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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资产阶级的学校最有力的显示了形式主义害死人的悲剧，本该是学生学习知识，掌握技能，创新发展的地方，却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奴化思想的加工厂，其中各个阶级之间的压迫和不平等在校园之中也是一览无余。饱受压迫的学生应当培养反抗的意识，在无产阶级组织的领导下跟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制度斗争，争得自己的解放。
2，资产阶级的教育，并非是为了学生的素质发展，而实际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制造出一批又一批"奴隶"供资产阶级剥削，来源源不断为资产阶级创造出物质财富。这样的教育怎么可能有公平而言，它只会摧残学生的身心健康，使得学生最后落得各种身体和心理上的疾病，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可以将学生们从中解放出来。
最近的西安科大改分事件其实也一点都不新鲜了，有背景的学生在校园中、在考试时受到特殊待遇这样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甚至很多人都深有体会。但大部分日子人也就是忍一忍骂两句就过去了，毕竟大学中的这些特殊操作影响的范围并不广，只有正在和这些“贵族”同学竞争的学生们才会感到深深的不公。
而绝大多数具备强大的自我安慰能力的人还会说：“至少考试本身是公平的”。对于广大的中学生来说那就更不用操心了，即使大学期末考试不公平，考研、考公不公平，那不是还有一杯水端平的高考嘛。从张雪峰在近年的爆红就可以看出这一幻想的广泛存在。对这些还对“现代科举”还抱有很大希望的“儒生”还有他们的家长们来说，特色考试制度的荒谬设计和官僚资产阶级主导的实质只会不断制造更多的丑闻，而这些丑闻也终将把他们卷入其中，让他们不得不从美好的黄粱梦中醒过来。
特色考试制度是全方面的腐烂，从教育科研、测试设计、考试科目的选择以及阅卷都充满着官僚资产阶级的腐败和无能。 他们对当前特色考试制度的设计充分地无视了无产阶级需求，选择性地无视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科学建议，为所欲为地用一刀切的行政命令把他们本就可笑的考试制度戳得千疮百孔。
首先，支撑着考试科学性的就是教研，而特色教研已经完全成了生产论文的黑心工厂，不为改善教育现状，只为完成上级生产指标。以中国青年网提到的这项研究为例，其使用的测量标准是来自于美国婴幼儿成长测量标准，主要关注的指标是婴幼儿的认知水平。那这样的研究有什么问题呢？应用了先进的国际标准，聚焦的也是公认最重要的认知水平，难道不是很好吗？但这一标准实际上是为美国的婴幼儿定制的，测试的内容和美国的环境密切相关，把这一标准照搬到中国，尤其是对中国贫困农村地区的儿童进行测试不是很荒谬吗？特色制度的总设计师不是都说过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吗？在抛弃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如此坚定地“解放思想”，怎么到了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就对着西方的标准如此亦步亦趋，把西方的科研成果奉为圭臬了呢？而认知水平这一标准有什么问题？实际上，这一研究所参考的标准并没有把认知标准作为唯一的测量标准，而是同时关注言语能力、运动能力、社会情绪能力以及适应性能力。而由于赵国极具特色的国情，认知能力是唯一在儿童中被强调的能力。毕竟普通赵国人长大了也只用做干活儿干得好的奴才嘛，发展他们的言语能力、运动能力、社会情绪能力难道是指望着他们去煽动群众、搞抗议罢工、对抗政府吗？所以其他的能力统统不重要，只要让他们读好他们该读的书就够了，要是让这么多民众都全面发展了，官老爷们还管得住他们吗？可见，特色的教研只能跟在西方后面捡洋垃圾，即使不是垃圾也要“取其糟粕，去其精华”来适应特色国情，强其国力，弱其百姓。
此外，这项研究的结果也十分荒谬，既违背科学，也违背常识。在用了上述的错误标准之后这一结果自然不会准确，而“63%的贫困农村儿童认知落后”更是不符合实际。所谓认知落后实际上指的就是智力缺陷，简单来说就是63%贫困农村儿童是笨蛋。这样的结论既打着科学的旗号贬低了农村的贫苦人民，又给了歧视贫困农村人民很好的理由。而它给出的原因是“在西部贫困地区，照养人养育知识水平普遍不高，照养人的养育行为总体情况较差，亲子互动较少”。虽然这一结论是被严重夸大了的，这一解释也的确是造成城乡儿童学习能力相差巨大的主要原因。这也同时嘲讽了考试选拔这一“最公平”的制度：广大受压迫人民不仅缺乏良好的先天培养智力相对落后，而且后天缺乏教育资源学习表现落后，在这样的条件下让他们和那些本就相对天资聪颖的资产阶级后代去做同一张考卷难道公平吗？这好比是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的一条腿打折了，然后让他们和资产阶级在不对等的起跑线上赛跑。虽然终点线是一样的，只看这条终点线好像公平，但是要看看资产阶级在赛前赛后做了什么手脚就可以发现这场“公平的比赛”实际上处处暴露着不公平。 为了藏住特色考试制度的“败絮”，资产阶级不但大力宣扬考试的公平性和科学性，还要高高在上地教育无产阶级：“你们上不了好学校都是你们不努力！”
