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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资产阶级的走狗们永远写不出触及灵魂的文章，这源于他们阶级所带来的局限性，对于社会他们永远无法提及根本，即生产制度对人所带来的改变，鲁迅所写的文章无不以各种角度去揭示去抨击吃人的社会，而莫言之流只能在他们的狭隘的世界里臆想苦难去折磨自己小说里的人物。
2、在许多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说的塑造中，对于底层的被压迫劳动群众，总是以肮脏的形象、愚昧的形象出现，在他们的口中要么诉说那些上流人士的“美德”要么去诉说自己不同于这种肮脏的“独特”，却从没有对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劳动群众，怎么给劳动群众造成如此悲伤的生活有专门的描述，没有对腐朽的生产关系有专门的描述。所以在他们的描绘中总是有头无尾摸不清所以然，就如他们自己摸不清资本主义关系的腐朽一样，所以就把劳动群众视为一滩无药可救的烂泥，对他们持着偏见的态度，最终受这种偏见的影响也经常能看塑造底层的劳动群众时他们进行的刻意丑化行为。这更是鲁迅和许多现代其它知识分子的区别，鲁迅愿意对着当时腐朽的民国社会挥舞笔杆作为刀枪，但是这些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不会这么做。
《白狗秋千架》是作家莫言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发表的一部短篇小说，由小说改编的电影《暖》，获第十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大奖。小说以倒叙手法， 叙写一个离乡十年的大学教授井河回乡与昔日青梅竹马暖重逢。暖从一个能歌善舞的漂亮女孩暖由于一次意外而从秋千上跌下来变残疾后经历苦难，最后嫁给哑巴，艰辛的农作使她变为粗俗农妇的故事。
这不禁让笔者想到另一部也是写知识分子眼里苦难的乡村女性的作品，即鲁迅的《祝福》。作品叙写一个离开故乡的知识分子“我”在旧历年底回到故乡后寄寓在本家四叔（鲁四老爷）家里准备过“祝福”时，见证了四叔家先前的女仆祥林嫂瘁死的悲剧。
那么这两部主题如此类似的作品，究竟有何异同呢？
首先，两部作品的主角都是城里人，并且在乡村都是局外人。鲁迅作品里的“我”时隔多年回乡过年，乡里的亲戚与乡亲都有极大的变化，鲁镇虽然节日气氛非常火热，但是让“我”受到感染。而莫言作品里的“我”则更清晰地感受到“我”与乡村的隔离，“我”在城里追求时尚花了25元购买的牛仔裤受到乡亲们的鄙夷目光，不得不解释成3元6毛的处理货才能得到理解。
其次，这两部作品的主角都是城市知识分子。而这个标签让两个“我”都在乡村受到尊敬。《祝福》里，祥林嫂因为“我”识字，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而来问我关于人死后灵魂的问题。而《白狗秋千架》里，我在与青梅竹马暖的哑巴丈夫初见时，哑巴丈夫用一系列侮辱性的手势来表现他对于“我”这样陌生人的敌视，但是在暖介绍“我”是一位知识分子后，哑巴丈夫就瞬间笑脸相迎。
这其实在早期的有关乡村作品中也是一种常见现象。即城市知识分子虽然在乡村受到隔离却受到尊敬。这是由于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分工的缘故，乡村主要承担了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并极少供养脱离农业生产或半脱离农业生产的知识分子。而城市里由于汇集了大部分脑力劳动工作的缘故，需要高效的教育机器来批量制造知识分子，这样就顺便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城市知识分子手里了。通过宣传知识本身就是力量的学术本位论调，在各种显性或者隐形知识的作用下确立以城市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最终就造成了不论是村民还是“我”，甚至是读者，都对这种以城市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观点习以为常的结果。然而，解释世界的知识如果不能指导人们的实践就缺乏意义，无论是鲁迅还是莫言笔下的“我”都不能对乡村女性的苦难作出改变，只能从感性上对她们抱有同情。
那么，这两部作品有什么差别呢？背后又反映出两位作者意识形态上怎样的差异呢？
鲁迅作品里的“我”至始至终都是城里人，因此并没有对乡间生活的实感。“我”眼里的乡村，是“祝福”是鞭炮。鲁迅对于乡间的描写也是单薄的，注重于“我”与乡间人们的交往。而莫言作品里的“我”则有部分的乡村生活经历，因此能够描绘一部分的乡间生活感受及乡间景象。如作品里描写“我很清楚暑天里钻进密不透风的高粱地里打叶子的滋味，汗水遍身胸口发闷是不必说了，最苦的还是叶子上的细毛与你汗淋淋的皮肤接触。”等等。
