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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为转载文章原文见https://madeinchinajournal.com/2024/05/29/the-double-edged-sword-of-modernisation/ .本文很详细地记述了凉山彝族的生存境况，具有一定的政治揭露性，但在分析过程中夹带有大量的非马列毛主义的错误思想，未能从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角度出发去分析问题，进而陷入一种小资产阶级式的调研陷阱，在文中笔者将以编者中按的方式予以说明。
编者按1：所谓的现代化，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对劳动力的市场化，才造成了如今彝族农民工的深重的苦难，这些苦难也同样是中修社会大多数农民工所面临的。因此，彝族农民工同样只有在革命的道路上才能实现解放。
编者按2： 彝族农民工的遭遇说明，中修的改开政策是彻头彻尾的大倒退，旧社会的很多不良现象通过改开又压在了彝族农民身上。只有识破资产阶级的谎言，砸烂资产阶级所强加的枷锁，包括彝族在内的所有民族才能过得解放。
正文
My ideal is barren on the assembly line,
我的理想在流水线上荒芜，
my time is moaning on the sewing machine.
我的时间都在缝纫机上呻吟。
…
The city and I are separated by an insurmountable gully,
我与城市之间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沟壑，
the beauty of the other shore seems only one step away from me.
彼岸的美景似乎离我只有一步之遥。
But when this step fails,
但当这一步失败时，
my dream will fall into the abyss.
我的梦想将坠入深渊。
Uneasy poems set off a thousand waves in my heart,
不安的诗句在我心中掀起千层浪花，
yet I still can hardly blend into the night of the city.
但我还是很难融入城市的夜色。
The lonely shadow lengthens my homesickness.
孤独的影子拉长了我的思乡之情。
—Jike Ayou, ‘The Upset of a Yi Migrant Worker’ (translation by the author)
——吉克·阿尤，《一个彝族农民工的苦恼》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国内劳动力流动，约有3亿人背井离乡到外地就业。劳动力流动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既是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体现，也是社会转型的动力。融入中国主流社会劳动力市场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就是其中之一。这里是凉山彝族的故乡，自称诺苏（ꆈꌠ，诺苏）。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外人几乎无法进入该地区，内部人士也很少冒险外出。到2020年，这里仍是国家认定的贫困地区，绝对贫困现象普遍存在。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凉山经历了极其迅速的社会现代化，当地彝族融入中国劳动力市场是其中的决定性推动力之一。
编者中按：随着改革开放摧毁了中国农村经济体系，大量农民破产，被迫前往城市打工。而本文探讨的彝族正是广大农民破产进入城市成为无产阶级的一个缩影，资本主义复辟严重破坏了农村地区，但这种破坏不是指小资产阶级理想的田园牧歌式的状态，而是指随着包产到户的实行新中国时期的合作社下的农业无产者体系被严重破坏了，而分田单干的结果就是在小生产中不断滋生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进一步地就是随着资本的野蛮生长，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于地理位置等问题难以得到发展，资本主义式畸形城市化背后正是农村地区的百业凋零。
越来越多的彝族人加入了中国农民工的行列，事实上，上面这首诗是由其中一位彝族工人写的，他希望表达他在农民工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深深痛苦（YPL 2015）。如今，大约有 80 万凉山少数民族成员（主要是彝族）选择了迁移（RACLYAP 2024）。这占凉山彝族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且占成年人的大多数。易进入劳动力市场有两个主要驱动力。首先，他们日益融入中国主流社会，增加了他们对现金收入的需求，而现金收入在国内很难获得。其次，凉山彝族人口增长迅速，而耕地几十年来一直稀缺，这使得大多数青壮年必须寻求其他谋生方式。直到2000年代末，彝族才找到了大规模参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机会，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珠三角）的工厂（刘，2016：122）。此后，他们一直在利用并扩大这些机会。
