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中按：
艾思奇在《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中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的建立，是严格地依据着各种科学成就，依据着人类的历史斗争经验和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斗争经验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阶级性。
在特色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中，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们对劳动人民的迫害和剥削是十分残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和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比正确的基础。我们在批判特色官僚集团医疗卫生路线的反动性的时候，也应当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和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分析。
《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开篇的一句话：“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总是于方百计地利用医学为自已的利益，为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服务，力图使医学成为封建地主阶级和帝王将相少数人谋求“延年益寿”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垄断了医学的成果.把医学当成谋取利润的“商品”为他们剥削人民、发财致富服务。在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里，医学甚至成为帝国主义者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工具。几千年来，所有的剥削防级，都把医学这门发源于劳动人民、本应服务于劳动人民的科学，变成了少数人所得而私的东西，剥夺了广大劳动人民享用的权利。这种历史的颠倒，只有无产阶级学握了政权，才被重新颠倒过。”
一、相对人口过剩问题、产业后备军。
“劳动人口在造成资本积累的同时，就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造成各种手段而使自已变为相对多余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维持工人生命及其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储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采取可变资本的形式。随着劳动生产率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有了增长，随着资本积聚和集中，资本中越来越大的部分转化为生产资料，资本中越来越小的部分转化为劳动力。这种情况使得对劳动的需要是相对地减少了，而不是像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硬说的那样，同资本的增长成化例地增加。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生产出“剩余的”劳动人口。一部分劳动人口成为多余的，并不是和现有的生存资料相比，而只是和资本积累的需要相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不是满足需要。所以在脊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上的人力不会得到充分的使用。
产业后备军的竞争对于在业工人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使得在业工人不得不过度地劳动，这反过来又加速了相对人口过剩的过程，扩大了“剩余”工人的队伍。这种情况对劳动力的再生产也有严重的后果。通过延长工作日或增加劳动强度等方式增加劳动消耗量，就会加速劳动力的损耗，从而也增加了一天所消耗的劳动力的价值。如果一天消耗了2-8天的劳动力，这就会恶化工人的健康情况和缩短他们的寿命。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使工作日缩短了，但并没有减少工人在一个工作日内所消耗的劳动量，也没有延缓劳动力的损耗。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办法增加在一个工作日内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劳动量，这种办法已经让位于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强度的办法增加在一个工作日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劳动量。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增加劳动强度就取得了决定性的意义。大大增加劳动强度，“威胁着工人的健康，从而对劳动力自身起破坏作用”。这一切的后果，就是大工业工人的寿命最短。
在相对人口过剩问题中，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资本本主义生产中对劳动人口的利用程度。工资是工人及其家属照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来源，但在资本主义就会中相对地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所丧失的也怡好是这个来源。
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被摒弃在生产以外，也就是使他们丧失了生活资料，造成“多余的”工人即相对的人口过剩，这对于劳动力出卖的条件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对失业工人及其家属的状况，而且对整个工人阶级的状况，都有重大的影响。产业后备军对于工资以及一切劳动条件都有很大的压力，因前成为资本主义积累和提高劳动强度等等的最重要的杠杆。
对于工人肉体上和精种上的健康情况起很坏影响的，不仅是过分地增加劳动强度，而且还有工厂雇佣劳动的性质和内容。
恩格斯当时写过，像自觉自愿的生产活动这样一种高尚的享受，变成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强制劳动那样的痛苦负担。
