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毛派领袖普拉昌达

走近尼泊尔 走近毛派

何润锋

深入虎穴 凤凰记者零距离接触普拉昌达

1996年2月,自称以毛泽东思想为基本政治信仰的毛派尼泊尔共产党,为了推翻尼泊尔的君主制,决定上山闹革命。由此,尼泊尔陷入长达十年的内战。期间,毛派游击队不断发展装大,并占领了尼泊尔70%以上的领土。

2005年2月,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为了防止王权受到颠覆,忽然解散内阁,独拦大权,在事实上废除了尼泊尔君主立宪的多党议会制。国王的政变行为激起了尼泊尔民众的强烈不满。

2006年4月,在毛派尼泊尔共产党,以及尼泊尔其它多个民主党派的策划下,尼泊尔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人民民主运动。贾南德拉被迫下台,并公布还政于民。随后,毛派组织公布停火。包括领袖普拉昌达在内的毛派领导人,陆续走出深山老林,进驻加德满都,与以首相柯伊拉腊为首的政府展开和谈。

2006年11月,尼泊尔政府和毛派签署和平协议,尼泊尔内战宣告结束。毛派游击队和政府军在联合国的监管下,开始不同程度地实行人武分离。

2006年11月27日至12月7日,我和摄像师吴建明在尼泊尔进行了为期11天的拍摄采访。期间,我们主要的采访任务,除了跟踪报导尼泊尔的和平进程和政治重建之外,就是要尽量接近和了解神秘的毛派组织。

可事实上,毛派领导层自内战爆发以来就很少公开露面。尤其是被政府巨额悬赏的领袖普拉昌达,更绝少曝光。尽管已经签署和平协议,但毛派领导层为了安全起见,仍然保持来无影去无踪的行事风格。究竟,他们在尼泊尔虽然拥有广泛的民意支持,但政治仇家众多,更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减少曝光实在是逼不得已。

幸运的是,经过层层的地下接触,和若干次深入虎穴的上门拜访,以及不断展现我们的诚意,并借助我们作为中国记者的非凡身份,在这11天内,我们成功地访问到了包括领袖普拉昌达在内的多位毛派领导人,并获准进入毛派兵营拍摄访问,成为全球第一家揭开毛派神秘面纱的国际媒体。

在整个访问行程中,最成功的一环,就是对普拉昌达的专访。这位传奇人物此前仅接受过一两家媒体的访问,就连<时代>周刊也只能通过书面提问的方式进行间接采访。而在我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攻势下,他最终答应接受我们的专访申请。

但前往采访的过程也是布满曲折和惊险,在此就暂不作赘述。总之,历经三次接头,在一辆神秘吉普的带领下,穿过无数条羊肠小道,我们终于在一栋毛派临时居住的大楼内,在一个简单而略显昏暗的房间内,访问了普拉昌达。

在有关这次尼泊尔采访的专题播出之前,先将访问普拉昌达的文字稿整理出来,希望能让大家对这位自称崇拜毛泽东,改变了尼泊尔历史,并且正影响着尼泊尔局势的神秘人物,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一)普拉昌达:<毛主席语录>改变我一生

记者:普拉昌达先生,这么多年来,您几乎从不接受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的访问,这是为什么?您不喜欢上电视?还是因为您不喜欢记者?

普拉昌达:我喜欢记者,但面对电视媒体,我会感觉很不安闲。当然,我这次会尽量在您的镜头前,让自己放松起来。

记者:谢谢。正因为您一直不怎么曝光,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您就彷佛是一个秘密,一个传奇,或者说,是一个问号。假如由您亲自来描述,您会怎样形容您自己呢?您认为自己是个怎样的人?

普拉昌达:我是一个普通人,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的基本利益着想。在这一意义上,我并不认为我是什么领导,我想我只是个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者。

记者:回顾您的过去,我发现您曾经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一个普通的老师,以及一个普通的政党干部。但后来,您却成为了一个共产党组织的领袖。我感爱好的是,在这期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非凡的事情,影响并改变了您的一生呢?

普拉昌达:我想并没有发生什么非凡的事情。其实,当我还是个高中生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和一些政治党派接触了。由于我出身贫困,我的成长环境和阶级成分,都使我能对共产主义产生某种自发的信仰。这种信仰在我念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后来我就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了下来。

记者:我听说在当年,您的一个老师送了本<毛主席语录>给您,是这样吗?

普拉昌达: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上九年级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给了我一份中国的画报。在画报上,刊登了毛泽东的巨大照片。我很惊奇地意识到,毛泽东是中国如此伟大的领袖。他是中国的解放者,消灭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使中国社会处处布满平等。老师向我介绍了毛泽东,我被毛泽东这个人物和那本杂志深深震撼了。不久,老师送了我一本<毛主席语录>,于是我开始学习语录。在我的青年时代,这本语录可以说是我的精神动力,引导我在追求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记者: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您甚至已经创造了自己的理论,那您现在还坚持信仰毛泽东思想吗?