编者中按：劳动力的大量流失是导致农村地区产业衰退的主要原因，而中修治下各大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更离不开对农民工群体的最极端的剥削。试问为什么在繁华的城市中农民工们仍步履维艰，眼看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心中却只剩苦涩？还记得过去农民工看病难、回家难的问题吗？还记得如今依旧屡见不鲜的农民工讨薪问题吗？因为通过对农民工群体的在政策（主要是户籍）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农民工基本无缘享受城市中的各种福利制度，中修正是靠这样的政策实现了对农民工群体的最残酷剥削。
除了人们自身的动机外，国家旨在促进该地区现代化的发展政策也促进了劳动力流动。其中，近期的精准扶贫计划（2013-20）影响最大。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消除全中国的绝对贫困，特别是针对像凉山这样的国家认定的贫困地区以及其中的贫困户（国务院，2016）。凉山州出台了多项措施。有些直接促进劳动力向选定的工业中心迁移，而另一些则间接促进。例如，义务教育的扩大提高了彝族年轻一代的普通话技能，这大大减少了之前阻碍他们进入就业市场的语言障碍（Rehamo 2016，2018；Rehamo和Harrell 2018；Yang 2021）。此外，大规模的移民安置和当地农业结构调整使得传统的自给农业难以继续，迫使当地人到其他地方寻求其他生计。
编者中按：让我们看看中修出台的这些政策吧：定向就业、义务教育，这些政策是为了彝族青年们的发财致富和身心全面发展吗？不是的，政治经济学早告诉过我们，资本主义下的再生产即包括各类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再生产，更重要地是包括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私有制、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然要让大部分的人不掌握生产工具而只能向资本家出售自己的廉价劳动力，让无产阶级永远被剥削压迫下去。很简单的道理，倘若共同富裕是真的、人人都能做资本家，那谁来被剥削呢？这些政策也只是通过一定的教育来培养出优质而廉价的劳动力并使其能够顺畅地流入劳动力市场，进而在资产阶级体系当中被榨干滴滴血汗。这样看来试问这些少数民族兄弟们的遭遇同百多年前的黑人兄弟们又有何异呢？难道我们还要感谢这些“打断你腿，再给你个拐杖”的政策吗？
十年前，珠三角工厂至少有10万彝族人在工厂里担任临时工（刘，2013：203），成为彝族人口流动最重要的目的地。今天仍然如此。为了解决他们在当地劳动力市场中的边缘地位，出现了一种组织工人群体的同族经纪人制度，为彝族移民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获得短期和非正式就业机会的机会，以及一定程度的就业机会。远离凉山家乡的社区和团结（Ma 2018；Ma 和 Haugen 2022）。
尽管与当地雇主的关系有时很紧张，他们担心彝族工人团体在劳资冲突中可能采取集体行动，但在广东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繁荣时期，经常需要彝族人来完成生产订单。然而，彝族农民工仍然面临着就业不稳定、劳务经纪人剥削、普遍偏见等挑战，这些都使他们无法逃离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底部。与汉族农民工相比，彝族不仅遭受农民工身份的耻辱，还承受着对彝族的负面刻板印象。
编者中按：对异族的偏见及同族观念的形成同私有制离不开关系，这点恩格斯在《家庭、国家、私有制的起源》中有详细的描述，这一点笔者不详细赘述，但原文作者却也没有深入探讨而只是摆出事实，正是因为这类问题在私有制条件下是难以消除的。
广东制造业的就业危机
近年来，结构性变化影响了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低技能体力工人的需求正在减少。尽管自封锁结束以来就业有所反弹，但 Covid-19 大流行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趋势。彝族农民工是最先受到就业下降影响的群体之一。 2023年，我在东莞采访的彝族劳务经纪人估计，与疫情前的就业高峰期相比，该市对彝族农民工的需求至少减少了三分之二。
如今，尽管年轻一代的彝族农民工与其他农民工群体相比，在语言技能和教育水平上已基本缩小了差距，但他们仍然是工厂里的一个独特的群体，并且根据广泛流传的刻板印象被视为麻烦制造者。此外，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减少，雇主对劳动力的期望更高。这对彝族工人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在少数与彝族劳务中介长期合作的工厂中，有限的就业机会通常提供给至少受过初中教育的年轻人，这将大多数彝族农民工排除在外。此外，由于劳动力供给过剩，制造业工资增长的长期趋势已经发生逆转。彝族工人容易就业的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现在已降至几年前的水平，在每小时10元至17元之间波动。