工人的劳动是属于买进劳动力的资本家，劳动无井是本家买进的商品——劳动力——的消费过程，这种商品由于相对的人口过剩，而永远是过剩的。上迹情况，也就决定了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条件。与资本主义的主要趋势相适应，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大特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对待实现了的已经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是异常节省的。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对待人，对待活的劳动，却比任何其他生产方式，都无可此拟地浪费得多。不仅是浪费血与内，而且是浪费神经与脑髓。”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和技术改进了生产工具，但同时不仅使必要的工人人数减少了，而且也强化和简化了工人的职能，使工人不必掌握技巧，熟练的工人被不熟练的工人所代替，没有技术的工人越来越多地排挤有技术的工人。资本家这样也就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资本主义的合理化的目的，是力求最大限度地简化生产过程，减少对于熟练劳动力的需求，竭力减少熟练劳动力的教育和培养费用，因为这些费用是要列入用于生产熟练劳动的价值之内的。马克思指出，在工厂手工业和独立手工业中，工人使工具为自已服务，但在工厂中工人却是为机器服务。在资本主义条体下，提高工业的技术水平，在增加通晓技术的知分子人数的同时，会使工人的劳动越来越毫无内容，劳动力也就越来越倾向于不必提高熟练程度。
资本主义基础的大工业，使劳动毫无内容，把劳动过程中的工人变为机器的附属品，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完全分离。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使工人阶提高了觉悟，使工人阶级掌握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文化和组织性。
资本主义的医疗卫生、卫生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国家的职能——特别是对内的职能（这是主要的）和对外的职能（这不是主
要的）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评价国家在解决卫生问题方面所起作用的出发点。资产阶级国家是根据统治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来制定它的社会政策。统治阶级的政策，首先是为了从经济上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高度生产技术水平的资本主义，要求按一定条件组织生产，其中包括要经常不断地保证在数量上和熟练程度上拥有必要的劳动力。例如，例如，统治阶级要制定一定的人口政策，工资政策，教育和培养劳动力的政策，侨民入境政策，等等，例如，还必须保持一定的卫生水平，以便提高劳动强度和预防流行病。
预防流行病的问题，在大城市、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现代技术和大大提高劳动强度的基础上租生产，要求经常保持非常高的卫生水平。不过，这些措施的目的不是为了保证工人的健康，而是为了给进行剥削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为了有可能驱使工人把工作速度加快到最高限度。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导致健康状况的改善，而是导致疾病性质的改变，也就是，传染病减少了，但精神病、心理病及其他疾病的患病率却有了增加。资本家对待劳动力的态度的决定性因素，是有没有随时随地可以为他效劳的产业后备军，在万一需要时是否有可能大廉价的劳动力。在这里，只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才会迫使资本家的态度有所改变。
另一方面，统治阶级的政治是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的保障、医疗卫生企业（保险公司，医疗、化学制剂、光学等托拉斯，卫生设备企业等）获得利润。对于医疗事业的需要，也像其他需要（住房、饮食等等）一样，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剥削的对象，医学是买卖的对象。在这种条件下，统治阶级——人口中的一部分有产者——霸占了医学上的一切成就，而劳动者却往往被剥夺了起码的医疗机会。
从政治上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也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对内职能之一。这在卫生问题方面表现在一系列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措施上。满足居民对医疗事业的需要问题，往往成为社会政策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成为模糊劳动者的阶级意识的手段，通过作一些让步和改革的办法来灌输关于资产阶国家执行超阶级职能以及关怀全体居民的健康和幸福的思想。
资产阶级的卫生论，也是为了从政治上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是从思想上压迫劳动人民和培养忠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骨干的武器之一。在卫生问题方面，阶级斗争的辩证法也是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保障、保健、社会救济等事业向前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但是，资产阶毅有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拒艳实行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压力而在社会保险、保健和医疗事业方面被迫作出的让步。资产阶般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不仅直接向工人阶级的胜利果实发动进攻，缩减社会福利事业的拨款，而且还采用了间接的办法，例如增加税捐，造成通货膨胀等等。
医疗卫生组织也执行资产阶级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某些职能。这些职能表现在国境卫生保卫事业上，表现在参与备战活动上。应当指出，在现代化最新交通运输（航空业）的条件下，国境卫生保卫事业要求消灭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各种地方病的发源地。从事开拓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天然财富的殖民公司，为了本身的经济利益，也要求这样做。
