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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马列毛主义者研究历史，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都是不行的，在对这些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表现运用马列毛主义进行分析，并最终归纳到当今的革命中来，才能起到锻炼革命者的作用，不然的话，与资产阶级的历史“专家”其实就没什么不同了。
编者按2、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历史的总结有何不同，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并且将其归纳，利用于现实的革命当中，而不是成为空谈和幻想。
东汉末黄巾起义
首先我们谈一谈爆发黄巾起义——农民阶级斗争的东汉社会基础。
这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官僚统治阶级的腐败政治，二是地方豪强地主的剥削。
一
其实纵观两汉，东汉时期是满朝腐败积弊，而后一直流毒于魏晋南北朝。
汉初至今，三百余载，俗浸彫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曲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髡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雠，税之如豺虎。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疢，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停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竞共辟召，踊跃升腾，超等逾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猾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和气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
——《后汉书·左雄传》
这一方面吏治腐败，从光武帝起，到明帝、章帝、和帝，仅仅四朝一过，实际上于政治而言，就已经步入了封建社会的一个较晚期的时候。它具体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汉选官制度，二是繁重的刑罚和徭役赋税。
东汉的选官制度本身依旧是西汉的察举制，但是在腐败上比西汉要严重的多，基本选官权力把握在地方州郡官员和豪强手里，在灵帝光和元年间，又开始了臭名昭著的卖官鬻爵。以至于：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抱朴子·审举篇》
而如果说在官吏选拔上，尚且还只是士大夫阶层的事情，那么刑罚徭役之残酷则遍布全体劳动阶级之中。
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
——《后汉书·循吏传》。
肉刑、极刑，一直不曾断绝，甚至于在遭受刑罚的大量劳动者之中，还要面对非刑罚本身的残酷迫害，大部分受刑之人实际都是暴毙而终。
在说到税收徭役，东汉的初年，光武帝恢复西汉时的三十税一制度，但因为土地大部分是掌握在豪族手里的，他们才真正是三十税一的受益者。而隐匿土地人口又多是这些地主经常性的操作，最终实际税收都是落在小农小户身上，更何况到了东汉中晚期，税收腐败和杂税之名繁多，农民负担愈加沉重。
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乡吏因公生奸。
——《后汉书·安帝纪》
那么又繁重到了何等地步呢，到了顺帝时，
京师诸官费用增多，诏书发调或至十倍。各言官无见财，皆当出民，搒掠割剥，强令充足。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
——《后汉书·孙穆传》
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谦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
——《后汉书·左雄传》
长吏二千石听百姓谪罚者输赎，号为义钱，托为贫人储，而守令因以聚敛。私赋民钱，市衣以进其父。
