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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工人阶级的斗争决不能依靠于工人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就是工联主义的萌芽，结果就是只反资本家不反资产阶级国家，组建的工会反而会成为维稳的一项工具。阶级斗争的爆发必然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手段上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工人阶级为了团结起来斗争，必须有秘密的组织进行联系，这种秘密性能最大程度上减少资产阶级的破坏，同时串联最多的工人同时进行斗争。
2.工人阶级的斗争要从自发的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中去，才能彻底打倒资产阶级。这离不开马列毛主义者秘密组织起来的组织，团结工人阶级，壮大其阶级力量，向资产阶级政府发动反击并且能保护好组织，培养顽强的生命力。
今年4月中旬，武汉、威海、上海、宜昌、襄阳、长沙、岳阳、深圳、济南、成都等全国各地的滴滴司机通过微信等社交软件串联，策划在“五一”劳动节发起全国滴滴司机大罢工。因为没有注重组织的秘密性，罢工计划很快败露，不少滴滴司机被处置，其滴滴账号被静默，罢工最终未能成功发动。“五一”大罢工的失败，一方面反映了阶级斗争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充分激烈的程度，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了群众自发组织的局限性，过去十多年内，这样的工人自发组织已经发展到了极限。工人运动如果要有进一步的飞跃，必须要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建立秘密的、广泛的、集中的、坚强的地下组织网络，只要一天这样的组织还没建立起来，革命就一天是空谈。
新经济平台阶级斗争的总体形势
自2012年以来，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加剧，中修政府不得不推行所谓“产业转型升级”，传统的工业企业遭遇了在去产能的政策导向下破产、倒闭的命运，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依托网络技术的新兴产业被扶植起来，网约车、外卖等就业岗位迅速扩充，新经济平台的工人阶级迅速壮大起来。滴滴2022财年财报显示，从2020年到2022年，两年间滴滴司机猛增600万人，增幅接近50%。截至2023年3月31日滴滴国内年活跃司机数量为1900万。
从资本诞生的第一刻开始，它就要剥削无产者，对于新经济平台也是这样。资本家们一边以虚假的高待遇诱骗劳动者们进入这个行业，一边又在事实上不断压低他们的工资待遇。因为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大多数在法律上不是平台的员工，与平台没有签署劳动合同，所以只能任由资产阶级宰割。以外卖行业为例，工资计算制度原来是“基础工资＋计件提成”的模式，在资本的恶性竞争加剧后，则改为计件工资模式，然后再把每单的配送费不断下调。2022年年底，北京配送费从7.5元降至4元，除非更加拼命地送单，否则多数外卖送餐员的收入就要减半。今年4月10日，上海市闵行区颛桥镇的愤怒的饿了么骑手发起了集体罢工，骑手们表示，因为资产阶级散布“某骑手三年收入102万”的谣言，导致很多人涌入外卖骑手行业，但是实际上骑手每天工作18小时才能挣到150元。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统治制度也不断变得严苛——首先，平台实行成本转嫁，各个外卖平台的统一标识的保温箱、帽子、T恤和外套等都要外卖员自己掏腰包；其次是严苛的罚款制度和高昂的罚款金额，罚款的情况至少包括：请假超过规定的休息日，暴雨天不出勤，客户投诉，差评过多，突袭检查中不穿制服、不戴帽子等；第三是严格的时间控制，用户从下单到接餐几十分钟的时间限制里，包括了餐馆接餐做饭和外卖员送餐的全部时间，所以留给外卖员的时间是很少的。外卖骑手大多是20-30岁的男青年，承担着养家糊口的压力，日益下调的配送费和日益严苛的吃人制度把他们逼入绝境，不得不起来反抗。
在资产阶级内部，大资本不断地吞并小资本，使得新经济平台在短短几年内就实现了高度的垄断形势，少数几个平台占据了行业的统治地位。2016年8月1日，滴滴出行和优步宣布合并，滴滴收购了优步中国的品牌、业务、数据等全部资产，并和优步全球相互持股，至此，滴滴拿下中国近九成的网约车市场份额。而在外卖行业，2016年至2017年，大众点评和美团合并，京东和达达合并，饿了么收购百度外卖，外卖配送领域基本形成了美团、饿了么、两大平台的垄断局面。垄断的局面一形成，垄断资本就可以一方面按照高于生产价格的垄断价格出卖商品，另一方面以低于工人劳动力价值的工资雇佣工人。在垄断的背后，滴滴等平台还与警察等资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机关建立了密切合作，一旦有工人斗争的苗头发生，就能立马动用国家机器介入镇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根据中国劳工通讯从各主流媒体搜集到的数据，2018年到2023年间，网约车出租车行业工人发起的工人集体抗议事件共有559起之多，在运输行业的工人斗争中占据最多数。2022年11月16日至18日，深圳、佛山、东莞等多地的上千名“货拉拉”司机发起了为期3天的罢工，罢工运动扩散影响到河南、湖北、福建、浙江等地，引发了“货拉拉”司机全国罢工，最终中修不得不出动警察进行镇压。为有牺牲多壮志，在运动遭到镇压后，司机们并没有停止斗争。11月26日，广东东莞的小拉出行平台下调网约车订单定价，再次引起司机们愤怒，十几个群里近4000名网约车司机又发起了大罢工，引发了一时的网约车司机工运高潮。