医疗卫生组织参与对外政策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1）军队的医疗卫生事业：（2）准备细菌战争，参与准备原子战争，等等，（3）参与帝国主义的“和平”扩张活动：设立洛克菲勒基金等等，派遣医生兼传教士，对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提供医药“援助”，订立国际卫生公约：（4）参与侵略战争的思想准备工作——用“医学”观点论证战争的不可避免，等等。
如上所述，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以及医疗卫生机构执行一整套错综复杂、相互矛盾的职能；其中各种不同的职能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首先根据阶级斗争的性质，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种情况也正是完全符合克思的下列指示：同一种经济基础可能表现出数不胜数的不同形式和程度，只有通过分析具体形成的历更条件，才有可能加以理解。
马克思的这一指示，鲜明地表现在医疗事业的组织工作方面。具体分析表明：在美国占主要地位的是私人医药业，保证私人医药业取得利润，是统治阶级卫生政策的主要方针，他们宣称在组织医疗事业方面实行“个人责任”（即鼓励私人积极性）和国家干预的原则。在英国，国家举办的医疗事业，在统治阶级的社会政策方面起极大的作用，特别是起一种改良主义宣传工具的作用。英国工党企图把卫生事业国家统筹制说成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德国早在俾斯麦时代就企图把发展社会保险事业用作反对劳动者的工具。过去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即使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即使工人阶级——像在英国那样通过阶级斗争的压力在医疗医疗事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事情的实质到处是一样的：资产阶级在经济、税收等等方面的政策，不可能为全体人民创设有益于健康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也就是不可能实现卫生事业的预防为主的根本方针。
这一切都说明卫生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的。
资本主义两种剥削形式、特别是后一种剥削形式对工人阶级的摧残、以及导致的工人阶级职业病和精神疾病问题
列宁在分析沙皇俄国的人民群众的状况时，指出资本主义剥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方便的、赚钱的”剥削形式即10-11小时工作制，剥削童工，有害健康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低工资；另一种是“民主的”剥削形式，即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全面、更加清一色、更加广泛、更加自由。这种表现形式就是大大提高劳动强度，工人的职能因而进一步简化，同时劳动的卫生条件也有了改善，工作日也有了缩短，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提高劳动强度或加快劳动速度。失业的增长，工人彼此竞争，有助于这种血汗劳动制度的实行；另一方面，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工人在开头的时候可以得到附加工资。可是几百个工人被解雇了。谁留下来，就要四倍紧张地工作，被沉重的工作搞垮身体。资本家尽工人所有的精力，再把他们赶出工厂。他们只雇用年轻力壮的工人。他们用一切科学办法榨取血汗……”在目前阶段，这一切都表现得特别明显。
垄断资本为了在已经缩短的工作日里从工人身上榨取最大数量的劳动，改组了生产过程，实行压榨血汗的劳动组织制度和工资制度。在垄断资本所制定和实行的劳动组织制度中，包含一系列的科学因素（取消多余的动作，制定最好的工作方法，等等）。但是，这一切完全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实质所支配，实际结果是使劳动过分紧张。垄断组织所规定的时间定额，是不考虑工人的疲倦的。企业主按每秒钟计算工作时间，使工人不能有瞬息的喘息时间。
由于劳动强度的提高，中年以上的工人受到失业的特别大的打击。德国著名学者库钦斯基写道：“美国工人的退职年龄……在20世纪大大降低了。在某些部门一一譬如说，像汽车工业这些部门中，绝大部分的工人最多只能在5年内经得住这种工业中的工作速度。劳动强度的提高，引起了工伤事故的增加。在美国，由于工伤事故而死亡、残废和暂时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人，每年约有200万人，这个数字比美国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损失的人力多得多。在英国，由于工伤和职业病每年要损失2000万左右的人口。
但是，问题决不仅仅在于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增长。法国的进步学者、巴黎大学职业病学教授昂利·德茹艾利写道：应该承认，劳动的条件愈来意成为“主要的发病因素”，即损害工人健康的主要因素。他指出，问题不只在于对不幸事故和典型职业病的研究工作进行得不够充分；事实上是工作条件不是“正常的、符合生理要求的条件”。问题在于有损于工人健康的劳动强度和过高的工作速度。
另一位法国学者、精神病医师勒·吉扬指出，以过高的劳动强度和工作速度为基础的“剥削人和毁灭人的形式，就是一种特别不人道的、更加阴险的、对身体影响更加深刻的形式。它破坏劳动者身上最人性的东西：内在的平衡，自持力，有时还有思想和感情”。它促使精神病惠者大量增加。应该指出，这种危害健康的现象并不反映在死亡率的数字上。佩洛在最近召开的1954年国际人口学会上指出，精神病在美国死亡原因中只占0.3%，而精神病患者却要花費美国医院经费总数的一半左右。由此可见，出现了一种由于新的剥削条件引起的、比较隐蔽的新的病态。由于医学的进步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传染病发病率和死率大大降低了，但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却引起了精种病和所谓变质病的急剧发展，这些疾病并不相应地反映在死亡率的数字上。这却影响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变化。
对资本主义国家卫生动态的分析。
心脏病和血管疾病死亡率的增加