——《后汉书·吴佑传》
这一番巧取豪夺之下
死者悲于窀穸，生者戚于朝野。
——《后汉书·刘陶传》
而对于民间农业较大的两个税种，口赋和田赋的增加。桓帝时把七岁开始交的口赋改到了一岁，这样的结果就是迫使农民杀子。
小民困贫，多不养子。
——《后汉书·贾彪传》
而至于田赋，到桓帝延熹八年：
令郡国有田者亩敛税钱
——《后汉书·桓帝纪》
至灵帝时又增加亩敛十钱。
而负担更重的，其实还要说徭役，主要包括力役和兵役两种。
关于力役，主要包括修路、治河、修陵、转漕、修建宫殿等。汉明帝永平时，治理浮沱、石臼河两河，连年无成，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
东汉建立后，取消了地方常备兵，遇到战事，多采用临时调发的形式征集兵源。临时性的征发有时比有规律的征调更繁重。在东汉王朝的中后期，政府一再对少数民族动武，除了耗费数百亿的钱财以外，对人口的消耗也非常大。并且战争一再爆发，军事斗争需要大量的兵员，许多农民被征调当兵。
这就导致实际上大量劳动力，是在国家大兴土木和对外频繁用兵中被消耗掉的。我在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了很多这种数据，这本身也暴露出了东汉的一个特点，在光武帝刚开始建国的时候，说是“还于汉轻法”，可实际上其苛法严厉，地方上又多妥协于豪强，农民之负担难以想象。
更何况，东汉政治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外戚宦官专权严重：
然倾者贵戚椒房之家，数因恩势，干犯吏禁，杀人不死，伤人不论。
——《后汉书，蔡茂传》
在东汉初期，皇权较为巩固，尚能控制整个局面。但是自章帝死后，
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娈，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
——《后汉书·皇后纪》
太后专政，这一特色也是顺利的从西汉延续到了东汉，而东汉皇帝之短命又是颇为著名的，自中期，中晚期直到末年，整个东汉就进入到了太后专政—外戚专权。然后是皇帝年长，为打击外戚集团重用宦官，阉党出现，最后皇帝一死，又是一个循环。
二
而我们又说回来整个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基础是什么？实际就是荆襄—河北的豪强地主阶级，这个是刘秀兄弟当时起兵的根本，而等到东汉建立，他们自然也和刘秀宗亲一起夺得了整个国家和王朝的利益。
这批人对内高压统治，任用儒家奴化百姓，对外大肆进行民族压迫民族掠夺，不论是西北羌族、东北鲜卑扶余、还是西南诸夷，整个东汉都是四处出击，另一方面又伴随大量的少数民族内迁，使整个社会胡汉矛盾是愈演愈烈，而这个问题照样还是流毒到了魏晋南北朝。
所谓豪族是豪强大族的简称，按学界相关研究分三种：贵族地主豪强，官僚地主豪强和高资地主豪强。
贵族地主豪强指的是因功因恩，获得封爵，而保有一系列封建特权来稳固自己的权力的阶层，这之中有功臣集团、外戚集团集团、也有宗室。
官僚地主豪强，指的是那些通过儒家经学闻名的官僚，所谓“耕读传家”，这一阶层也是之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之源流。
高资地主豪强，实际就是因商业投机而发财，进而谋求大地主阶级、进而谋求官僚阶级的那部分人，虽然说东汉是“禁民二业”，就是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一贯的禁止商人做官或购买土地，实际上对于这些大商人来讲是毫无意义的。
而实际上这三类豪强本身并没有严格界限，他们往往是有一阶层的身份，而就有另外二阶层的身份。豪强之间相互勾结，霸占大量土地，而与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等等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阶级而言，他们的生存条件被一再压迫，其出路，要么是依附于豪强，要么就是成为流民。
这个时候，东汉是发展出了不同于前朝的小农经济模式，他们利用自身的封建权力，能更好地隐匿土地和人口，使无地之农民，直接人身依附于豪强地主，这也就是东汉庄园经济，而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农民和已经沦落为流民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
博徒见农夫戴笠持耨，以芸蓼荼，面色骊黑，手足骈胝，肤如桑朴，足如熊蹄，蒲望陇亩，汗出调泥，乃谓曰：子触热耕芸，背上生盐，胫如烧椽，皮如领革，锥不能穿，行步狼跋，蹄戾胫酸。谓子草木，支体屈伸；谓子禽兽，形容似人，何受命之薄，禀性不纯？