普拉昌达:尽管毛泽东思想已经不是什么新的理论了,但它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我。我人生中的很多改变,都受到了<毛主席语绿>的启发。虽然为了适应21世纪的时代发展,我们已经发展了毛泽东的理论,但是每当我回忆起毛泽东,他还是如此伟大,对我的激励也依然存在。对于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被压迫性别,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来说,毛泽东的贡献仍然是适用的,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当然,我们不能机械地照搬毛泽东的理论。我想强调的是,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始终是伟大的,那是我们要学习的精髓。但我们不能全盘照搬,时代和环境在变,我们必须适应这一变化。这是我的理解。

记者:您认为在毛泽东思想中,哪一点最有借鉴意义?或者说,哪一点的生命力最强大?

普拉昌达:我想应该是他的很多哲学研究成果,包括他观察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方式。在思考这些事物及其变化方面,毛泽东的洞察力非常强大,我们必须好好理解。

(二)普拉昌达:信仰让我无敌 我不是恐怖分子

记者:我知道您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那就是为什么你一直驻扎在深山老林的原因。

普拉昌达:是的。当我还在农村的时候,我是个高中老师,那时我就被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深深吸引了。我想这一战略思想是客观的,正确的,所以当我们发动战争时,采用了这一战略。但随后,我们发现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发展这一战略,不能完全照搬。所以我们发明了其它新的战略思想。

记者:在山里打游击战的生活怎样?我知道在过去十年,您的敌人一直在搜寻你,捉拿你。这一定很危险,是吧?

普拉昌达:其实在战争时期,这是很普通的事情。我们的对手和敌人一直想追杀我,政府甚至悬赏要我的人头,开价超过500万卢比。他们发布了很多类似的追杀令。那段时期不仅对于我,而且对于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是段艰难的时光。但我们有农村民众的广泛支持,在地理上我们有大山藏身。这些地理因素和民众的支持,使我们得以幸免于难。是的,在那个时候,他们声称要杀我,要我的人头,很刺激。但在农村地区,我们的处境就不那么危险了。

记者:所以你们经常是居无定所?

普拉昌达:是的。我们必须以流动的方式生活,我们不能生活在特定的屋子,驻扎在特定的地区。有时候我们在东部,有时候在西部。有时候在这个村,有时候在那个村,不停地转移。流动就意味着安全。那就是我们的生活。

记者:那你们怎么跟外界联络?又怎样了解外界的变化?

普拉昌达:十年前当我们发动战争的时候,我们的通讯方式非常落后。我们必须写信,然后找人送信,送信还必须步行。但随后在战争后期,我们解放了大片地区,我们有了钱,我们从银行抢钱,条件逐渐得到改善。然后我们有了电话,有了先进的通讯设备,与外界联系就变得方便多了。

记者:如您所说,您当年上山闹革命的时候,几乎是一穷二白。我很好奇,你们是怎样在战争中获胜的?主要靠什么?

普拉昌达:在我们看来,意识型态和政治理念决定一切。假如政治意识是科学的,那么我们就能获胜,这是我们的信念。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尤其是照顾到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被压迫性别,以及偏远地区的被压迫人民。我们意识到他们的需求,我们坚信这些人民,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我们对我们的战略布满信心。因为我们果断支持人民群众。根据毛泽东的教导,我们可以通过战争来学会战争。我们发动战争的时候,只有两支来复枪。其中一支还不怎么好使,只有一支能用。但我们有信心,我们能赢得战争。在战争中,我们了解了什么是战争。我们从敌人手中抢夺武器,我们发展自己的军队,我们逐渐实现自己的目标。你要知道,在我们看来,意识型态和政治理念是决定性的。假如我们对自己的理念有充分的信心,假如我们对人民布满信任,那么我们就所向无敌。这是我们在过去十年战争中得出的经验。

记者:可是恕我直言,国际社会对您可并不怎么友好。他们指责毛派长期从事谋杀等恐怖行动,对此您怎样响应?

普拉昌达:不,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假如我们是恐怖份子,我们就不可能解放80%的农村地区,我们就不可能控制全国的农村地区,我们就不可能在首都以及地方首府击退敌人。但我认为,那些把我们看成恐怖份子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恐怖份子。因为那些超级大国轰炸伊拉克和阿富汗,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没有任何国际权威的许可。所以他们才是恐怖份子,我们是解放者,我们是政治家,我们从不乱杀无辜。我们一直在根据21世纪的情况,发展我们的政治理念。我们认为,有关的和平谈判,政党之间的多元竞争,国家政治架构的重建,以及即将举行的制宪会议选举,都得益于我们的人民战争。没有过去十年的战争,就不可能出现今天这样的政治重建局面。

(三)普拉昌达:对政治重建有信心 愿意担当领导人

记者:不管怎样,您和您的敌人已经签署了和平协议。对于这份协议,您有什么评价?

