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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资产阶级已经把毛变成了神像，至于如何立像则是资产阶级内部矛盾的产物，无论行左行右都是企图熄灭阶级斗争，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无论这群资产阶级拉着神像说了多少好话，无产阶级都要善于发现他们沾血的爪牙，并对他们举起刀枪。
2,从左边立神像的人仿佛在“入定”中看到了毛的真身，然后传道给凡夫俗子普通信众们：毛是大菩萨，发动文革是舍身饲虎，可惜人性的丑陋导致文革失败；这种看法看似拥毛，实则反对文革和继续革命、否认人民群众具有改天换地的力量。“阶级力量对比失衡”是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但这是一句谁都会说的正确的废话，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思想和政治战线上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彻底埋葬资本主义。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有一句经典的话，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神像不仅是从右边立起来的，神像也是从左边立起来的（当然右边的神像更多地是名神实魔，左边神像倒是真正的神像），立像的人就是泛左保皇派。对于文革，他们的经典观点就是，文革的失败是群众思想落后，是对领袖深谋远虑的不理解，后面挨了打才幡然醒悟。这时候如果某人说几句毛泽东牛逼，就被视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忘初心了。著名的就是王五十年了，“在六、七十年代，毛主席曾几次当面对我讲，‘王震呀，这样下去，搞不好，会有千百万人人头落地哩！’，那时候，我楞是不信，以为是老人家在吓唬我们。现在，我信了。血淋淋的事实已经向我们证明，政权夺取了，还可能丢失。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五十年。”那我们要问一问了，经验丰富的老革命，在文革中怎么就成了走资派，不仅不革命了反而变成反革命了，甚至差点成为提前发动政变的主要人物，这样比华叶要早的政变觉悟是江青张春桥们恐怕十年也赶不上的。事实上，再来看看王老将军自由化的问题，就一目了然了。1988年10月27日，王震在中南海办公室对几位理论工作者谈话说：“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么厉害，将来我去见毛泽东时，我要对他讲：‘你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懂了！”不理解也好，跟不上也好，都是鬼话，屁股决定脑袋，老将军统治阶级的觉悟丝毫不差。
当权者的牢骚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碾压，左派失利左翼高呼党变修国变色，右派失利右翼愤慨专制独裁。对应左右派，两派的公知们自然要为本派主人摇唇呐喊，
只就左派公知来看，毛泽东在他们口里就不是无产阶级战士而是封建帝王，自己就是世受皇恩的文武百官，而工人群众是不理解老毛战略部署的群氓，文革就是一部宫斗剧，被篡权是因为群众意识落后，而意识落后的解决办法就是发动文革，发动文革后又因为群众意识落后而要被利用…一个空洞无物的死循环，抽掉了阶级斗争。
马列毛主义者认为，存在和意识是相互作用的，归根到底，是存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谈到意识的时候，不可能不从存在身上找答案，不然，空谈意识就是无源之水。首先，就解释不了文革中，同一个工厂里为什么会有造反派和保守派之分，为什么工人阶级取代农民阶级成为了继续革命的主力军，于是不可避免地落到了人性论上去。
我们就以工农差别为例，在资产阶级复辟以前，因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工人阶级的整体收入要比农民阶级好，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工人生活水平要比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生活水平要好，这是自然而然的。社会主义社会工农当家作主，公有制程度越高，生产水平越高，公有制优越性也就是体现在这里。当然工农差别不利于搞社会主义，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资产阶级正是抓住了这点。资产阶级复辟以后，首先是农村，走资派吹上了春风，他们打散农村集体化，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的小农经济能搞起来的原因，不能不说和生产力的发展有关，一方面，生产力发展了，要完成同一份工作，以前需要联合才能做到，现在可能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做到，而一旦发展的生产力应用于小生产，应用于市场经济下的利润挂帅，那么“小生产就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如果坚持前进，继续革命，那么这样小生产的想法随时会被大生产的实际成果所粉碎，因为另一方面来说，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使得现在的联合生产比之前的联合生产取得更大的成果，小生产无法想象的大生产在时刻产出，大生产越厉害，资产阶级越感受到自己的灭亡，他们也就越要反抗。先锋队只能站在群众前头领导群众，正可谓革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实际上，情况完全不象蒲鲁东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硬说由于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满足，所以人们才能创造更高级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然也可以这样说：因为在罗马皇帝时代曾有人在人造的池子里喂养鳗鱼，所以说全体罗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罗马人民连必要的粮食也买不起，而罗马的贵族却并不缺少充当鳗鱼饲料的奴隶。”—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如晴空霹雳一般，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发展起来的。即用什么样的产品，是奢饰品还是大众产品，取决于消费者的社会条件，而这样的社会条件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没有别的，正是阶级斗争。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党内走资派要搞复辟，本无可厚非，屁股决定脑袋，他们“进城当了大官”，成了民主革命后的既得利益者，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随着部长副部长复活了，这里面不乏根正苗红的工人农民，所谓的红一代红二代。另外，进行文化大革命，贫下中农和工人要革命的念头也不是个整体概念，文革的失败，还是阶级力量对比的失衡，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群众基础，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群众基础。
存在和意识中间，屁股和脑袋中间，还有个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工人农民的当家作主，首先废除了雇佣奴隶制，拒绝劳动力作为商品，搞计划经济。在生产上，坚持公有制。专政是物质基础，在政权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就是要搞合作化，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搞合作化就一定要反对三自一包，而三自一包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产物，三自一包所代表的私有制在资产阶级的眼里就是一把金钥匙，在群众中找到复辟的基础（当然私有制归根到底是为少数人服务的）。继续革命就是在党内，搞路线斗争，在党外，就是打消小生产的幻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化资产阶级的群众基础为无产阶级的群众基础。
历史经验值得注意，革命阶级在历史经验中为自己找出路，反革命的阶级也在历史经验里寻找如何阻止自己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