——崔骃《博徒论》
流民生活之凄惨，难以忍受，所以他们也就往往选择揭竿而起，聚啸山林，这对于豪强地主的经济与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所以坞堡建筑和豪强私兵成了当时的风尚。东汉后期，阶级矛盾更加紧迫，东汉政府为镇压地方起义，甚至会明令要求豪强私兵出战，农民起义就在两方联合之下不断失败，而地方豪强也借此不断的壮大自身的实力，东汉末年的封建割据也就在这个时候逐步形成了。
好，我们现在简单谈完了这个农民起义的社会基础，再回过去看黄巾起义本身的问题。整个黄巾起义，它实质是归属于东汉末年农民起义的一环，但是主要的一环。
从中平元年开始，整个东汉社会农民起义就没有断过，而黄巾起义在其领导人张角，“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下聚集起来，是具有宗教性质的农民阶级起义斗争。其集团的核心经典是《太平经》，而拨开起义的宗教神秘之表象，黄巾之势大，对于东汉消亡所起到的敲钟作用，实在是整个汉末环境烈火烹油之下的必然产物。
接下来同样可以分段论述。
四
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后汉书》说张角：
其部帅有三十六方，皆著黄巾，同日反叛。
而实际上仅仅五个月之后，早期道教的另外一支，五斗米教也爆发了起义，
秋七月，巴那妖巫张修反，次年二月，黑山贼张牛角等十余辈并起。
《后汉书·朱倘传》又说，
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氏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唯圈、苦丽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
中平三年二月，
江夏兵赵慈反，杀南阳太守泰额，攻没六县。
同年十月，武陵蛮族起义。
中平四年二月，河内起义。同年十月，荆州区星农民起义，周期零陵、贵阳起义，响应区星。
凉州北宫伯玉三辅农民起义，
将数万骑入寇三辅，侵逼园陵。
真是数不胜数，不那么严肃地说，简直就是“勃勃生机，一片万物竞发的境界”。
而黄巾起义失败四五年后，中平五年二月，以郭太为首的白波黄巾军在白波谷起义，豫州汝南葛陂有葛陂黄巾军兴起。六月，马相、赵祗在益州绵竹起义，十月，青、徐黄巾复起，并持续斗争到初平三年，后被曹操所收编。
五
这一系列农民起义之中最主要最根本的当然仍属太平道黄巾军起义，而《太平经》，本身也是以宗教为外壳来书写的农民斗争政治纲领。
当然《太平经》本身，实际上他还是以维护封建皇权、封建道德为主的一部经典。而我们在谈到这里的时候，除了说一句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之外，也应当看到农民在理论上为谋求自身地位和自身阶级未来的政治态度。
《太平经》之太平何谓？本身是现世无法获取，于是只能之于神域，这本身也是早期道教的一个特点，它实质上是将整个地上的大汉朝廷搬到了无穷高远处，而又在经书之中，表达了对这一制度恶劣之处本身的不满。
第一，就是痛恨地主：
此财物乃天、地、中和之财，以共养人也。……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
这个时候的地主阶级和大萧条时期的资本家其实没有什么二样，大量产品集聚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也是宁愿销毁，也不会去救济穷苦人民救济劳动阶级的。
并得天地中和之财，积之乃亿亿万种，珍物金银化万，反封藏逃匿于幽室，令皆腐涂。见人穷困往求，骂署不予；既予不即许，必求取倍增也。而或但一增，或四五乃止。赐予富人，绝去贫子，令使其饥寒而死，不以道理，反就笑之。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百神憎之。
说不尽，道不明的，就是阶级恨、苦痛仇啊！
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内之钱财，木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尸之委输，皆当得衣食于是也。
这又是典型的均平利，土地与财物的均利主义，这一思想从整个封建阶级斗争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的土地革命。
如果硬要像某国说的什么“优秀传统文化”，这些丰富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愿景，关于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才是我们革命者应当持有的“优秀传统文化”。