尽管雇主更喜欢雇用年轻的彝族女性工人，因为她们被认为更容易管理，但男性工人仍然占多数。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彝族女性开始转向娱乐行业，例如夜总会和按摩院，这些行业的利润要高得多。在这个行业工作的年轻女性的时薪通常是工厂工人的六到十倍。在彝族中，这种趋势常常导致家庭问题，因为对参与这一行业的女性存在强烈的道德批判，而女性创造相对较高收入的能力挑战了传统彝族关系中男性主导的既定机制。
编者中按：无产阶级女性的绝望劳动，社会主义将旧社会失足女性从妓院中拯救出来，而资本主义复辟又将女性们重新推向地狱。而女性所期待的教育平等、就业平等、同工同酬及伴随着职业母亲的相应状况，所造成的花费将干扰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动摇资本主义的根基。因而资本主义必然造成对妇女的压迫，要解决这一问题也非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不可！
随着国家2008年实施《劳动合同法》及其2012年修正案（人社部，2012年；国务院，2008年），劳务经纪体系出现了正规化、专业化的趋势（刘，2016：9, 73；马，2018：83）。这种以彝族“家族”之间的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商业基础逐渐瓦解。招募方式已转向针对整个彝族社区，而不考虑亲属关系。与此同时，彝族劳务经纪人开始承担起雇主的角色，超越了之前“领工”的地位——领工是指经验丰富的农民工，负责引导亲戚和邻居进入劳动力市场（Liu 2016） ）。
如今，大多数工厂更愿意将与工人相关的雇佣、管理和其他职责外包给劳务机构。新的雇主与雇员关系使得劳务经纪人很难像以前那样在与工厂发生冲突时领导工人（马，2018：143）。这样一来，彝族工人的经纪体系就失去了大部分先前的集体行动潜力。相反，它已被纳入全球生产流程外包给分包商的过程中，将责任向下转移，同时将控制权和利润率保持在最高水平。
尽管彝族劳务机构的地位仍然稳固，但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彝族工人越来越能够独立找到工作。对他们来说，社交媒体已成为获取广泛就业信息的有效途径。因此，工人对劳务经纪人的依赖正在减少，导致彝族工人和经纪人之间的权力动态发生转移。对此，当老一辈彝族劳务经纪人感叹自己权威的衰落时，年轻一代已经开始转型为工厂和农民工的服务提供者。
外围到外围的迁移
凉山外出务工人员数量不断增加、老龄化、多样化。随着珠三角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和工资不断减少，彝族工人和劳务经纪人正在其他地方寻找新的机会。一种典型的替代就业形式是大型农场的季节性农业工作。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彝族农民工人口现在从事的是边缘到边缘的迁移，而不是边缘到中心的迁移，这表明边缘化的过程正在加剧。目前，彝族移民在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工业化农场工作，包括河北、内蒙古、甘肃、山西和新疆。
新疆是理解这一趋势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2000年代初期，西北地区农地扩张造成劳动力短缺，凉山彝族农民工大量涌入棉田，成为管地工。 2010年至2015年间，每年约有10万彝族长期务工人员在新疆棉田务工（Luo 2021a：90）。然而，从 2017 年左右开始，由于当地政府认为彝族是麻烦制造者，以及棉花采摘自动化导致对临时工的需求减少，彝族工人的季节性迁移受到严重限制（Luo 2021b）。
编者中按：从这里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彝族农民工的处境，这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各色的候鸟工人又有何异？而机械化这类生产力提高的结果也未能惠及工人阶级，没有带来生活水平的提升。为什么？正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严重限制，生产力的提高只是为统治阶级提供了更加高效地剥削无产阶级的工具。
经过一段时间的缺席，特别是珠三角制造业就业情况恶化之后，彝族工人现在又重新出现在新疆的农场里。今天，它们在三个不同的季节到达：第一组在春天播种；第二组在春天播种；第二组在春天播种。第二次是五月和六月，清除田里的杂草；秋天最后一个收获辣椒、红花和向日葵等农作物的季节。于是，一批批彝族农民工在工头的带领下，根据新疆各地季节性打工的需求，不断地从一个农场搬到另一个农场。
与制造业相比，农业工作是所有农村彝族人都可以从事的工作，这使得许多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彝族农民工找到了工作。其中，中年妇女是最大的群体，其次是老年农民工，他们大多是文盲，几乎不会说普通话。这两个群体都严重依赖农业工作为生，因为他们很少找到其他形式的就业。陪伴他们的还有一些年轻工人，他们跟随家人，带着孩子去上班，或者想逃避工厂的严格纪律。与制造业不同，新疆雇主并不认为大批彝族工人有问题，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在时机成熟时尽快完成大片种植园的工作。因此，新疆的彝族工人通常是聚居在一起，由几个亲戚组成的小团体，在一名或多名彝族劳务经纪人的带领下生活和工作。
