资产阶级的奴仆，这样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毫无疑问就是事实上的资本主义，是要无产阶级起来推翻的。如果不能认清这一点，只看表面上的宣传，就有滑向改良主义的风险。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当着集体经济的领导权牢固地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贫下中农手里，贯彻执行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时候，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就能得到巩固和发展。但是，在修正主义者篡夺了社会主义国家党政大权，复辟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掌握着国家党政大权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就必然也要攫取农村的阵地，派遣他们的爪牙来篡夺集体经济的领导权，使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蜕化变质。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的苏联就是这样。赫鲁晓夫后的苏联，“集体农庄”的名称虽然未变，但是，它的实质早已根本改变了。
集体农庄是合作制的一种形式。关于合作制的性质，马列毛主义者从来不是孤立地加以考察，而是把它同一定的国家政权和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联系起来考察的。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明确指出，并不是任何一种合作社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毫无疑问，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
现时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存在着一些消费合作组织或生产合作组织，但那些合作组织都是按资本主义原则经营的，如那里的农业合作组织可以雇工和从事投机买卖，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资本主义经济。而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办起来的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排挤下，也很快就瓦解或变质。只有在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国家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帮助下，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组织才能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和发展。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集体农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组织。但是，当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以后，他们大批撤换集体农庄主席，派遣他们的爪牙挂起“知识渊博的专家”、“有才能的组织者”等等招牌篡夺了集体农庄的领导权，贯彻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
1965年2月2日苏修《乌克兰真理报》载称：“最近二年内，几乎所有的农庄都换了主席，知识渊博的专家和有才能的组织者担任领导工作。”仅仅两年时间，就把乌克兰的所有集体农庄主席几乎统统换光了。这当然不是乌克兰一地的现象，整个苏联都是如此。
这样，苏联集体农庄的性质就逐步蜕化变质，它已不再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用来剥削广大庄员群众的资本主义农场，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
根据苏修法律和一九六九年颁行的所谓《集体农庄示范章程》的规定，“集体农庄”主席有权出租或转让农庄使用的国有土地；有权支配农庄的财产和资金，直到自由买卖农业机器等生产资料；有权决定庄员的劳动报酬和奖金；有权进行变相的雇工剥削等等。农庄主席的这些法定权力，已足够说明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苏联，集体农庄真正的主人并不是农民，而是称做“农庄主席”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有苏修叛徒集团做靠山，他们的实际权力是大大超越《示范章程》的法定权力之外的。他们在农庄中横行霸道，甚至可以像资本家开除工人一样，开除集体农庄庄员的资格，把违抗他们意志的庄员赶出农庄。苏联广大的劳动农民已重新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原来属于他们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和支配权已完全落到以勃列日涅夫为总头子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手里去了。
苏联劳动农民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支配权，也就丧失了他们在农庄中的主人地位，而陷入被统治、被剥削的深渊。依据苏修报刊，在苏联的“集体农庄”中，农庄主席和“由有权威的专家”组成的集体农庄“智囊团”横行霸道，“形成了不受监督的状况”，什么都由农庄主席“一个人来决定，来主宰”。作为“集体农庄”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庄员大会早已变成了一个“装饰品”。广大庄员群众已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经常处于受处分、罚款和赶出农庄的威胁之下。鞑靼州佩斯特列齐区“共产主义之路”集体农庄主席在一年内就“颁布了”一百多项各种各样的处罚令，每四个集体农民中就有一人受到处罚。别尔哥罗德“伏龙芝”集体农庄主席供认自己“起一根鞭子的作用”。“批评了农庄主席的人就要冒着没有过冬用的劈柴、没有奶牛吃的干草的危险”。由此可见，在“集体农庄”内部，农庄头目和庄员之间的关系，正是资本主义经济中那种统治和被统治、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
苏联广大的劳动农民受着双重的剥削。苏修叛徒集团通过税收和提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等办法，剥夺广大庄员群众的劳动果实，以维持其对内镇压劳动人民、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的庞大的反动国家机构。农庄主席以及总经济师、会计师、农艺师那一伙则在“按劳分配”的幌子下，竭力扩大工资和奖金的差距，对庄员群众进行剥削。
1970年，苏联普通农庄庄员每月实际得到的报酬不到六十卢布，一般农庄主席每月报酬三百多卢布，有的竟高达一千多卢布，总经济师、会计师、农艺师、机械师、牧畜师等主要专家每月报酬二百到三百卢布。农庄主席的收入比一般庄员高几倍到二十倍。此外，农庄主席及其“智囊团”还利用“奖金”、“补贴”等名目进行剥削。乌克兰日米尔州农庄的主席，仅以所谓“行政管理费”的名目，就掠夺农庄全部劳动报酬基金的15%到25%。一些农庄主席住宅豪华，生活阔绰，拥有轿车和别墅。而广大庄员群众却住在简陋的木屋和矮小的土坯房里，过着贫苦的生活。
苏修叛徒集团除了把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外，还在农村中大力扶持另一种私有制：以宅旁园地和家庭副业形式出现的私有制。
苏修叛徒集团把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蜕变成了资本主义农场，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粮食、畜产品、蔬菜无不严重减产。为了应付深重的农业危机，这一伙叛徒又乞灵于个体经营的积极性，从生产和流通两方面拼命鼓励发展农民的家庭副业；并乞灵于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作用，以刺激私人经济的发展。苏修的《集体农庄市场新标准条例》规定：“允许集体农庄和庄员以及其他公民在市场上按市场形成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农产品，对市场价格不采取任何限制与调整”，甚至允许投机倒把分子在市场上兴风作浪，“禁止在市场上向交易者索要自产证”，等等。在苏修叛徒集团多方庇护下，农村的私人经济迅速增长，资本主义势力急剧泛滥。
苏修《农业经济》1971年第4期透露，全苏“私人副业花费的劳动占农业消耗的总劳动量的40%以上”。换句话说，苏联将近有一半的农业劳动量，是花在经营私人副业上的。私人副业在农村居民总收入上占有很大的比重。在一般庄员的全部收入中，私人经济的收入要占到大约50%左右。爱沙尼亚一些农庄庄员来自私人经济的收入竟高达70%到80%；俄罗斯梁赞州农庄庄员来自私人经济的收入达到75%。这种情况的出现，是苏修叛徒集团拼命扶持的结果，同时也是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剥削得难以过活的劳动农民谋求生存的一种表现。
苏联广大农民的苦难处境说明了，在无产阶级政权被一小撮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篡夺了以后，劳动人民必然要重新陷入被压迫、被剥削的境地。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农村的倒行逆施，犹如一面镜子，照着当下赵国统治集团的嘴脸，无产阶级不会忘记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罪行，也不会放过赵国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今时的所作所为，阶级的血与泪会讨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