虽然又显然的像前面说的那样，但这些少数的关于真正符合农民期盼的叙述之外，《太平经》中最多的还是一系列封建礼仪，一系列所谓神鬼道术的内容记载。
我在搜集资料之外，其实也是腾出空看了一看这本书的，实事求是，宗教神秘之内容还是要占到八成以上的。
但，我们更多还是要感受到的是悲哀，而不是认为农民阶级在那个时候本身是愚昧。社会的发展没有到达某种程度，或者说即使有到达某种程度的机会；但是也因为各种偶然与必然之情况的结合，真正的可以引领劳动阶级走向未来的实践、革命与斗争没有贯彻；这是令人悲哀的。
而几千年劳动者之悲惨生活，在1917俄国革命之庶民的胜利后，又经历了数次反复，于我们这时代的革命者来说，经验也不可谓不多，实践也不可谓不丰富了。而同样也还是要和现代之“宗教神秘革命理论”相斗争，那就是各路机会主义，各路修正主义思想，而在这个时候，面对这一系列思想和即信徒而言，我们除了要悲哀，更多的还是要与之战斗。就像愚昧，在过去，并不是农民阶级自身的问题，而在今天我们对于机会主义感到悲哀，则更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了。
六
这里要开始说整个黄巾起义主体的发展过程。
由《太平经》作为经典，张角自称大贤良师，用符水治病、叩头求安的方式来吸引农民参加组织，秘密起义。
《后汉书·皇甫满传》：
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育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
《三国志·张鲁传》：
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
当然我们肯定是知道所谓符水，所谓扣头，肯定是真的治不了病的，但是且不说农民当时生活之困苦到了什么程度。而张角之道术，实质上还是一些药材作为材料涂抹在了符纸上，因此要说对当时的农民来讲，是否真的有治病救人之作用呢？可能还是有的，不过这里也就不多赘述了。
张角除了在冀州，也是派自己八个弟子在全国的其他地方传道。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共三十六方，几十万部众。
各方头领叫做渠帅，大者数万，小者数千。这就是太平道。
中平元年，依据张角：“三月五日内外俱起”的约定，其部下马元义等人，活动于邺城、洛阳，又何禁中宦官勾结，让其作为内应，直待起义最终爆发。
但是在中平元年二月，叛徒唐周将起义的消息出卖给了东汉朝廷。马元义被捕，在洛阳牺牲。一千多信奉太平道的官兵百姓被屠杀。他们又通告冀州政府，搜捕张角等人。
这等情形下，张角决定提前起义，称天公将军，他的两个弟弟分别是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其部众皆头裹黄巾，这也就是黄巾军的名称由来。
黄巾军起义始于关东各州，朝廷委派何进为大将军保卫京师并加强边防。卢植、皇甫嵩、朱儁率官军对抗黄巾主力。
四月，皇甫嵩与朱儁进攻颖川，初期遭遇败绩，后皇甫嵩用火攻反击获胜，导致起义军重大损失。
南阳方面，张曼成牺牲后赵弘继任领袖，虽占领宛城但最终在官军围攻下连连失利，多位首领牺牲，起义军被迫转移并遭受更多损失期间，黄巾军领袖张角去世，十月，皇甫嵩夜袭黄巾军，致数万战士死亡或自尽，大起义失败了。
但最终经过九个月的奋战，黄巾军还是失败了，它也为东汉敲响了丧钟，腐朽的中原王朝又很快开始了它的下一次轮替。
总结
黄巾起义之规模之壮烈，在当时绝对是空前的，而在整个起义过程中所暴露出的农民起义之诸多问题，同样也继续在之后数千年间不断产生，英雄多磨难，人民多艰辛，壮志多难酬啊。
但是遇生活之痛苦而奋起反抗，阶级仇恨之下，如星火燎原蔓延开来，革命不熄，哪个时代不是如此呢？
而现在革命熄灭论、革命渺茫论、革命无功论等甚嚣尘上，不也正之如于从前吗？
可是在前辈、我辈乃至后辈之革命工作中，又哪里会容得下此等龌龊小人之余地呢？虽有黄巾之唐周，近代刘少奇、邓小平之流，但革命又岂会因一人一时之阻挠而全然失败，再无复起之可能；又岂是只依靠黄巾之张角，近代之主席等各路英雄，登台高唱台，姗姗而来。
终究还是群众、终究还是革命者、终究还是诸位同志，我们盼望英雄而痛恨小人，痛恨机会主义、痛恨修正主义、痛恨叛徒，而诸位同志，而更要在这不断的斗争之中，星星之火聚而起燎原之势。
最后做一首打油诗：
《咏黄巾起义》
东汉末年乱如麻，黄巾揭竿起狂澜。
苍天已死道义立，岁在甲子唱雄篇。
农夫铁锄铸英魂，织女梭心织新天。
起义虽败势不朽，光芒照亮后世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