因为网约车、外卖行业的高流动性的作业方式，工人们很容易就串联起来，并形成一定的自发组织。 曾经在新经济平台的工人组织中最著名的是由一位名叫陈国江的众包骑手组织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一开始，陈国江自己组建了一个骑手群聊，把群聊二维码制作成纸张贴在他认识的骑手们的餐箱后面，骑手们在城市里流动，每天都有几十个人扫码加陈国江，“外送江湖骑士联盟”就因此发展壮大。2019年9月份，骑手群里有很多骑手反映蜂鸟的单价降低、奖励减少，陈国江计划发起罢工引起平台对该诉求的重视。陈国江本人迅速被封号，并被警察找上门，在看守所里面关了20多天。但是陈国江并没有因此停止斗争。2021年2月17日，陈国江发布了一则揭露饿了么的不合理制度的视频，迅速被各大媒体转载报道，视频播放量超过一亿。汹涌的批评和巨大的舆论压力迫使资本让步，饿了么随后通过官方微博向骑手致歉，并表示将采取行动进行改进。然而一个月之后，2021年3月，陈国江等人被朝阳区公安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抓捕，其经常联络的骑手都被公安传唤问话。陈国江“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的失败，一方面反映了赵国的资产阶级专政本质，赵国政府不过是赵国资本家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反映了迅猛的工人自发斗争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瓶颈，工人自发组织的能力到了极限，限制着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滴滴司机策划“五一”全国罢工失败的始末
今年4月，湖北武汉的滴滴司机因为平台下调运价、提高抽成比例而发起了罢工停运，部分滴滴司机转投其他中小资本运营的网约车平台以威胁滴滴平台。抗议一经发起，很快就在全国滴滴司机中传播开来，并引起了共鸣。据“中共恩施市委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4月12日出台的一份文件曝光，截至4月11日，全国已有上海、宜昌、襄阳、长沙、岳阳、深圳、济南、成都等全国多地的网约车司机都在策划响应武汉滴滴司机的“五一”停运罢工。
滴滴司机们通过微信传播消息，号召司机们团结起来保卫工人阶级的权益。一位襄阳的滴滴司机在滴滴派经理沟通无果后，写道：“天下司机苦滴久矣，我们可以像傻子一样的给它干，但是它不能真拿我没当傻子看！也许这个事件属于蚍蜉撼树，如果蚍蜉够多，大树会不会淹没，会不会不复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事件可能也就这样了，也许也就结束了，但是在我看来这不是结束了，而是一个新的开始。”襄阳司机的话反映了司机们的心声。司机们决定在“五一”劳动节一齐举行罢工，因为劳动节出行人数多，罢工能够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因为司机们的罢工行动是通过微信等国内的公开平台组织的，没有注重组织的秘密性，罢工计划很快引起了中修的注意。 中修立即出台文件要求“密切关注该群体动向，发现有串联聚集上行以及煽动停运等苗头的，及时处置和反馈”。许多参与组织的司机的账号被限制或注销。4月16日，山东威海一位滴滴网约车司机只因在群里讨论了司机停运罢工活动，账号便被平台静默，无法接单。该司机咨询客服，对方表示账号被限制接单的原因是参与组织罢工，并要求司机签署安全承诺。威海市滴滴服务经理称，想要恢复账号，需要解散群聊，并保证不参与停运罢工活动。因为司机们的错误斗争路线，在中修和资本的重重施压下，司机们难以承受，最终“五一”全国大罢工的计划夭折在了摇篮里。
建立秘密性的马列毛主义核心组织——通往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道路
滴滴司机们策划“五一”大罢工，反映了赵国的阶级矛盾越来越激烈了，无产阶级的反抗不断发展，并且自发地探索组织起来的形式。这些对于组织的尝试是过去的新工人自发斗争的延续和深化。工人们的行动不断地警醒着赵国的泛“左”翼泥潭派，使他们明白，赵国的工人斗争不是搞或不搞的问题，而是工人斗争已经如暴风骤雨一般发展起来，并且发展到了这样的瓶颈，如何使工人们组织起来、用什么样的路线来组织工人，才是现在斗争的焦点。
滴滴司机们的罢工失败，再一次宣告了工联主义路线的破产。 列宁同志在《怎么办》中就曾指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因此，“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因为工联主义的这些局限性，工人自发斗争不可能用马列毛主义来正确分析斗争形势和斗争手段，就不能意识到微信也是中修的专政阵地，更不能意识到建立一支“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组织”（《从何着手？》）的必要性。 列宁同志说：“这里需要有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组织，否则，我们不仅支持不了两年多，甚至连两个月也支持不了。”（《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滴滴司机们的工联主义组织不仅没坚持了两个月，连半个月都没坚持了。
