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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如文所述，六四事件的兴起离不开中修复辟以后，在政治经济体制上以及对集体财富的掠夺，应当肯定六四的一定反抗精神，但六四其运动本身的运作以及无序，导致了被自由派利用的局面，这进一步说明了没有革命组织的领导，一腔热血的奋起往往结果是适得其反的。
2. 正如文中所总结的六四事件背景，这次事件是中修复辟的血腥原始积累路上，因为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而激起工人学生的反抗斗争。 但这场斗争被自由派所利用，运动目的被裹挟成为了支持自由资产阶级政治人物，而在随后的惨烈镇压中又由工人学生承担了后果。 马列毛主义者应该从中学习的最深刻教训便是在历史发展关键节点，有无一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决定着革命的成败。 正如导师列宁同志所总结的革命形势与革命运动的关系：“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 而六四事件则是惨痛的教训，革命形势反被革命的敌人所利用宣传自身和加强统治，当下马列毛主义者要牢记这个教训，并加紧建设无产阶级先锋队为将来的革命形势做准备。
六四，这个词的敏感程度对于特色政府来说甚至与文化大革命相比都毫不逊色，每年六四前后，在墙内，特色政府更是会严加管控，其中不限于封禁涉及“相关内容”的一些账号，一些高校更是会警告学生，在这一天禁止一切活动。
当然，特色这般如同惊弓之鸟的操作除了惹得我们捧腹大笑之外，反而还引起了普通群众的好奇。在墙外，则是各种纪念活动，胡耀邦，赵紫阳等被奉为中国民主之父等等，但在这些唇枪舌战中，很多人对这段历史只是有着碎片化的了解，它的起因是什么？在运动期间又发生了什么？
作为马列毛主义者，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六四事件？它对于我们未来的革命又有什么启示？笔者在此想通过几期内容，分享自己的理解，供同志们参考，批评，学习。那么第一期的内容，便是六四的起因，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对于如此声势浩大的运动，只有了解了它背后复杂的起因，我们才能对他的经过以及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通货膨胀
要谈到六四的起因，得从1978年的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谈起，此时，修正主义者邓小平已经正式掌握权力，在这之前，邓小平就通过对于党内曾经造反派的打击和庸俗的个人崇拜宣传，为自己在党内外积累了一定声望，为了彻底否定毛主席的继续革命路线即“十年文革极左错误”，邓小平提出了“民主的社会主义”构想，“民主的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由邓小平为主导所指定的一系列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把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结合起来”。
在邓小平时代的早期，我们一般会在邓小平的”改革“联盟中间区分“鸟笼派”和“市场派”。两派都坚持经济改革，却在各方面存在不小的矛盾。当然，无论是鸟笼派还是市场派，都相信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从苏联借鉴而来的国家中央计划系统。在这种情况下，1979 年，正式的经济改革（实则是对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改造）便开始了。
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这一改造过程不是复辟的过程。==走资派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复辟已完成才有改造的可能，就像毛主席时代花了 7 年的时间，从 1949 的解放到 1956 年才逐步完成了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样，但是政权的性质从 1949 年起就已经完全转变了，而不是到 1956 年才转变。中国党、政、军、企一体的修正主义集团是从那时起就已经实际上把原有的全民所有制的国营资产转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垄断官僚资本，而后他们又花了 20 多年的时间，“摸着石 头过河”，完成了资本主义的改造。
他们首要的举措是消除“极左思维”的农村改革，通过提高农民按规定上缴国库粮食价格、可占有自留地面积、包产到户、去集体化等渐进的一步步措施，最终建立了农村自由市场。私人企业、小商贩、个体户、农村集贸市场随之兴起。其根本目是为“四个现代化”提取农村剩余产品和筹措资金。此方案对于农村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包括农村社会的分化以及贫富差距的加大但由于本期是谈六四起因，故人民公社的解散方面不会过多涉及。
随后是1979 年下半年的城市改革，由政府选择数千家企业作为试点工程，转化为自负盈亏的资本主义自主权经济单位。80 年代初期，占国家财政拨款总数16%的工厂和企业都被推广开来。
然而这一系列的“改革”并不是如课本中所写，改中国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多少繁华反而带来了剧烈的通货膨胀。
1980 年下半年，由于对地方权力的下放和自负盈亏盈利目标的追求，各地、各企业官僚为政绩疯狂投资；财政更多的留在地方而不上交中央使得财政出现巨额赤字；
银行发行货币过多从而货币信用下降，出现全面通货膨胀。1980 年城市商品价格上涨 8.1%，农村上涨 4.4%。这警醒了中央官僚，于是政府采取紧缩政策，大幅度压缩基础建设投资，关闭低效益工厂。这个阶段城市失业率达到了 20%。
到 1984 年，随着工业生产的稳定与农村经济的鼓舞，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等第一批四大沿海特区，媒体对此广发宣传，“深化的改革”得到大幅提倡。毫无疑问的，
到 1985 年，各级政府和企业无节制投资与生产造就的“过热”与通货膨胀再次出现。直到 1986 年下半年，国务院采取更坚决的措施也未能减缓这一趋势。