普拉昌达:这一和平协议是严谨的,这点毫无疑问。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促成了有关政治协议的产生,我们会遵守这一协议的规定。我们认为这一政治经验,不仅对我国人民来说至关重要,对东南亚地区而言也很重要,更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提供了参考。

记者:但是协议在落实的过程中,似乎有些程序被拖延了。迄今为止,您对谈判过程满足吗?

普拉昌达:我们以为,我们能够按照时间表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但很不幸,有些事情被延误了。今天上午我和首相见了面,进行了严厉的会谈,谈到了临时议会,临时宪法和临时政府,我们进行了很严厉的沟通。我们有信心在明天,就临时宪法公布某些事情。然后在一个星期内,商定临时议会和政府的事情。我要求首相保证有关的问题,能够在一周内得到解决。假如我们不能做到这点,我们就无法在明年六月组建制宪会议。假如那样,情况就会变得很糟。所以我们必须严格遵守时间表,包括在六月份完成制宪会议的选举。

记者:看得出,您还是布满信心的。

普拉昌达:我对和谈进程基本上是满足的,但有时会很沮丧,不是完全满足,感觉基本上还行。是的,至今还有一些问题未解决。但是我相信,事情会朝着正面的方向发展。尽管有些外来势力,正试图阻碍和颠覆和平进程,主要是国内的那些旧势力,他们试图摧毁和平进程,阻碍和平进程,以及颠覆和平进程。在世界上也有一些反对力量,不希望看到我们和平,他们也想阻碍我们的和平努力。但我想我们的人民,坚持政治信仰的人民会发挥作用。假如有人胆敢破坏,人民不会放过他们。如有必要,人民会挺身而出。所以我认为,反对派不会得逞。他们会制造些麻烦,但却不能阻碍和平进程。

记者:那您觉得问题的要害在哪里?最大的阻力来自哪里?

普拉昌达:基本上问题出在那些坚持战争思维的人身上,他们分布在政府和王室。联合国已经作了很多的努力,试图克服困难,推行既定的时间表,但却因官僚作风的阻碍,而无法顺利进行。这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那些不希望看到和平的人,不希望进行政治改革的人,他们在尽力拖延政治改革步伐,他们是主要的问题所在。

记者:多年以前,您选择武装革命,是因为您发现和平手段不能实现您的政治抱负。那假如今后议会政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您会再次发动战争吗?

普拉昌达:我认为最重要最严厉的人权,是人民群众的抗争权。假如人民发现他们处境困难,他们就会选择起义,这是正义的。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并不认为类似事件会发生。因为经过十年内战,我们已经提出了新的政治方案,借此我们能和平地进行预期的变革,就像预期的那样。所以我们并不认为,现在我们要再一次进行战争。但假如统治阶级逼迫人民群众起来反抗,那样的反抗是正义的,我们会投入其中。但我还是不认为,这样的情况会再次发生。

记者:那在您的设想中,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全新的尼泊尔呢?

答:假如从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家是非常富有的。我们有着丰富的资源,但由于政府领导不力,我们成了一个贫穷的国家。我们很想尽快改变这一现状。首先在政治层面,我们想重建整个政治框架,由此解放被压迫民族,让被压迫人民当家做主,照顾妇女儿童的权益。从这点上来看,我们将建立一个非凡类型的联邦制政府。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变革,我们将改变中心集权的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已经存在了238年,我们将彻底改变它。在经济层面,我们将建立起自给自足的混合经济制度。我们要发展基础设施。交通,通讯和电力将是我们的发展重点。在我们的五年发展计划中,我们将优先发展这些领域。我相信我们会在10至15年内,完成这些转变。我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比如水电方面,我们就有大量的资源可以利用。我们还有绵延的喜马拉雅山脉,可以藉此发展制药业。由此我们可以用20至25年的时间建成一个繁荣富裕的国家,这是我们的远景目标。当我们改善了通讯交通电力问题,我们就将彻底改变尼泊尔。我们的国家是漂亮的,我们的人民是勤劳的,我们有大量丰富的自然资源,我相信建设的速度会很快。印度和中国的发展很迅速,我想假如我们有健全的政治制度,以及采取科学的发展模式,我们的经济发展可以和中印媲美,这是我的观点和信心。

记者:在您的理论中,您如何解释或者定义民主这个概念呢?