当我们用马列毛主义来正面剖析赵国的社会性质时，就能明白赵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微信等国内的交流平台都在中修政府的统治之下，用这些平台来组织反对资产阶级的行动只能是妄想。正如列宁同志所说：
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这种坚强的革命组织按其形式来说也可以称为“密谋”组织，因为法文的“conspiration”（“秘密活动”）一词相当于俄文的“密谋”，而秘密性是这种组织所绝对必需的。对这种组织来说，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条件，其余一切条件（如成员人数、成员的挑选、职能等等），都应当同这一条件相适应。因此，害怕别人责备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建立密谋组织，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这种责备，也象说我们是“民意主义”的那种责备一样，是每个反对“经济主义”的人都应当引以为荣的。（《怎么办？》）
要正确看待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关系，必须要正确看待党群关系。 革命家在党组织内的工作要秘密进行，在公开的群众组织中活动时则使自己群众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暴露自己马列毛主义者的面目。列宁同志说：“我们永远不能使广泛的组织具有高度的秘密性”，所以，必须“把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手里“（《怎么办？》），再“在工人中间成立小组，使它们与社会民主党人中心小组建立经常的秘密联系”（《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些工人小组具有公开性，而革命家组织则是秘密的，后者领导前者把工人运动指引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列宁同志详细地论述道：
这些组织（工人小组）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使群众中本来已很模糊的一种认识完全消失，也就是使他们忘记要为群众运动“服务”，就需要有一些人专门献身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怎么办？》）
赵国的泛“左”翼们对于革命高潮何时来临的问题议论纷纷，他们似乎认为，革命高潮之所以没有来临，是因为阶级矛盾还不够激化，或者赵国工人阶级还不够“觉悟”等等原因。按照这些分析，就必然走上“等待革命”的反动道路，似乎革命是只要等到某天“矛盾足够激化”了就自动爆发出来一般。工人们的工联主义组织一次又一次失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并不是赵国的阶级矛盾不够激化，也不是工人阶级的斗争性不强，而是工人们没有正确的组织路线的引导。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描述道：“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是什么导致四个月之前是革命低谷，而四个月之后就是革命高潮了呢？难道是农村的阶级矛盾发生质变了吗？难道是农民们的“觉悟”发生质变了吗？并不是，唯一发生质变的，就是农民组织起来了。答案只有一个——组织起来，就是通往革命的唯一道路。正如远山同志在《融工问题中的“交朋友路线”》一文中所说：
阶级力量取决于组织程度。组织程度就是制约革命形势发展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后第二主要的条件。当下并不是不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我们完全不缺少先进的生产力，由此而可以确定新的生产关系完全具备破土而出的条件。但是重点是，当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蕴含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因素，而具备这种因素不代表这种因素将会成为现实。第二主要的条件，也就是组织程度制约着社会主义革命。
现在，我们正是应当构建这样的秘密的、有纪律的革命家组织。只有使这样的组织充分强大、能够遍布全国各个工业中心后，再去有组织地做系统的融工工作，去到阶级斗争的中心，去到工厂里，以工人的姿态和工友们打成一片，才能把工人群众成功地组织起来。融工的革命家们平时要关心工友们的生活，通过讨薪、加薪、争取加班费这样的小的斗争同工人群众建立起深厚的战友感情，从而进行广泛的、有效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旦通过这样的系统的融工工作，把全国各地的工人们组织起来了、鼓动起来了，革命就是完全看得见的。关键是正确的路线，正如毛主席所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只有按照马列毛主义的路线，才可能建立坚强的无产阶级组织；而只要这样的坚强的无产阶级组织建立起来了，革命就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