但是莫言作品里着重描写了“我”与暖之间对于乡间生活态度的差异。“我”虽然曾经在乡村而清楚乡村生活的艰辛，但是长期轻松幸福的城市生活已经给我的回忆打上了滤镜，让我开始怀念乡间的山水。而暖眼里的乡间生活则全是苦难，“有什么好想的，这破地方。想这破桥？高粱地里像他妈×的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
劳动塑造了人类，马克思指出，“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而这就是最好的例子，鲁迅作品里的“我”没有对于乡村生活的关注；莫言作品里的“我”虽然曾经在乡村生活，但是在城里定居后反而产生了皈依者效应，比城里人更进一步地歌颂起了自然山水的美好；只有莫言作品里的暖由于长期在乡村的异化劳动，对于自然充满了厌恶。
两篇作品里的女性虽然都是因为意外而陷入的苦难，但是实际上叙述的方式不同，强调的意外也有所不同。鲁迅作品里的祥林嫂虽然是由于丈夫病逝，儿子被狼叼走等意外而陷入的苦难。但是真正让祥林嫂陷入苦难生活的是旧社会表面上温暖的道德与实际上吃人的旧礼教。祥林嫂的苦难是一种必然的偶然。而莫言作品里的暖则是因为坐秋千戳瞎眼这个纯粹的意外。由此在之后离开原本的美好生活，被迫嫁给了哑巴成为农妇。与祥林嫂是依靠劳动来获得美好生活不同的是，暖原本的美好生活是依靠美貌而获得解放军的喜爱。
这两篇作品里苦难的意外不同，幸福的原因不同，背后反映的是两位作者背后不同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里的水泥，它无处不在。鲁迅只是借助祥林嫂这一个孤单的形象来批判吃人的旧社会，因此祥林嫂只是一个遭受旧社会苦难千千万万的一员，对于那些施暴造成祥林嫂苦难的乡亲则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通过祥林嫂这个形象来表现当时启蒙的知识分子们对于苦难的乡村人民的同情。
但是莫言的作品则更多的是类散文式的回忆，强调的是作者的个人感受。在他的作品里，虽然有对于暖的同情，但是那只是对于暖个人的同情，对于在农村遭受苦难的大多数则没有提及。而对于那些施暴于暖造成苦难的乡亲则是一种懦弱的逆来顺受的态度。他极力地描写了哑巴丈夫的残暴，却没有意识到这是长期的底层人民互相倾轧的结果。
因此，如果说鲁迅的作品是一个自命为青天大老爷的知识分子在批判乡村旧社会，替苦难的大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么莫言的作品就只是一个被城市收编的乡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在个人得伤春悲秋。不是说莫言作品里没有苦难，而是说他作品里只能给人以对他个人的感受产生共情，而无法对社会乃至其背后原因展开思考。
这两位作家都在所处时代享有盛名，因此他们在作品里所表达的想法也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想法，而是整个时代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反映，而这种意识形态的不同当然也是不同时代经济基础不同所决定的。鲁迅所处的时代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遇，因此知识分子们主要的目标是批判旧社会，来寄希望于通过启蒙建立一个新社会。
而莫言所处的正是赵修资本主义复辟的初期，资本主义的唯知识论、城市优越于农村的意识形态重新回到了人民大众的头脑里。这些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们虽然对于人民群众的苦难抱有同情，但他们只是感性上的同情，将这些苦难视为纯粹的偶然，不愿直视这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问题，最终在自己的伤春悲秋里打转。
鲁迅时代的问题历史已经给我们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了，只有放弃小资产阶级的散漫习气组建先锋队，放下知识分子的傲气深入群众，始终坚持先进的无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真正的改造世界，将封建主义的旧社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莫言时代的问题，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时代的问题，需要更近一步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系统性问题，组建无产阶级先锋队深入群众，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在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让这些小资产阶级伤春悲秋的苦难不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