其次，特色考试制度中测试的设计看似科学公正，是妥妥的权威。不过细数这些权威设计自身长期存在的问题和近年来曝出的丑闻就可以看出设计这些考卷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官僚们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草台班子。许多大学生在做研究的问卷时都知道要对所设计的问卷进行信度测试，来检验问卷中的题目是否具有可靠性，能否准确地反映出受试的真实状况。这种信度测验对考试也同样重要，对于托福、雅思这些国际权威考试来说信度测验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无法从科学上证明其权威。而特色的高考，是从来都不做信度测验的。特色不仅不能做信度测验，也不会公布测验的结果。因为做信度测验就必须要挑选一定数量实验对象去做题，这样才能收集到测试的数据。而对于高考这种利益牵扯极大的考试来说，做一次考前信度测验要面临着极大的泄题风险。而且，即使是霸道如特色官僚，他们也不能把大批的受试全部关起来，好吃好喝供着，直到高考结束。他们是不愿意承担这样的成本的。那么直接用应届高考考生的数据进行信度测验难道不行吗？当然可以，但是特色官僚们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高考试卷的信度相当低。以高考语文的作文为例，高考语文作文为了避免评分上的争议会把绝大多数考生的分数控制在40-50分的区间里，而这就使满分60分的作文失去了区分考生水平的意义了。事实上，特色官僚们也不掩饰他们的目的，高考语文作文本来也就不准备考察考生的思维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或是想象力，现在需要的是八股文风强劲的、辞藻华丽的“新时代”颂歌。毕竟特色需要的不是人才，而是奴才。课程标准里面冠冕堂皇的“立德树人”、“全面发展”是完全可以无视的。
特色考试制度在课程选择上也是出过不少笑话，尽显官僚本色。虽然特色官僚一向是以保守闻名的，但是长期实行的文理分科模式过于死板，禁锢了许多学生的发展自由，连他们都看不下去了。然而在浙江高考实行3+3时却因为对高考物理难度控制不当而导致某中学800多名考生中仅有5人报考物理。其实按照总分进行录取也是相当不合理的，因为各科的分数不是一样“值钱”，这样把不对等的各科分数加起来就好像是要把一定量的人民币、美元和欧元等汇率不一样的货币加在一起计算一样。难道90人民币加80美元大于70人民币加90美元吗？但高考的按总分录取就是这样做的，也的确是这么荒谬。即使之后特色的教育专家们设计出了一套加权赋分的机制也无法解决这样的漏洞。不仅如此，2018年英语一年考两次并实行赋分后就有家长和考生抗议，一时之间在教育界激起了轩然大波。而且由于赋分制时按照考生比例进行排名赋分的，那么同时选考一门科目的全部考生的数量和水平会影响这一门科目的得分难度。于是一些“企业家“就选择花钱雇一大批社会人士参加自己子女选考的科目，并且要求他们故意得低分，降低此科难度，好让自己的子女得高分。当然，只有那些没有权力或人脉的”企业家“才用得着这样大费周折，”人民公仆“的后代早就可以通过保送、自主招生、政策性降分等手段稳进好大学了。官僚们面对这样棘手的状况倒也没有召集专家会议去讨论解决方案，而是选择用他们用得最顺手的行政命令，一刀切，来解决问题。选考物理人数太少？不要紧，那就3+1+2，物理或历史必选！其他科目选的人也太少？没事儿，让高校公布专业招生选考科目要求，把几个科目捆绑起来嘛，不怕这些学生们不选，不选考就不录取！社会人士报考注水？好办，没有学籍的就不让考嘛，反正这些社会考生人少好欺负，把他们禁考也闹不出什么事来。特色制度就是”好“啊，不管学生失去了多少自由，不管选课设计得多不合理都可以一刀切，再科学的设计都不如一纸命令能堵住民众的嘴。
特色考试的阅卷更不用说，和官方所宣传的“公正、公开透明”完全相反，完全是暗箱操作。这的确是为了保密，但掩盖的是阅卷组的犯的错误，是让特色官僚和帮他们办事的阅卷老师高枕无忧必要手段。而学生都只能是小绵羊，只能接受分数，不管制定阅卷标准和阅卷的老师怎样如何不公正、不科学地对待他们那意味着前途的考卷，他们都只能接受。“严格”的高考尚且如此，大学中的考试阅卷更是像西安科大事件中所表现的那样“严谨”，不仅可以阅卷完成后改分，只要能够打点一下阅卷老师，即使考得很差也能得高分是很容易的事情。大学考试，实际上包括研究生考试，阅卷老师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很大程度上依靠其个人判断。特色考试制度的阅卷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一场手术，他们只能在被麻醉之后躺在手术台上，让号称“权威”的老师们决定他们的前途。只是这场“手术”即使失败了，他们也没有人可以控诉。因为特色教育官僚集团不是服务他们的公仆，而是圈养他们的屠夫。
特色的反动学者们总是控诉高考恢复之前普通人是多么没有发展前途，一生都只能默默无闻，也发掘不了人才。可当他们恢复了高考后他们便把教育完全做成了生意，每个学生都要在广阔的教育市场中为了未来的生存争得你死我活。而体现在分数上的也不再是才能，而是资本，教育就这样踏上了“资本路线”：从资本中来，到资本中去。要让学生从把他们商品化了的反动教育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教育，把资本从教育中剔除，让学生能全面发展，让教育能真正服务于无产阶级，为人民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