根据官方统计资料来看，每10万个美国居民中死于心脏和血管系统疾病的人在1900年是137.4人，1910年是158.9人，1920年是150.6人，1930年是214.2人，1940年是821.2人，1948年是322.7人，1953年是341.3人，1955年是478人。我们可以看到，心病的死亡率正在不断地提高。在英国，心病的死亡率1940年是341.6人，1950年是382.0人。
首光谈谈这些疾病增加加的原因。
应当指出，心脏和血管系统疾病死亡率的增加，决不是像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所断定那样，仅仅是由于人的衰老所引起的。
当尚未未达到工作年龄的人们的心脏病死亡率，在传染病减少、治疗方法改进等等影响之下显著降低的时候，达到工作年龄的人们的心脏病和血管病死亡率，在与上迹各因素发生相反作用的剥削制度的影响下却越来越增加了。我们从其他国家的资料中也可以看到，心脏和血管系统疾病的死亡率的增长是不决定于年龄构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传染病死亡率的降低或心脏和血管系统疾病死亡率的提高都是在这样的城市里表明得更加明显，在这些城市中医学和卫生的进步较大，同时与医学和卫生的进步发生相反作用的资本主义剥削因素起的作用更加强烈。值得注意的还有，男子患心脏和血管系统疾病的死亡率正在增加。这一点可以从1939年英国男女患这些病症的死亡率动态比较中看出（对1921一1930年的百分比）。
我们可以看出，年龄在45-60岁的男子的死亡率显著地增加了，而妇女的死亡率却减少了（医学的进步！）。
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对于神经有破坏作用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从国际联盟卫生委员会的结论中找到更直接的证明。这个机构调查了美国的卫生状况并做出结论说：“由于机械化，工作速度如此之快，以至到35–40岁的时候，人的身体再也经受不住这种速度了。这就是“人类机器”过早损耗和受到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
资产阶级最大的社会卫生学家勒奈·柔德也证实了这一点。桑德引用了下面的资料。1930年美国每10万名不同年龄的男子的死亡率如下：
为什么杂工的死亡率要高得多？桑德指出：“大家知道得很清楚，繁重的体力劳动要缩短年龄达到40岁的男子的寿命。”显然，繁重的劳动条件是心脏和血管系统疾病死亡率提高的原因之一，是男子患这些疾病的人数较多等等的原因。
工人阶级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增加
近些年来，这方面的状况大大恶化了。为了增加利润，资本家采用的自动化、各种形式的劳动“合理化”和劳动的强化，在这方面起着极大的作用。法国进步学者让·巴比在“经济和政治”杂志上写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断给劳动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带来危害，引起劳动力的普逼衰退。这是由于机器使工人的神经过度紧张造成的。作者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现代各种强化劳动的方法正把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物，这种情况正使工人的身体遭到毁坏。要求工人只有一种脑力活动，——这就是工人的精神始终要高度的集中。在安排自己的各种动作和动作的节奏方面，工人没有丝毫的自由。这一切要由“专家”来指导，这些专家监视他们、把他们的动作拍成照片和电影、加以检选和组织，于是，全权决定采取哪些动作，他们关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防止可能给生产带来损失的每一个动作。不断加快工作速度是机械化和合理化的一个方面。这会引起神经病和精神病。这种神经的过度疲劳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生产事故的次数在增长。
维尔柔伊甫精种病院的主任医师勒·吉扬博士在同一杂志上写道：“节奏在工作上的作用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承认。事实表明：疲劳往往是出现在那些肌肉劳动似乎不多的高速度工作的地方。可是这会使神经受到很大的损伤。勒·吉杨博士指出：“女电话接线生虽然每周不过工作36个小时，可是，也许她们是属于那一类最消耗精力和最受剥削的女职工之列的。许多女接线生的私生活不仅受到神经疲劳的扰乱，而且几乎受到它的破坏，就连年轻的姑娘也是如此。勒·吉杨写道：“非人力所及的节奏速度与其说使身体和双手疲倦不堪，毋宁说使神经系统疲倦不堪。”
从西德的杂志中，我们也可以读到关于这类过程的叙述：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产量之由于采用新机器和机械化、由于利用传送带而不断增加，黑色冶金工业、采矿和加工工业中的工人正在耗尽自己最后的体力，正在失去精神平衡。与生活困难、对明天缺之信心、担心失业等相联系的神经紧张，对干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增加也起着巨大的作用。
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企图这样来说明问题，即技术和大城市，就其性质本身来说，是对人及其健康起破坏作用的。实际上，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资本主义式地使用技术，不在于现代大城市，而在于在其中占优势的剥削制度。我们已經看到，在苏联，技术的日益完善不仅使劳动生产率增长，而且使劳动减轻和使劳动条件不断改善，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城市中正为劳动人民健康状况的提高不断创造条件。
结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看到人民的生活有保障，不担心失业，不担心患病和衰老时的“悲惨日子”，不担心儿童的命运，这些儿童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和属于哪个民族，都有着广大的前途。社会主义经济，国家的社会政策，都是为了保证母亲和儿童的幸，保证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卫生事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卫生事业，资本主义卫生事业所遵循的主要是私商的利益，或者是一时的政治考虑，社会主义的卫生事业则是为了消灭历史上道留下来的疾病，为了预防新的疾病，是为了保障全体人民的劳动能力，身心健康和长寿，而不论其社会地位和所属民族。
这就用事实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原理，即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巨大障碍和威胁，而社会主义却为主要的社会生产——劳动人民——的发展开辟着最广阔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