1988 年 6 月物价上涨指数为 16.5%，7 月份达 19.3%，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特色政府试图通过政府短期内提高大部分商品的价格，解决价格双轨制下的一系列复杂的经济问题。但在8 月19 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报道了价格改革的基本内容，瞬间引起了全国挤兑存款、抢购商品的狂潮。抢购风从消息灵通的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开始，席卷全国各大城市和部分乡村。无论是耐用消费品，还是日用商品，乃至食盐、火柴都在抢购之列，很多商场多年积压的残次商品均被一抢而空，更不要说正常商品。
在光鲜亮丽的经济增长的财报背后，是大萧条下无数因物价疯涨而惶恐不安的人民群众，然而，官僚资产阶级的罪恶和贪婪远远不止于此。
价格双轨制
下面笔者便要讲到那个时代“赫赫有名”的官倒，价格双轨制。
不过在谈及之前，我们需要明确中国的资本与西方个人掌控的私人资本为主导不同，中国是国家官僚集团掌控的国有资本为主导，可以说它在世界历史上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必须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才有可能形成，这一特殊环境便是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从而蜕化变质脱胎而来是把原先全民所有制的资产通过剥夺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转变为统治集团的集团所有制的资产。
1978年邓小平大权在握后，他的八大观点（即：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即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完成，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最终也不复存在。所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对立的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重新成为当时的主要思想，但又因为本土（或者说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消灭，在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的时候，便由党承担起这”重要的使命。(官僚子女下海经商)说白了最开始填补资产阶级空白的，就是特色官僚的子女，比如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子女。
80 年代已经有顺口溜：“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卖彩券， 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
1987 年，邓朴方请示中央，并游说十余位“老人”，在1987 年6 月，总理李鹏批准成立“大康华”，直属国务院，特批免税待遇。注册资金2 亿元，实投1.2亿元。由前石油部副部长、前冶金部长唐克任董事长，前煤炭部长高扬文任副董事长，前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韩伯平任总经理。一年后，“康华”已拥有二级公司58 个，三级公司 113 个，多数从事流通领域经营，倒卖外汇、逃汇、套汇、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几年后的整顿表明，“康华”涉及的劳务案、走私汽车案、套汇案、偷税案存在定性不准、代人受过、证据链不清晰等情况，老百姓对“康华”的议论有与事实偏离的地方。（《1988 年轰动全国的“康华事件”》2004 年5月 24 日合肥晚报）
香港《明报》2015 年2 月2 日报道了一份由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向渥太华对外事务部副部长发出的电文，日期为1989 年 3 月 7 日，题为“中国：高层贪污”，文件性质列为机密。电文写道， 6 有关中共高层贪污的惊人故事比比皆是，当中一个例子，是来自澳洲大使馆的商务部长，据可靠消息透露，赵紫阳一名儿子的公司，曾以低价买入一批进口电视机，卖家必须依照儿子开出的条件，不能拒绝，结果卖家不满这宗交易，并因此赔钱。赵紫阳为了帮他的儿子摆脱这宗贪污丑闻，亲身赶赴广东省，更动用国家公款去为卖家填补差额。
如果说把8964比作一场大火，那物价疯涨就是一大堆一点即燃的干草堆，而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与国有资产牟取暴利的“官倒”与“太子党”，就是浇在那草堆之上的汽油。
胡耀邦与河殇
要谈到六四，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胡耀邦其人，此人在许多自由派和一些知识分子之间声望极高，当然其本人的声望主要体现文革平反和，从表面上来看，胡似乎真是如自由派所说”党内的良心“”最开明的领导人“但是这一切是经不起马列毛主义者细究的，首先从文革平反一事说起，文革结束后，胡耀邦迅速获得到邓小平重用，并且从1977年末开始就着手于平反工作，但我们实际看他平反的人物，包括：陶铸、薄一波，陆定一，和刘少奇的冤案等，我们可以发现在胡耀邦平反的人物中，如薄一波一类大部分都是之后邓小平的政治盟友，对文革的历史有所了解，如刘少奇文革前期所做的如桃园经验，50天专政等，等会发现，胡耀邦的平反实则是为自己与邓小平在政坛稳固而拉拢人心，实则根本不关心其案件背后的事实，其次是放宽民族政策方面，胡耀邦为大批达赖时代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活佛平反，甚至将他们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成为高官享受厚禄。
1959 年叛军司令拉鲁，曾坐过六年牢，然后当过十年农民，平反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妻子是政协常委，儿子是自治区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长；昔日的贵族吉普，曾是噶厦政府的五品官，则成为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这就是胡耀邦的“落实统战政策”。 之后的西藏戒严与 2008 年爆发的动乱，官方都有意无意忽视了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曾经剥削奴役，压迫西藏人民的人，胡耀邦为这些人平反，甚至授予高官厚禄的目的实则就是为稳固自身政治地位，拉帮结派”政治盟友“因为胡耀邦本人被提拔迅速，没有政治靠山，所以需要”统战“这些“盟友”。（当时虽然取消了领导干部终生制，邓小平和其他常委辞去了中央政治局的职务，新常委平均年龄从77 岁降到 63 岁。然而邓小平继续担任军委主席，老人团因为个人私交也非正式地围绕在邓的周围。）