编者中按：随着农村地区经济和无产阶级教育的凋零，农村地区在扫盲运动后竟然再次产生了文盲的一代人。而这些人背井离乡后最终还是从事了最苦、最累的农业生产活动，不过与之前更差地是他们从农业小生产者进一步沦为了一种新的农业无产者。
与制造业雇主一样，农场管理者将与工人相关的责任转移给劳务经纪人，并避免直接雇用工人。在新疆，工人独立于劳务经纪人工作也更加困难，因为工作场所相距遥远，而且如果没有劳务经纪人广泛的非正式网络，就业信息几乎无法获取。工人的依赖性、信息差距和缺乏监管的结合为经纪人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增加利润创造了有利条件。根据我在202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彝族劳务经纪人从新疆农场支付的款项中提取了约三分之一作为自己的毛利润，远远超过制造业中常见的10％至20％的份额。
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农业生产相比，新疆气候极端，大多数农田地处偏远、人口密度低，连基本的基础设施都缺乏，工作和生活条件尤其困难。此外，新疆敏感的政治局势影响了彝族工人，因为他们被地方当局视为潜在的麻烦制造者，导致他们受到严格监管，并将他们的工作场所限制在某些次区域，例如新疆的蒙古自治区和特别远离的地方。
因此，新疆的彝族工人生活艰苦，每两三周就要搬一次家，常常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或无人居住的房屋里，没有基本设施。然而，更让工人们失望的是，经纪人承诺的工资——通常在每天300至500元之间——往往被夸大了。即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他们也不能轻易离开。除了工头极力阻止他们离开外，从新疆到凉山4000多公里的路途费用高昂，也让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不如意的条件。作为一种应对策略，他们工作更长时间以获得更多收入，因此，尽管时薪低得多，但他们的每日收入与工厂工人相似。尽管我2023年秋天在新疆采访的大多数工人都对自己的劳动条件表示不满，但大多数人还是在第二年春天返回了新疆。正如他们的工头在电话中告诉我的那样：“我们的钱已经用完了，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一位彝族学者这样总结了新疆农民工的处境：“我们认为流动性是暂时的，但它已经发生了。”成为现实生活中永久的一部分”（Luo 2022）。
编者中按：如果能有选择谁愿意四处漂泊流动呢？在资产阶级的秩序下，无产阶级们自由的一无所有，而对于少数民族来讲，他们所受的压迫更加深重，就连出售自己时也要为了一个好价格而四处奔波。
漂泊与思乡
2023年夏天，我跟随彝族工人从凉山来到东莞，许多焦虑的农民工在工厂里找不到工作，这种情况迫使他们跟随劳务经纪人到内蒙古、河北、新疆等偏远地区寻找工作。从事农业工作。我发现，即使是曾经成功创业的彝族掮客，也被迫参与了这次劳动力迁移，这与全球经济的变化、中国的产业转型以及Covid-19疫情密切相关。这表明，以前相对孤立的凉山彝族社区的融合已经取得了多大进展，因为他们现在直接受到中国和世界最新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幸的是，这种融合并没有带来现代中国社会的平等利益，反而造成了新形式的依赖和边缘化。许多彝族在教育和文化方面不断融入中国主流社会，但并没有得到回报，各种限制阻碍了他们社会流动的前景。
从边缘到边缘的迁徙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彝族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往往明显低于当地农牧民。最后的人往往能够自给自足，可以在城市找到其他工作机会，而彝族农民工则只能从事当地人很少愿意做的最艰苦的农业工作。与其他参与劳动力市场不稳定的少数民族相比，比如居住在彝族农民工工作场所附近的北疆蒙古族牧民，彝族在家乡缺乏可行的谋生手段，这使得他们除了以不利的条件移民之外别无选择。而且，劳务经纪制度阻碍了工人的向上流动，因为组织大量人员从事临时的低技能工作是劳务中介最赚钱的方式。更糟糕的是，掮客提取的盈余通常不会产生投资凉山的资本，而主要用于维持社交网络和娱乐目的，特别是用于彝族社会典型的面子活动。除了一小部分劳务经纪人之外，只有少数成功通过竞争性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彝族大学生在同龄人中被认为是成功的。对于渴望改善生活的农村彝族人来说，其他选择非常有限，而且通常涉及危险或道德耻辱，就像上面提到的娱乐工作者的情况一样。
当彝族逐渐摆脱20世纪80年代彝族先民迁徙到中国城市地区带来的海洛因和艾滋病带来的痛苦深渊时（刘，2010），年轻一代发现他们仍然深陷在对冒险的渴望之间。大都市和思乡之痛（ꉌꂵꁏ）——这是我采访的彝族农民工的共同感受，他们陷入了对祖先的崇敬和现代性的承诺之间。
编者中按：不论是毒品还是艾滋病，他们的根源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如果关注于这些浅表的问题，而不能除去病根，毒品问题解决了，无产阶级们也只是从病态中的被剥削转向了亚健康中的被剥削。只要资产阶级还在专无产阶级的政，那么年轻一代彝族青年自然会遇到各种各样地新的问题。不管是对于彝族青年还是对于我们，我们未来的道路只剩下一条那就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