普拉昌达:有关民主,我想我们反对一党专政。我们希望存在政党竞争,我们已经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们不能机械地照搬这些理论。根据21世纪的实际需求,我们必须答应政党竞争,由此我们可以建设一个更有活力的社会。我们的党将在竞争中确立领导地位。假如不能确立领导地位,我们就会失去先进性,就会被其它党派超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必须通过竞争确立我党的领导地位,建立有活力的社会。这有赖于我们科学的理念和科学的计划,有赖于我们的奉献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我们必须通过竞争,来确保我们的先进性,这是我们新的熟悉。

记者:我相信有很多尼泊尔人希望您能出任尼泊尔新的领导人,是吗?对此您是怎样考虑的?

普拉昌达:就我个人来说,我并不是果断要求担任部长之类的职务。正如我所说的,我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假如人民赋予我责任,给我这样的一个任务,我会为了民众利益,承担起这个责任。

记者:这是我第一次到尼泊尔,当我走在街上时,我发现到处都是您的海报。当您看到这些海报的时候,您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普拉昌达:我想我的同志们,在经过十年战争后,希望确立某种权威。我多次跟他们讲,不必贴这么多海报,但他们不同意。他们认为,我们必须有个领导核心,他们想要表达他们的情感,因此他们作了有关的决定,并印制了大量的海报。我感觉我的责任感更为加强,我想我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我必须更为严谨。当然我还是劝我的同志们,不要贴这么多海报,应该尽力去理解我们党的职责,理解我们的政治主张,这比贴海报重要得多。

(四)普拉昌达:想来中国 中国印度应连手遏制美国

记者:作为一个领导人,您一定很忙。那您有时间回老家看看吗?您的家庭生活怎样?

普拉昌达:现在我没那么多时间去联系我的亲戚朋友,没有时间回老家。我曾经有两天时间经过老家,但却无法和父老乡亲一一见面,因为党内要开很多会议,他们没给我多少时间见家人。但无论如何,我还是抽空回家见了我父亲,我们见了10分钟,讨论了一会儿,还拍了照片。我想在临时议会和临时政府完成组建后,我会尽量回一趟老家,也会回到当年发动革命的地方去,去看看当年在我困难的时候,拯救我的那些老乡们,我一定会回去的。我自己的家在尼泊尔的西部,我一个女儿在那儿当区领导,另一个女儿在东部,我儿子和妻子目前和我在加德满都。

记者:您是否希望,有一天能去中国看看呢?您知道,那是毛泽东主席的故乡。

普拉昌达:是的,对此我很期待。我真的很想去中国,去看看中国的发展状况,去看看毛泽东出生的地方,去了解毛泽东对中国的贡献。真的,我很想去。当临时政府完成组建后,我想我会去中国。

记者:您希望中国和尼泊尔之间,建立起一种怎样的关系?

普拉昌达:中尼两国自古以来就有很好的关系,我希望能够将两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以21世纪为新的发展起点。但由于我们正处在印度和中国的中间,我们会平衡与两个国家的关系。尽管我们信仰毛泽东,但在与邻国的关系方面,我们会有所平衡,我们会同时和印度与中国合作。假如不和两者合作,尼泊尔就无从发展,我们会作出平衡。

记者:听说美国一直试图影响和控制贵国政府,进而建立一个军事基地来监控中国,是这样吗?

普拉昌达: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我想美国一直对东南亚人民采取敌视态度,一直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为敌。所以我们认为,不管我们要建立怎样的尼泊尔,美国会一直破坏我们的努力。他们一直支持君主制度,但我们的人民不喜欢美国领导人及其政策。我们希望通过与印度和中国的合作,来反抗美国势力的渗透。

记者:我们也一直在求证,有关美国在尼泊尔兴建军事基地的相关事宜,但一直得不到确切答案。

普拉昌达: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但不管怎样,不论在观念上还是政策上,美国一直试图反对我们的政治重建与和平进程,所以我们的人民一直不喜欢他们。

记者:毛泽东曾经把国际社会划分为三个世界,那您又如何看待当今世界呢?

普拉昌达:在实际操作和策略层面,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是正确的。但就理论上来说,不能做这样的划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是一个应用型概念,而非宏观的理论。现在我认为,我们需要不同的语言,需要用社会主义的语言,作出新的理解。就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而言,美帝国主义是最大的威胁,我们坚持这样认为。美国的政策一直如此,他们自视超级大国,总想征服每一个人,总想侵占每一寸他们想要的土地。所以全世界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反抗霸权,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大国的干涉。假如人类坚持正义的战争,世界的和平,繁荣和平等,就会真正到来。

记者:我知道您很忙,所以想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您对尼泊尔的未来,有怎样的期待?

普拉昌达:我想我已经明确表达了,我们的人民对这次和谈抱有很强烈的希望。任何试图违反人民愿望的力量,一定会被人民击败,这是我的信心。我们将和人民团结在一起,假如有任何人试图阻碍和颠覆和平进程,人民不会答应和纵容这些反动力量。我们一直和人民站在一起,我们相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一定会在这次谈判中取得成功。