回归正题，在 1986 年产生周期性萎缩时，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了很多自己的主张。包括实行多党制，认为现行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认为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在于私有化。不过当时国际局势上，国际共运陷入低潮，美国，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文论在文化还是其推行的“普世价值”都在舆论等各个方面取得优势，多个国家都经历了民主化浪潮，如韩国的光州运动。在这些文化和国际局势的影响下下，知识分子对西方产生了过度的幻想。
1986 年 12 月初，中国科技大学的 3000 名学生不满当地人大代表选举，在副校长方励之的鼓动和支持下举行游行，引发了“十二月学潮”。学潮随即扩大到上海、武汉、杭州、南京、成都等多个地方，部分城市的学生还冲击了党政机关。
1986 年 12 月 30 日， 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李鹏等谈话，认为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之后胡耀邦致信邓小平，承认错误并辞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胡耀邦的辞职，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这一阶段，在赵紫阳、邓小平的暗示下，与他们存在间接联系的知识分子，逐步制造出后来赫赫有名的“特色社会主义”与初级阶段理论。
1988 年 6 月，《河殇》在中央电视台正式播出。宏大的场面和富有激情的演说，尖锐地批判了中国的落后传统观念。
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的历史，如同黄河一样，扼杀了人的创造力，阻碍了经济社会进步。站在对立面的是蓝色的大海，代表着现代科技、民主与工业文明。
《河殇》多次提到 1919，而对 1949 不屑一顾。除赞扬周恩来、邓小平、赵紫阳的“开放”外，基本不涉及共产革命。中国历史革命的主体，农民，也不过是值得批判的落后与封建意识的载体。
《河殇》的作者们，本意是推进政治民主，但是在《河殇》播出的前前后后都与赵紫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河殇》迅速引起轰动。7 月，老人团的成员，王震，批评其为文化虚无主义，胡启立下令停播。8 月中旬，在赵紫阳的保护下，又要求开展全国播放。赵紫阳还把录像带送给独裁者李光耀作为礼物。直到 9 月召开会议才正式决定停播，但此时《河殇》解说词与录像带早已风靡全国。赵紫阳的做法，与胡耀邦底层逻辑是相同的，在没有政治靠山的情况下，想通过标榜自己“开明”“自由”来拉拢政治力量。《河殇》的作者们一边标榜自己民主，一边与特色官僚沆瀣一气，这表明，他们从刚开始就背弃了民主。
支持《河殇》的知识分子表面上一直打着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们德先生赛先生似的旗号，但实际上两者有着根本的区别。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固然要学习西方先进经验，但是他们还清楚了解西方帝国主义的本质，忧虑西方资本主义可能造成的危害，正是有这种矛盾，许多人才会转向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影片只看到了西方的富强，而没有过多描写西方民主制度的德行，毫无保留地展示了知识分子自命不凡的领袖气息，不如说更适合新权威主义，与真正需要民主、实践民主的普罗大众，毫无关系。
当然这些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过度幻想会在 21 世纪的今天收到苦果——民族主义的反噬。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不过笔者还想强调，《河殇》绝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本原因，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当时的腐败，官倒，物价飞涨无一不告诉着人们，中共早已不是之前那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的确，当时中国政府已经完成复辟，国有资本集团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它是中国资产阶级中的当权集团 这一点也是明显的。因为它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它比“西化派”更有欺骗性，因而要危险得多，它穿着“红 色”的马甲，阉割马列毛主义的精髓，塞给人民口里的就像是经过它腐烂肮脏、 臭气冲天的口腔嚼过的令人恶心的烂肉，使得当年乃至今天人民群众群众的大多数误以为这一威力无比的精神武器就是官方的那一套，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就像纳粹政党之所以要打着社会主义和工人的旗号，就是为了掩盖国内越 演越烈的阶级斗争，防备德国的工人阶级走向共产主义。）没有人告诉这些学生和一些天真的知识分子，这是个假共产党，所以才让“普世价值”，《河殇》这一类有了可乘之机。
运动开始
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突发心脏病逝世，嗅觉敏锐的学生迅速意识到，在真诚悼念之外，正是“批判生者”前所未有的良机。在部分学生主导下，单纯悼念的活动转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等。4 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为了纪念胡耀邦而制做了大型花圈，在同一天有更多群众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上。标志着学运正式开始。
那么这场运动的结果是怎样？为何它以一种残忍而又血腥的方式告终？这场运动中除了广大学生群体，工人群众有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他又对我们未来的革命有何启示？笔者会在后面几期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